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学汉语竟存误区？一误竟长达400年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崭露头角，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伴随着国与国之间交流领域的不断拓宽与深化，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学习汉语的热潮。

在非汉语环境中成长的西方年轻人若想学习汉语，通常会被告知：汉语是世上最难掌握的语言。在我大学时期，我认识了一位瑞典留学生，他对汉语学习的难度进行了对比，将其与英语和日语学习相比较。最终，他感慨地说：“英语学习是带着泪水开始，带着笑容结束；日语学习是带着笑容开始，带着泪水结束；而汉语学习则是从头到尾都伴随着泪水。”

我的思考是：东西方之间的交流自16世纪便拉开了序幕，按照常理推断，一种语言在经过四百多年的相互交流与运用后，对方理应能够掌握其一些基本规律，入门的技巧也应当为众人所熟知并普遍接受。然而，时至今日，汉语在21世纪依然被绝大多数西方人视为“最难学的语言”。这究竟又是为何呢？

通过对新中国书刊在海外的发行与传播长达六十年的深入研究，我有幸阅读了许明龙先生关于黄嘉略的研究论文，从中领悟到：人们常说的汉语学习难度大，或许西方人陷入了某种误解。

误区一：从宗教的角度考察汉语

自16世纪起，以利玛窦为首的众多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涌入我国。他们详尽地传播了中国的社会结构、道德习俗、历史地理以及文化传承等内容至欧洲，其中部分传教士更是撰写了相关著作。因此，进入17世纪，欧洲涌现出第一波“中国热”，汉语随之吸引了欧洲人的广泛兴趣。他们之所以关注这个话题，竟然是出于对汉语这种与西方拼音文字截然不同的语言的好奇，想要探究它是否是亚当子孙在建造巴别塔之前，世界上最初使用的语言。根据《圣经》的记载，人类曾经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为了阻止人类建造巴别塔，上帝有意将这种单一的语言打乱，导致人们无法相互沟通，无法齐心协力完成塔的建造。从此，世界上出现了多种语言。英国学者约翰·韦伯，利用利玛窦所提供的资料，在1699年撰写并发表了《论中华帝国语言作为原始语言的史证可能性》一文，此文引发了欧洲学术界的广泛讨论。这场争论持续了百余年，直至18世纪末，仍未得出明确的结论。从宗教的角度审视中华民族沿用数千年的汉语，却忽略了其产生与演进的内在特质，这显然使他们陷入了宗教的迷思之中。

误区二：把汉字部首当作学汉语的“金钥匙”

三百多年前，欧洲的某些人士注意到了汉字部首的独特性，他们尝试将汉字的部首视作西方语言的字母，并自以为找到了通往汉语世界的“钥匙”。然而，这把所谓的“钥匙”并未能助他们开启学习汉语的大门，反而让后人得以窥见他们创造这把“钥匙”时的初衷。

17世纪初叶，驻华的传教士们敏锐地察觉到了汉字部首的独特之处，遂著文向欧洲的学者们详细阐释。到了1667年，德国的学者米勒（A．Mülle）受此启发，基于他从传教士的著作中汲取的214个汉字部首的学识，大胆地向欧洲学术界宣称，他已觅得解锁汉语阅读的“秘钥”，并将其命名为某种名称。然而，他却一直未曾公开揭示这把“秘钥”究竟为何物。在学界的持续敦促之下，经过七年的等待，他终于再次抛出了《汉语奥秘》一文，并再度宣称，一旦掌握了这把汉语的“钥匙”，欧洲人便能在短短一年内熟练掌握中文与日文。然而，尽管如此，他在文中仅对汉字的五个声调进行了探讨，却并未公开他所揭示的“钥匙”。德国知名学者莱布尼茨曾特地就这把“钥匙”向米勒请教，他特别要求米勒翻译部分中文文献，以便彰显“钥匙”的功效。然而，米勒并未对这位声名显赫的学者给予理会。事实上，米勒意图借此机会获取当局的丰厚报酬。但由于双方条件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他坚持不公开展示自己的“钥匙”，直至生命的终结。

法国人对汉语部首的准确理解，直至19世纪才得以更正。1811年，法国汉学家阿伯尔·雷慕沙提出，这214个部首并非中国人普遍采用的分类方法，实际上还存在其他多种不同的分类体系。《康熙字典》主要依据214个部首编纂，然而，它亦提及了一个包含494个部首的体系……《玉篇》这部字典收录了众多汉字，并将它们归入445个不同的部首之下。……尽管汉语字典种类繁多，但《字汇》、《正字通》与《康熙字典》这三部最为杰出的汉语字典均采用了214个部首，因此，自傅尔蒙时代起，这一部首体系便为欧洲人所熟知。

