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闹笑话！竟把坏人当成人才，实在荒谬至极

尽管对人物进行评价、对干部进行甄别并非轻而易举，然而一些贪污腐败的高级官员被查处，仍旧令人感到十分不解：有些人长期违反纪律和法律法规，从未停止，却为何能年年顺利通过审查，带着病痛被提拔，一路畅通无阻，直至飞黄腾达。这无疑是对识别能力和判断力的极大讽刺。

识人用才，实属不易。人性多变，有时连自己都难以察觉其变化，更别提他人能否洞悉。顾炎武在谈论如何选拔大臣时曾感叹：“杜黄裳，元和年间声名显赫的宰相，却因财富丰厚而遭人诟病；卢怀慎，开元时期的平庸之臣，却因清贫而受到赞誉。”人们常说杜黄裳是唐朝的杰出宰相，直到他去世后才意识到他实际上是个大贪官；而卢怀慎虽然官职不高，却以清贫廉洁而备受尊敬。关于这里的人物与事件，我们选择保持沉默。然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对于人性的多元与复杂性，我们不应过于自负。

另一方面，更应引起关注的是，如果“带病提拔”只是个别情况，尚可理解；然而，在我们查处的大案要案中，“带病提拔”的人数却颇为可观，这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现象：那些在获得提拔和重用时已有违纪违法的过往案件，或者仍在持续进行违法犯罪的，都是如此。经验表明，此类问题反复出现，绝非偶然，很可能已经存在严重的隐患，我们必须寻求彻底的治疗方法。

选拔任用干部必然要进行审查，这一点显而易见。经过多次修订的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对审查步骤进行了更加科学和全面的规范，只要严格依照流程和标准进行操作，一般不会出现重大疏漏或错误。

问题出在哪里？

首先，结论先行，考察过程常流于形式。对于干部的选拔，理应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尤其是主要领导需提出候选人名单。为了防止个人专断，相关条例对提名流程设定了严格的制度规范。然而，在一些地区和单位，考察工作常常被误解为，仅仅是为了实现主要领导对干部的任用意图，或者是为了验证主要领导在识人用人方面的正确性。正如大家所目睹的，某些地区和机构在考察过程中，流程草率得几乎如同儿戏。有些人上午抵达，下午便已离去。更有甚者，他们会直言不讳地询问：“你如何看待这位同志的优点？”该召开的会议已召开，该寻找的人已找到，该走的流程也已走过。这一切似乎仅仅停留在“召开”、“寻找”、“走过”的层面，至于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就难以一概而论了。数年之后或数月之期，部分官员因事败露，回顾往昔的考核文件，涉事者无不感到羞愧难当。

其次，顾虑重重，常常言不由衷。考察过程不够严谨，态度不端正，这影响了干部和群众的心态。应当说，最熟悉情况的人，往往是那些与被考察者日夜为伴的同事。他们为何不愿、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呢？这恐怕是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反映的问题得不到重视，甚至被当事人得知，那岂不是自找麻烦。实际上，在那些已被惩处的贪官行列中，部分人的违法行为早已暴露无遗，在当地饱受诟病，恶评如潮，但仍然频繁获得晋升和重用。将恶行昭著者误认为是人才，此类现象频繁出现，对党的声誉和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行走自有其轨迹，行事自有其痕迹。每个人所走的道路，所从事的事业，旁人都能心知肚明。即便是最为精明的人，偶尔也会看错方向；即便是最为完善的制度，也难免存在瑕疵。然而，频繁出现的“带病提拔”现象，却暴露了选拔任用人才中的重大问题，揭示了干部人事制度中的明显不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多个角度入手，综合施策。例如，务必从制度层面消除将“一把手”的选拔任用视为个人专属领地的误解，摒弃将“一把手”的决策视为正确集中的观念。若不消除这些潜在问题，带病提拔的现象将难以避免。例如，应实施更具操作性的问责机制，将“带病提拔”持续纳入问题清单之中，如此才能真正使考察成为实质性的过程，而非仅仅是一种形式或口号。评判其好坏，辨识其真假：不仅要关注其长处，更需审视其短处；不仅要看重其成就，还需剔除其弊端。切莫再上演“将恶人误作贤才”的荒唐剧。（米博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