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幸福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竟有点吓人
幸福是什么,这是宏大的哲学命题,这也是对生活的追问,然而当我们尝试回答时,却陷入了语言与思考的困境 。
在《寺山修司幸福论》这本书中,日本作家兼导演寺山修司提出观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失去的并非“幸福”,而是“幸福论” 。他凭借寺山式的想象力以及哲学思考,解开了加诸于幸福一词上的枷锁 。他这样说道 ,“我多么期望,当我提及幸福时,语言能够如同小鸟一般,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宇宙,自由自在地翱翔 。或者,至少也能像火车的汽笛声那样,包含着鼓励与眷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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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 寺山修司
摘编 | 青青子
《寺山修司幸福论》,作者是寺山修司,译者为杨玲,由浦睿文化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于2021年2月出版 。
01
令幸福贬值的,不是幸福本身,
而是轻蔑幸福的我们
开口说出幸福这两个字,总会让人感到脸红,原因在于人们一般认为那是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才会使用的词汇,在踏上真正的人生道路之后,就不应该再提及这两个字了 。然而,托马斯·曼的名句“轻蔑政治之人只能拥有被轻蔑的政治”同样适用于幸福 。致使幸福不断贬值的并非幸福自身,而是轻视幸福这两个字的我们自己 。
少年时期的我们常常吟诵卡尔·布瑟的诗句:
人说山的那边遥远的空中有幸福栖息
如今这首诗变成了三游亭歌奴表演的单口相声段子,歌奴通过模仿有家乡口音且口吃的学生,不断重复“山的、的、的、洞、洞……”来赢得观众笑声。然而这种笑声并非源自对卡尔·布瑟所描述的“灵魂想要逃往世界那边”的伤感幸福观的批判,而是在对幸福观本身进行更具自虐性否定的过程中产生的 。它是疲于生存的小市民们对自己少年时期理想的嘲讽,是一种认为“反正无论去到何处都不会有幸福这种东西”的念头 ,这是多么悲惨啊 ,即便如此 ,他们仍热衷于追求名利 ,希望靠继承遗产或彩票中奖发大财 ,而这与“幸福”二字并无关联 。
年少时期那种被卡尔·布瑟的诗、黑色发丝以及美好回忆所装点的不谙世事的感性已经不复存在,“山的那边”成了人们想要逃离时代封锁的导游图,然而,就连这一丝寻找自身幸福论的线索也在大众的笑声中消失不见了,掉进“山洞”里的到底是谁呢,难道不正是迷失了远方之山的普罗大众吗?
我们身处这个时代,失去的并非“幸福”,而是“幸福论” 。要使幸福本身发挥作用,幸福论就必须存在 。然而当下,在书店角落里蒙尘的,只有阿兰和希尔蒂那毫无用处的幸福论 。
两年前,我和荻元晴彦一起制作了一档电视纪实类节目《你……》,荻元晴彦来自TBS电视台,我们走到人群中,突然把麦克风伸到人们面前,询问他们:“对你来说,幸福是什么?”多数人的回答是“午睡”,或者“看电视”,又或者“饱餐一顿美食”。那一张张面孔在电视屏幕的灰色光影里忽然出现,又迅速消失,估计荧幕外的观众们只会认为这是在做伪证。哪里出问题了——然而,若要说有能取而代之的回答,观众们也只能沉默了。
贫穷并非幸福。“午睡”不应被轻视。“饱餐一顿美食”也不应被轻蔑。然而,若要将这些日常的小满足视作幸福,那就需要想象力的助力。这种想象力与传统的幸福论不同。传统的幸福论只为体验赋予意义且始终如一。它与这种想象力是两码事。
我有一个有益的忠告,是关于坏天气的好用法,要把它加入我思考的获得幸福的方法中。我写这段话时,外面正下雨。屋顶上瓦片发出响声。无数沟渠潺潺作响。雨水清洗后的空气,好像被过滤了。云层看上去像绝美的百衲衣。要捕捉这些美感,我们必须学习。但有人会说,雨水会毁掉收成 。又有人讲,什么都被泥水给弄脏了 。再有第三位讲,明明雨后坐在草地上心情应无比舒畅才对 。当然,这些大家都清楚 。就算你心中愤愤不平,事情也不会有丝毫改变 。但我所遭受的不平之雨,即便我在家中也始终追逼着我 。所以下雨时,我们才更想瞧一瞧充满阳光的表情 。坏天气时要保持好心情!(阿兰《幸福论》)
这便是阿兰的幸福论,其独特无比。不管是越南战争,还是李珍宇的女高中生杀人案,任何事物都能经由他的理论转化为幸福。
但是,让阿兰的《幸福论》这种东西见鬼去吧!