误区三：生搬硬套的汉语语法

语法构成了语言构建词汇和句子的根本法则，其核心在于通过简化的方式让学习者更快地掌握一门语言。这一点在英语语法、西班牙语语法等领域尤为明显。然而，对于汉语来说，情况却有所不同。在外国人眼中，汉语的语法似乎有规律可循，但其中又充满了诸多例外。例如，在组词造句方面，外国人始终难以理解为何可以说“杯子”、“筷子”，却不能说“碗子”。中国人谦逊地称自己招待客人只是简单的“便饭”，而外国人在赞叹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时，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如此丰盛，简直是大餐一般。”他们不明白，为何在“便饭”前加上一个“大”字，竟能引发众人捧腹大笑。

汉语语法，其形成源自对西方语法体系的直接模仿与生硬套用。这一现象，早在三百年前就已存在，时至今日依然如故，这构成了学习汉语时的一个常见误解。

在法王路易十四时期，黄嘉略这位中国译者与傅尔蒙、弗雷莱两位学者共同编纂《汉语语法》。黄嘉略自身并不熟悉西语的元音、辅音、格、时态等语法要素，他所有的语法知识都源自傅尔蒙和弗雷莱。事实上，许多篇章的撰写工作都是由弗雷莱完成的。恰似两位西方学者手持语法之瓶，要求黄嘉略将汉语资料填充其中，其后果不难预见。

1728年，傅尔蒙完成了《汉语语法》的编写，并迫切希望将其出版。在此过程中，皇家学术总监比尼昂教士以及负责住房、工艺和制造的大臣昂丹公爵均给予了全力支持，他们不仅鼎力相助，还积极筹措了印刷所需的资金。弗雷莱虽然此时对汉语研究已不再感兴趣，但当听闻傅尔蒙编译的《汉语语法》即将出版，便向国王印刷局的巡视员封斯马涅致信，坚决反对仓促推出傅尔蒙的这部汉语作品。他进一步建议，鉴于法国境内无人通晓汉语，应在正式出版前将书稿送往罗马或中国，并请一位精通汉语的传教士对之进行细致的审阅与鉴定。负责人正面临抉择之际，1729年9月2日，傅尔蒙接到了来自中国的传教士马若瑟的来信。信中提到，马若瑟新近编纂了一部汉语语法著作，书名为《汉语札记》，并已委托法国商船将其带回，预计不久后便会送达傅尔蒙手中。比尼昂教士在听闻此事后，认为不妨等到将傅尔蒙的著作与马若瑟的语法书进行对比研究后再行出版。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比尼昂教士提议让傅尔蒙将他的手稿交给自己保管，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马若瑟的手稿抵达巴黎后，傅尔蒙会被怀疑抄袭。在1730年1月1日，马若瑟的手稿连同几包中文书籍一同抵达巴黎之后，傅尔蒙便向比尼昂教士提出，应找人来对这两部手稿进行一番对比鉴定。然而，比尼昂教士自身并不通晓汉语，且难以寻觅到合适人选来接手这一重任，无奈之下只得请傅尔蒙亲自进行比对与评估。显而易见，由本人对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鉴定，其结果令人担忧。两周之后，比尼昂教士采纳了傅尔蒙的观点：马若瑟的著作相较于傅尔蒙的作品，对于欧洲人学习汉语来说并不那么合适。然而，马若瑟的手稿此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后，一些学者将傅尔蒙的著作与1831年首次在马六甲面世的马若瑟的作品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

然而，对于负责出版傅尔蒙汉语语法著作的另一位昂丹公爵来说，他仍旧感到不安，于是他要求傅尔蒙将一篇汉语文献翻译成法语，以此来验证其汉语研究能力。然而，傅尔蒙迟迟未能完成翻译任务，并且找借口，以声称没有汉语字典为理由，表示自己无法进行翻译工作。至于何时能够获得适用的字典，他则表示必须等到自己编纂完成才能实现。昂丹公爵显得极不高兴，他下令傅尔蒙必须在三个月内提交译文，否则将取消所有出版资助。在极度无奈的情况下，傅尔蒙只得求助于一位刚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希望他能审阅他的书稿。这部手稿辗转至在中国居住三十余载、对汉语有着深厚造诣的传教士纪有刚手中。纪有刚以教训的语气写道，傅尔蒙先生未曾踏足中国，无法享受到学习汉语的便利条件。黄先生是他唯一交谈过的中国人，然而他却并未充分利用与黄先生的交谈机会。他理应像学生一样向黄先生学习汉语，学习使用毛笔书写，一笔一划地描绘，一字一句地辨识，此外，他还应研读《三字经》或《千字文》，……若他遵循中国人的学习方式，无需耗费近二十载时光，三四载即可……然而，他非但不遵循由浅入深的路径，反而身兼师者之职，刚从黄先生那里汲取了些许知识，便急于编纂语法……总之，他将终点误作起点……我期望他潜心研读几部中文著作，真正领会之后，再着手其他事务。”

