李纯清:古代“文人趣味”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学兴趣的历史生成与嬗变研究”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人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认为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以及时尚文化习惯的形成等等,都与“兴趣”密切相关。 那么,什么是“乐趣”呢? 《汉语词典》以“兴趣;目的;利益”为基本义。 其实,就个人的主观特征而言,“品味”是一种心理倾向,是一个人的兴趣和喜好; 就集体的主观特征而言,它是特定时期的普遍精神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讲,“兴趣”融合了理性与感性、观念与情感、认知与经验。
虽然我们早已习惯从思想观念史的视角进入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对“利益史”的视角还比较陌生,但我们更应该探讨文学的发展变化。从“利益”或“利益结构”的角度探讨思想与文学理论的原因及其文化心理内涵,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研究视角。 其实,在具体的文艺作品与抽象的思想观念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深刻的文化层次,那就是“趣味”。
“品味”既是一种普遍的心理体验,也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文化心态。 它植根于人们的生存遭遇,潜在地决定着人们对美丑的感受和评价。 人们的审美观念和文艺思想当然要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而趣味则是意识形态的心理基础。 当然,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会进一步强化其所依据的品味。 趣味与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趣味使意识形态获得感性或心理基础,从而充分发挥其影响力; 意识形态使品味在概念层面获得合法性,从而得到巩固和确认。 没有品味作为基础,意识形态就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被意识形态证实的品味只能表现为自我延续的时尚和习俗。 因此,可以说,品味是有阶级性和历史性的。
“文”:贵族利益的标志性符号
“文”堪称中国古代贵族品味的标志性符号。 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统治文化的知识阶层是贵族阶层,也是政治统治者。 “文”在周代典籍中随处可见,是贵族品味和贵族思想的纽带。 它既包括以等级观念为核心的贵族价值体系,也包括以礼乐为核心的贵族品味体系。 这两个层面相互印证、相互支撑,代表了贵族社会的精神文化和情感结构。 贵族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只有在以“文”为标志的文化符号体系的包裹和修饰下,才显得凝重而柔弱。 孔子盛赞周朝的政治文化:“周朝二代,饱有文学!我是从周朝来的。” 如今,人们常常用“繁文缛节”来评论周朝的文化。 这些都是对“文化”有趣特征的理解。 作为一种话语形式,贵族趣味集中在周代贵族常谈及的“文”上。 “文学”是指一切正式的人造建筑,包括法规、礼仪、知识体系、诗歌、音乐、舞蹈、建筑、绘画、雕塑、器物等,以及贵族在正式场合的一切言论。 这种“文”制度将贵族与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 西周贵族对“文”的重视,为中国古代文化三千多年的历史演进定下了基调,也决定了后世“文人趣味”的基调。
“道”:学者兴趣的标志性符号
“道”可以被视为士人或士大夫利益的标志性象征。 秦汉以后,士大夫阶层在文化上占主导地位。 “士”或“士大夫”的称号指的是一个新的知识阶层,即取代贵族阶层成为文化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承者的一群人。 他们的基本身份是“士”,属于“人”的范畴,即所谓“士、农、工、商”的“四人”。 然而,在诸侯争霸的历史形势下,君主需要大量有才学的人来辅佐。 因此,这些“士”就有了当官的机会,而“大官”则是官员的统称,合起来就是“士大夫”。 尽管他们是“人”,但他们的身份也是“官”。 俗话说“读书之官,农之劳”。 由于他们不具有法定的贵族特权,而且出身于人民,所以即使他们是“官”,他们仍然具有一定的“人民”意识。 秦汉以后,受过教育的平民有机会通过征召或科举进入官僚行列。 于是,已经为官的士人与希望为官的士人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知识阶层,即“文官阶层”。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是士大夫利益结构的基本内涵。他们的自我意识、人格理想、“国主”角色意识和对“道”的终极关怀是士大夫利益结构的基本内涵。根本上是基于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士大夫阶层认为自己对国家、国家、人民、天地自然负有重大责任。士大夫阶层的主体精神和利益结构,西周贵族阶层的话语体系中没有“道”的地位,它是与士大夫阶层相伴的,可以说士大夫的利益结构是以“道”为标志的,因此,士大夫阶级的文艺思想也是围绕着“道”展开的。春秋战国时期。 他们在贵族文化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文化体系。 这是以孔子、孟子、老庄、庄子为代表的百家思想之一。 学习。 “道”作为士人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不仅包含了士人的社会理想和人生追求,更是意识形态的总称; 它还包括学者感受和体验世界的方式,是兴趣的集中。 反映。 可以说,士人阶层的一切精神文化建设都是对他们所推崇的“道”的诠释,而“道”也成为士人阶层文化心态、气质倾向和观念体系的综合呈现。 正因为如此,“文”与“道”的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绵延数千年的基本主题。 “文载道”并不是单纯的文学观念问题,而是士人阶层文化身份的必然产物。
“雅”:文人情趣的标志性符号
“雅”堪称文人品味的标志性象征。 文人是特定历史时期学者衍生的一种新的文化身份。 “文人品味”是从士大夫的品味中产生的。 如上所述,对“道”的推崇和恪守构成了士大夫精神利益的基本维度。 但这个阶层毕竟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引领者。 它有着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绝不局限于狭隘的政治领域。 从汉代开始,随着君权、官僚政治制度的稳定和成熟,以及社会价值体系的确立,士大夫充当“立法者”的社会需求不再那么迫切,君臣关系早已成为既定格局。 之后,士大夫阶层作为君主政体的合作者和主要社会基础的重要性得到了确认,因此这个阶层的精神追求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形成新的精神活动领域。 在这些新的领域中,逐渐形成了等级秩序和评价体系,并最终被这个阶层乃至整个社会所认可。 于是,士大夫阶层获得了新的身份符号——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成为了这个阶层。 “入”的基本条件,就如同贵族阶层精通、遵守礼仪规定的基本条件一样。 士大夫阶层除了“道的承载者”、“社会管理者”、“社会启蒙者”等固有身份外,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身份——“文人”。 所谓“文人”,是指有文学才华的人,即精通诗词、诗词、音乐、棋棋、书画的人。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位作家、艺术家。 “文人”身份和“文学趣味”都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演变、消亡。 正如文人身份的衍生性一样,文人趣味也是士人趣味的衍生性。 当士人阶层认识到自己个人情感的重要性并获得个人趣味表达的合法性时,文人趣味就成为文学艺术的主要心理基础。 文人的品味主要表现在对“雅”的无止境的追求:形式越来越精致,风格越来越细腻含蓄,评价标准越来越专业。 音乐、棋、书、画、诗词、诗词等成为文人的身份象征。 他们沉迷其中,乐在其中。 他们不仅瞧不起平民,也瞧不起有权有势的人。 “文人趣味”是指古代文人阶层的精神宗旨、品味、气质倾向。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文人——这是古代知识阶层身份演变的历史轨迹,也是古代趣味演变的历史轨迹。
“文人趣味”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是中国古代文艺思想、文学理论观念形成和演变的最直接的决定性因素。 “文人趣味”的形成过程很长,从西周时期的贵族趣味,到春秋战国以后的士大夫趣味,并逐渐演变为文人趣味。 “文人趣味”包括贵族趣味和士大夫趣味等诸多因素。 对这一过程的梳理和检验是一项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文人趣味”具有重要的“阶级区分”政治功能,它确认和巩固了古代知识阶层“立法者”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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