自身的幸福的确也是对他人的一种义务,然而,那本主张消化自身怨毒、连无法尽诉的怒气都要自我净化的《幸福论》,顶多只能在短时间内排解一下烦忧而已。比如说,要是收到了一张征兵通知单,我们或许会用“坏天气的好心情”去微笑着夸赞这张通知单印刷精美,可这种幸福并不能履行对他人的义务,有时候甚至只是借助自身的不幸来保证对他人的真诚罢了。
幸福,应该存在于日常冒险里,这种冒险要从根源上铲除阿兰“坏天气的好心情”理论。
我的诗中
总有列车奔驰
虽然我从未乘上那班列车
“幸福论”从我的一行诗句中脱逸出来,奔向街头。
02
幸福论的“论”究竟是什么?
传统的“幸福论”是在书本上构建起来的思想。阿兰和希尔蒂是这样,博纳尔的《友情论》是这样,武者小路实笃是这样,龟井胜一郎等人的幸福哲学也是这样。总之,都是唯心主义论调。人生仿佛羊毛被染成红色,被幸福浸染,美不胜收。
这种幸福论,简单讲,是一种认识论,它学习从人格关系的角度去看世界。在一起谈论人生的朋友,如同在高原上闲逛的人们。但只要一见面就彼此激励、能让自身最引以为傲之处得以发扬光大的挚友,就像齐心协力攀登高峰的伙伴。前者聚集是为了享受自己的本来面目,而后者相聚是为了突破自己的极限。“你小子”“老子我”这类狎昵称呼,是友情世界里的伪钞 (博纳尔《友情论》)
上文的美文风格可以说是大部分幸福论的共同倾向。
但是,我是这么想的:那些住在胡同小巷里嘴边常挂黑话的人,他们就没有资格谈论幸福了吗?他们彼此间常用的称呼,可不只是“你小子”“老子我”,就连“你这混蛋”“白痴”也都常挂嘴边。对于这些几乎没读过什么书的人来说,幸福论里的“论”到底是什么呢?
我是在住院那段时间开始大量阅读的,那时无事可做的我以时速100公里的势头拼命读书,找来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书看,找来亨利·米勒的书看,找来梦野久作的书看,找来爱德华·霍列特·卡尔的书看,一本接一本。不过最近才意识到,恢复健康后的这十年,阅读量明显减少了。其实我去书店的机会并不少,也会留意报纸上登的新书预告 。那种心情,就如同一位退役的棒球选手,在咖啡店里看着体育报纸上现役选手的击球率排名,它带着一种怀旧感,还带着一种自我厌恶感,极为复杂 。
我写过《抛下书本上街去》,我也曾高呼“永别了!阅读”。这是由于,阅读对我思考的“幸福论”中“论”的形成而言,只会是一种阻碍。
你读书最多的是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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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在监狱里的时候。
——那是我在住院的时候。
——那是我在上学的时候。
也就是说,阅读是一种当人生被某种因素封锁时的赔偿经历,阅读也是一种在人生旅途中临时下车休息时的愉悦。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有充分的生活留白时间,可用来思考。但那种留白是因行动的停滞产生的,其本身并不能算作真正的思考经历。
我曾经仔细思考过,有没有那种可以在跑步的时候阅读的书籍,有没有能在泡澡的时候阅读的书籍,有没有不进行锻炼、不做拳击练习就没办法阅读的书籍。要是真有这样的书籍,那么以书籍为起点的“论”就能展现出全新的绚丽色彩。遗憾的是,在现代的书房里,不存在目光敏锐的人。
书籍,说到底,是那些很悠闲、有财富且有点厌弃世俗的人使用的工具,他们身处一个名为“时光”的书房,坐在叫作“修养”的椅子上,去品味一段“代理人生” 。
我曾幻想过一种“伟大的书籍” ,那本书是铁质的 ,它有1张榻榻米那么大 ,书脊连接处用的是铰链 ,厚厚的铁封面上能够刻些什么 ,比如尼采的这句话 :