纪有刚的这番坦率之言揭示了两个要点：首先，17、18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在习得汉语的过程中，其方法与我国私塾启蒙孩童的方式如出一辙，并未采用所谓的“汉语语法”；其次，这段话也揭示了西方文化的弊端——自负与傲慢。他们乐于充当导师，却不愿谦逊地成为学生，对于西方文化之外的事物，往往难以摒弃既有的文化偏见，以平等的心态对待。今日审视，不仅18世纪的法国学者傅尔蒙有过此类观点，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现象亦屡见不鲜。

误区四：汉语拼音的缺陷

时至今日，在西方世界，众多学习汉语的辅助书籍依旧存在，这些书籍通篇未曾出现一个汉字，其中所包含的汉语句子均以拼音形式呈现。

谈及汉语拼音，不得不提及黄嘉略在1711年至1716年期间编纂的两部汉语字典，一部是按照汉字部首的顺序编排，另一部则是依照拼音的顺序进行编纂的。

汉字部首检索的字典，黄嘉略在编纂时，以《字汇》为蓝本。该书对《说文解字》等经典中的部首进行了大幅简化，缩减至214个，并且按照笔画数量进行排列，堪称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具书。黄嘉略在《字汇》所载的33179个汉字中，精心挑选出5210个中国人日常高频使用的字。他摒弃了众多生僻及异体字，针对欧洲人学习汉语的特定需求，增补了《字汇》中未收录的内容，并对每个字都进行了详细的注解，以适应欧洲人的理解能力。关于“中”字的解释，内容相当丰富，涵盖了十几个不同的释义，从“中央”和“里面”的基本含义，到引申出的“能”、“可”、“赞同”、“正确”等概念，再到“中国”、“中华”、“中州”、“中旬”等专有名词的详细解释，篇幅超过千字。此外，还补充了众多与地理、历史以及民间风俗相关的专业名词的释义。许明龙先生评价指出，当黄嘉略着手编纂汉语字典之际，全球范围内尚无任何一部采用西文进行释义的汉语字典问世。黄嘉略的这项工作可称之为一大创举，堪称当时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最佳小百科全书。若非继承黄嘉略遗稿的学者傅尔蒙过于自负虚荣，这部著作本可让西方人提前300年对中国有更深的了解。

然而，由于负责处理遗稿的法国学者傅尔蒙对汉字的部首存在误解，他坚信只要掌握了214个基本部首，便能够以各种方式组合出其他汉字。而且，他的品行与能力都存在不足，肆意贬低黄嘉略的贡献，认为黄嘉略在《字汇》一书中省略了大部分汉字，这使得这部书稿此后长期被遗忘在图书馆的角落。

叶宗贤这位传教士利用其用拉丁文注释的《汉字西译》抄本，他在此基础上稍作增补，并附上了法文注释，最终在1813年推出了《汉—法—拉丁字典》。尽管这部字典的装帧精美，开本阔大，且印有汉字，但它的整体水平却无法与100年前黄嘉略的作品相提并论。

黄嘉略曾以拼音为基础编纂检索用字典。在他之前，众多西方传教士已编制过类似的汉语学习辅助书籍。例如，西班牙奥斯定会士拉达斯（1533—1592）于1575年所著的《华语韵编》，这是一部将西班牙语与闽南话词汇进行对照的书籍，学术界普遍称之为“汉语拼音的西班牙方案”。1605年，利玛窦参与编纂了《西字奇迹》，这部作品是一部词汇汇编。此外，他还与他人共同编撰了《葡汉词典》，该词典被称为“葡萄牙方案”。其中，金尼阁教士所著的《西儒耳目资》尤为知名，他在1626年首次提出了以拼音检索汉字以及以汉字检索拼音的方法，并首次精确地运用拉丁字母拼音记录了汉字的发音。他在我国结识了韩云、王征等学者，得益于他们的协助，他依托利玛窦等传教士所编撰的汉语注音《西字奇迹》，成功编撰出了我国首部拉丁化拼音字汇。然而，这部著作对于我国人民学习拉丁语颇有裨益，但对欧洲人学习汉语的助力却有限，因此被后世称为“拉丁语方案”。