看啊!看啊!老舵手在高呼:
“查拉图斯特拉将要步入地狱。”
或者是与之前完全不一样的事物,古代拳击史这类文献资料可以,卡萨诺瓦回忆录这类文献资料也可以。
反正重点在于翻那本书会消耗体力。不知为何,我突然很想感受那种用尽全身力气翻开书页,与“意义的世界”进行一场决死战斗后的疲惫,这种疲惫类似于劳动后的快感,而那正是我想要的。
03
从书籍中寻找“幸福论”的线索
雷·布拉德伯里所著的《华氏451》,同样是一部科幻小说,这部小说借助书籍来探讨“幸福论” 。
小说简介中有这样一句话:“华氏451,是能让纸张起火燃烧的温度……”在小说所描绘的那个世界里,我提出的“永别了!阅读”被当政者采用,进而产生了一个不存在书籍的世界。电视取代了书籍,由电视来传播知识或信息。要是有人偷偷躲起来看书,消防队员就会赶来把书烧掉。
然后,书籍的乐趣——人生的休假,被法律禁止。
另一方面,电视取代了书籍的地位,逐渐实现环境化,它不仅单方面向观众讲述,还能与观众交谈。主人公的妻子参与了一档连接演播室和家庭的节目,她坐在自家起居室里与主持人对话。在作者布拉德伯里创造的未来社会中,人们认为一对一的交流和一对多的交流都是指向同一种“幸福论”的线索,然而作者却对那样的社会发出了警告。
布拉德伯里指出,阅读行为一直都是独自进行的,未来那种能让人们互相对话的“对话共和圈”环境,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幸。我对这句感想感受颇深。
小说主人公借助一位不可思议的少女体会到书籍的魅力,他给围在电视旁的妇人们朗读了书中一个段落,大家深受感动,有人甚至落泪,主人公妻子因嫉妒众人由书籍产生的友情便向政府告密 。
我们需要注意重点,妻子的嫉妒并非针对书籍,而是针对“感动到落泪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幸福 。
电视构建的“对话环境”,它本身属于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而书籍带给人们的是虚构出的“另一个世界”。主人公将这样一个世界与其他女人共享,这只能是源于爱情,所以,妻子的嫉妒并非不合时宜。只是,主人公给旁人朗读书籍里的一段内容,这个非法且极为危险的行为,成了小说的重点 。
在《华氏451》里,看书,并且朗读给他人听,这并不是“逃避人生”,相反,这是对人生的积极参与,当然,即便在我们这个时代,就算孤独的阅读只是闲人的事情,然而一旦站在读书会的讲坛上,情况就不一样了 。
热爱书籍的人们,沿着早就已废弃的铁路,来到森林之中聚集,建立起一个由语言构成的乌托邦。每一个人都完美记住了一本书,其中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有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有《马太福音》,有《拜伦诗集》等等。每一个人都变成了书籍本身。
即使书籍被烧毁了,他们也会继续存活下去,并且会将书籍永久地传播下去。书籍森林的一个居民讲道:“在耶稣降临之前,有一只名为凤凰的怪鸟,每隔几百年就会堆积柴火,将自己火葬。那家伙必定是人类的兄弟。每次自焚后,它又从灰烬中重生。是同样的鸟再次降生。和原来完全一样。如何?你们难道不认为和我们人类一样吗?”我们不也是反复去做一样的行为吗,只是我们拥有凤凰所没有的能力,即我们清楚自己当下进行的行为有多愚蠢,我们明白这一千年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本就愚蠢。
周一是埃德娜·米莱,周三是沃尔特·惠特曼,周五轮到威廉·福克纳,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成了灰烬。这种社会里的“幸福论”并非是我的问题所在。
首先,这种社会只是布拉德伯里虚构出来的,没有脱离比喻的世界。不过,有一点让我感兴趣,那就是当人们想要永远保存书籍时,会重新拾起曾经被抛弃的鲜活人声,背叛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优秀书籍由文字书写、机器印刷产生价值,当想要永远保存它们时,却不得不依赖极为不可靠的肉体,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事啊 。书籍的历史性通过肉体得以传承,而这绝不可能发生在凤凰身上,这应该不仅仅是布拉德伯里的感伤吧 。
超现代当政者想要通过电视创造出“对话环境”,人们挺身反抗、试图保卫书籍,唯一能让两者互相理解的时间回路存在于人类的肉体中,这一情节设计极有说服力。
当然,如果想要从这部小说里找寻“幸福论”的线索,那么肯定不会在被焚书官焚烧的书籍那里,而是存在于“化身为书籍的人们”当中。
我的关于“永别了!阅读”的论述,是以“保卫书籍之战”的名义,存在于这本小说当中的。
04
幸福论,也是一场关于灵魂的对话
“幸福”具备现时性,它如同以时代作为和弦的摩登爵士的即兴演奏 。所以 ,要是想借助书籍去把握幸福 ,就会遭受书籍自身历史性的干扰 。
回溯书籍的起源,古代书籍实际上是艺术的起始。在原始书籍出现以前,人类就已开始制作“绘画之书”。黏土上弯弯曲曲的线条,洞穴岩壁上的手印等,都是“图解”类读物的开端。依据埃里克·德·格洛利埃的《书籍的历史》所讲:“洞穴岩壁写实艺术较为发达的中心区域,其艺术会朝着比喻与象征的方向发展。”在西班牙东部,在比利牛斯山脉南北两侧,在非洲北部,人类或动物的象形图案持续变形,变得越发单纯,最终演变成单纯几何学的图案 。但那些古代“读物”,说它们是寓意某种行为的替代物并不恰当,实际上其本身就展现了行为的存在 。
大量集中的鸟、老鼠、青蛙等鸟兽状器物,斯基泰人为阻止大流士侵略自己国家送去的五支箭,秘鲁人的绳结,使者权杖上的刻印等具体事物,象征物品拥有者的图腾,通过人类皮肤将精神寓意化的刺青文身等抽象事物,都不是具备某种寓意功能的替代物,那些器物和图案刻画的是人类与自然或事物发生的关联,且把这种关联作为一种行为 。但是,工业革命后诞生的印刷读物无疑都是替代品,语言在古登堡“魔鬼发明”作用下,逐渐沦为行为替代物,印刷发行的书籍中开始出现单方面思想传达。
我们被给予了书籍,或者说书籍给予了我们语言,我们能够选择,然而却无法改变它。我们没办法通过与这一行的交流来决定下一行的内容。一行与一行在书籍印刷完毕时,恰似列车的两条铁轨,保持着相同的间距持续延伸,不管我们站在中间怎样挥动反对的旗帜,都无法让其产生任何扭曲。
而且,被印刷在纸张上的语言,像“苹果”一词,是为了让我们联想到苹果这个物体而存在的,和古代读物那种“自我表现”不同。仅作为文字符号出现的“苹果”,没有色彩,也没有重量,多么可怜啊。同样的道理,当然也适用于“幸福”一词。我不觉得那只是活字印刷整齐划一导致的,不知为何,我总能从书籍中感受到类似权力的东西,鲜活的人声能让人觉着有暴力的味道,书籍有着权力的气息,这或许是因为鲜活的人声可相互交流,书籍却只能单方面传递信息 。阅读索雷尔的《暴力论》时,他把自上而下的力量称作权力。他将自下而上或者横向的力量定义为暴力,这是一本书籍。我抵触用书籍阐述幸福论。提出将其回归鲜活的人声时,或许潜意识里在思考“幸福的暴力性” 。
但是不管怎样,即便我此刻情绪高涨到类似“华氏451”的状态,如同书中的焚书官员那般否定书籍,然而当采用书写这种形式时,我就已然“书籍化”了 。
我时常会想,要是有一本书宣称“这本书能与你交流”,那该多美妙。第一行是作者对读者讲的话,下一行要靠读者的回应来描绘完成。倘若它还是一本能在跑步时阅读的、能拥抱的、具备肉体知性的书……“幸福论”不正是作为这种“灵魂交流”的指导准则而存在的吗?