许明龙先生对比了黄嘉略遗稿中的汉语拼音与之前提到的三种拼音方案，发现黄嘉略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继承，并有所创新。他以394个汉字来代表汉语音节，这一做法虽然现在看来略显随意，但无疑是一个显著的进步。今日汉语拼音的“SH”音节，与葡萄牙语的“X”声母相异，亦非利玛窦所用的“SC”组合，黄嘉略将其记作“CH”。至于汉语拼音中的“T”，无论是利玛窦还是黄嘉略，均采用“Tt”的写法，这与现行的汉语拼音已极为相似。他依照拉丁字母的排列顺序对汉字进行整理，同时，在解释过程中，尽可能融入了我国的历史、地理、科举制度、礼仪规范以及儒家学说等丰富内容，这一做法完全是立足于欧洲人的视角，旨在帮助他们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汉语。这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编制的汉语拼音系统。

进入19世纪，国人亦开始认同西方的汉语拼音化理念。然而，促使古老汉语快速向拼音化方向迈进的动力，并非汉语自身的问题，而是源于我国在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侵略下，屡遭重创。在这困境中，整个中国社会迷失了复兴强国的道路，进而将怨气发泄到自身文化、科举教育，最终指向了汉语本身。例如，在1929年，钱玄同在其撰写的《注音字母和现代国音》一文中指出，1894年，我国在与日本的战争中遭受了惨败。这场失败使得国内的明智之士意识到，若要使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立足，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和推广教育。然而，谈及教育普及，便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汉字的书写和识读都相当困难。为解决此难题，不得不另创一套拼音文字……随后，“推广简化文字以促进教育普及的运动”愈发兴盛……被誉为“思想界流星”的谭嗣同率先倡议废弃汉字，改用拼音。众多人士纷纷响应，竞相创造简单易学的“切音新字”，从而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亦即汉语拼音运动，便如此热烈地展开了。据相关数据统计，在清末的最后十年里，已知的拼音方案种类竟达27种之多。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于1958年正式确立，汉语拼音被正式认定为中文的辅助工具之一。

观察汉语拼音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最初是由西方人士基于自身视角对汉语进行探索，先是采用了西班牙语拼音方案，随后又转向葡萄牙语方案，最终形成了拉丁语方案。这一过程最终甚至使得中国人在学习汉字时，不知不觉中倾向于站在西方语言的一边。

采用26个字母来拼读汉字，旨在便于学习汉字，然而在实际情况中，并未达到当初积极推广汉语拼音化的预期目标。汉语拼音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汉语中存在众多读音相同但意义不同的字和词，尽管有四种声调的不同，但对于缺乏汉语文化背景的西方人来说，这些差异不易辨别，即便是中国人自己，也常常难以准确读出。此外，汉语拼音化的趋势使得现今西方人学习汉语时普遍采用拼音教学法，尽管这种方法便于初学者入门，却与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核心特性渐行渐远。例如，网络上广泛流传的西方人学习汉语的趣事，诸如将“先生”误读为“丝烟生”，将“下楼”误读为“下流”等，这些现象都揭示了拼音教学法在汉语学习中的不足之处。作者发现，近期西方出版的汉语学习书籍中，竟有部分完全不含汉字，这实属令人费解。那些装帧简洁、便于携带的“口袋书”，宣称能“快速掌握汉语”、“一个月内学会汉语”，实则只是将日常用语配上拼音。由此可见，拼音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颇大，但其弊端亦不容忽视。

在汉语拼音尚未被创造出来的时候，西方传教士抵达我国，他们向中国人民学习汉语，经过数年的努力，最终多数人掌握了中文写作的技能。据张西平教授的研究表明，在明清时期，由传教士撰写的汉文著作数量达到了229部。众所周知，利玛窦在明崇祯元年（1628年）便刻印了《天学初函》，其中汇集了他的《交友论》、《天学实义》、《二十五言》、《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十部中文著作。除此之外，还有诸如罗明坚、郭居静、劳若望、龙华民、庞迪我、费奇规、高一志、阳玛诺、金尼阁、毕方济、艾儒略、曾德昭、汤若望、费乐德、罗雅谷、瞿西满、卫匡国、鲁日满、南怀仁等众多知名传教士，他们也都纷纷著书立说。这些著作的撰写与印刷多集中于明清时期，时间上大致在19世纪之前，显而易见，这些传教士并非通过学习拼音来掌握汉语，便达到了如此高的水平。

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角度审视西方人学习汉语的历史，四百年来充满了诸多误解。自17世纪起，以众多象形文字为显著特征的汉语，起初被西方基督徒视为人类语言发展的原始阶段，这一误解持续了整整一百年；随后，他们将汉语的部首视为西方字母的对应物，将其视为学习汉语的关键，并视其为获取财富的手段，这一看法又延续了百年；尽管汉语语法得以出版，却依旧沿袭了西方语法的模式，虽外观华丽却实用性不足，无法充分体现汉语的独特性；而汉语拼音化的推行则完全摒弃了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文化内涵。

汉语，被误解了太久，是该走出误区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