我曾买过一张唱片,它号称“会与你对话” 。我带着这张唱片回到了独自居住的公寓,我泡好了咖啡,然后坐在了唱机前。
窗外下着雨。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期待着将要发生的“对话”,这“对话”是与人类之外的物体进行的,我把唱针放在开始旋转的唱片上。然而,唱片却自行开始讲述小红帽的童话故事。并且,讲故事的声音,并非像是在与我“对话”,反倒更像是为了它自己在讲述。我失望至极地听着小红帽被大灰狼吃掉的故事,同时心里想着“对话”到底是什么。
两三年前,电影院前设置过一种“明星电话”,它比我的这张唱片有人情味得多,那是一部电话机,对方的声音是事先录制好的,只要扔进10日元,就能听到加贺麻理子或者岩下志麻接电话的声音。
电话铃声响过,对方接起电话,先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加贺麻理子,说上两三句后会问你最近还好吗,紧接着是一小段空白,这是为了给打电话的人说话的时间,对方的录音或留白,实际上都是模式化对话概念的产物,即便如此,也足以慰藉粉丝们饥渴的心灵,然后,加贺麻理子接着开口。
在这段对话里,根本不存在充满情感、真实生动的交流,存在的仅仅是像明星海报这种作为信息被印刷出来的事物,它以电话这个日常工具作为媒介,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变得“环境化”了。然而即便其本质缺乏情感、真实生动,孤独的粉丝们依旧毫不吝啬地把10日元投入电话机。那光景使我回想起儒勒·列那尔所说的“幸福,就是寻找幸福的过程”,它虽空虚,却能温暖心灵。
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明星电话”前,他竖起了外套的衣领,口袋里攥着在车站为家人买的鲷鱼烧。
他扔进10日元,对着听筒说了一句:“喂喂?”
桑野美雪接起电话,说道:“好久没见啦。”对中年男人而言,不存在所谓“好久没见”,这是他与桑野美雪的“第一面”,也是“第一通电话”。不过中年男人脸上仍绽放出了笑容。原因是他此刻身处家庭之外,身处公司之外,甚至可以讲身处他四五十年来人生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里 。
“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桑野美雪问道。
“不景气啊,”中年男人回答道,“被会计算计了!另外,我昨天把奖金全都拿去买十号赛道的三保松了,那匹可恶的马竟然在出发点站了起来,佐山这个笨蛋!输得一干二净,一点都没剩下啊!”
中年男人的说话方式不是独角戏,不是自言自语,是向着他深信的另一个世界诉说,就像孩子对远在20亿光年之外暗夜中的“小王子”倾诉,让人感到一丝微弱的期待。
灵魂,或者您随意称呼的亡灵,被带到了一片广袤的平原上,它们面临着最后、也是最大的考验。一个个装满未来命运的袋子,被扔到了它们面前,并且亡灵仍保留着生前的记忆。它们依据曾经的欲望或悔恨,挑选摆在面前的袋子。一心只贪图钱财的人,选择了满是金钱的命运;本就极为富有的家伙,追求的更多;沉迷酒色之人,自然挑选装满快乐的袋子;野心勃勃者,寻觅装着王者命运的袋子。最终,每个灵魂都寻得了自己心仪的袋子,把自身未来的命运扛在肩头,迈向忘却之河。饮过“遗忘”之水后,再度启程前往人间,踏上各自选定的人生道路。(阿兰《幸福论》)
但“明星电话”前的中年男人没有肩扛命运离去,他停下了脚步,在确认自己的命运。要是人类的命运真能装在袋子里就好了,还能扛着离开!那样就不用听卡夫卡哀叹:“为何人类不是一个只装满了血的袋子呢!”可是,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我的命运就是我的肉体。如果要对两者进行区别讨论,那么我的这篇文章就会再次陷入那些传统“幸福论”的错误之中了。
“幸福”不能凭借书籍的历史性去把握。“幸福”应该在各种媒体持续环境化的情形下,依旧倔强地安坐在自身的肉体内,如同寇特兰、马尔·沃尔德伦的爵士乐那样激烈燃烧着,成为超越语言的精神层面的狩猎。
但是,这种否定书籍的“论”要用文字写下来,这让我懊恼到了极点。我多么希望,当我说起幸福时,语言能像小鸟一样,有自己的小宇宙,可以自由地飞翔。又或者,至少能像火车的汽笛声那样,包含着鼓励与眷恋 。
原作者 | 寺山修司
摘编 | 青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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