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生于哪年哪月哪日？揭秘北宋文豪生辰，探究历史记载之谜

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在眉州眉山（现属于四川）出生了苏轼，苏轼的父亲是苏洵，也就是《三字经》里所讲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说晚，然而用功十分勤，苏轼晚年的时候曾经回想幼年跟随父亲读书的情形，感觉自己深受父亲的影响，当然了，要是没有苏洵的发愤读书，那就不可能让苏轼幼年受到良好的家教，更没办法年未到二十岁就能“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会有日后的文学成就了。在1056年，也就是嘉祐元年的时候，苏轼虚岁二十一，首次离开川地前往京城，也就是去参加朝廷组织的科举考试。到了第二年，他又参加了礼部所举行的考试，凭借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得到了主考官欧阳修的欣赏，然而因为欧阳修错误地以为这是自己弟子曾巩所写的，所以为了避免嫌疑，就让苏轼只得了第二名。在1061年，即嘉祐六年，苏轼成功应中制科考试，也就是一般所说的“三年京察”，进入了第三等，被称为“百年第一”，之后被授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的职位。后来遇到他的母亲在汴京生病去世，他便按照丁忧的规定，扶着母亲的灵柩回到家乡。1069年，也就是熙宁二年，服满之后他还朝，仍旧被授予本职。他入朝去当官的时候，正好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之际，繁荣的背后藏着危机，就在这个时候神宗即位了，任用王安石来支持变法。苏轼有好多师友，其中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因为在新法施行方面和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一样，所以被迫离开京城。朝野之中往日的故交纷纷凋零，苏轼眼中所看到的，已经不是他二十岁时所看到的那个“平和世界”了。苏轼在返京途中，看到新法让普通老百姓受到损害，因其政治思想守旧，很不赞同参知政事王安石之举，觉得新法无法让百姓便利，便上书表示反对。如此一来，就如同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被朝廷所容。故而苏轼主动请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自此，苏轼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在一定误解。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期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担任知州县令。他政绩显著，深受百姓爱戴。这样延续了大约十年时间，苏轼遭遇了生平头一遭祸事。那时存在一些人（李定等）蓄意将他的诗句歪曲，借着讽刺新法这点大肆兴师动众。在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抵达湖州任职尚不到三个月，就因作诗讥讽新法，被编织“文字毁谤君相”这样的罗网罪名，遭到逮捕进而入狱，这在历史上称作“乌台诗案”。苏轼被囚禁103天，有好几次都临近被砍头的状况。幸好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当政年间便确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家政策，苏轼这才侥幸逃过一劫。从监狱出来之后，苏轼被降低官职成为黄州也就是如今湖北黄冈市的团练副使，这相当于现代民间自卫队里面的副队长。该职位十分低微，根本没有实际权力，而在这个时候苏轼经历了这场变故已经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了任所之后，心情烦闷抑郁，曾经好多回前往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玩，写出了《赤壁赋》、《后赤壁赋》以及《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流传千古的名作，凭借这些来寄托他被贬谪时的思想情感。在公事之余就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儿坡地，靠种田来补贴生活费用。“东坡居士”这个别号就是他在这个时候起的。宋神宗在1084年也即元丰七年时，苏轼离开了黄州，遵循诏令前往汝州赴任。因长途行进，旅途疲惫不堪，苏轼的幼儿很不幸地夭折了。汝州距离遥远，并且路费已经用光，再加之有丧子的悲痛，苏轼就向朝廷上书，请求暂且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之后获得批准。当他准备往南返回常州时，神宗逝世了。年幼的哲宗登基，高太后开始处理朝政，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遭受打压，司马光再次被启用担任宰相，苏轼。

苏轼再度成为朝奉郎，任职于登州，也就是如今的山东蓬莱这个地方。四个月之后呢，凭借礼部郎中的身份被召回朝廷。在朝廷之中待了半月时间，就升任为起居舍人。三个月以后呀，又升为中书舍人。没过多久呢，又进一步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个职位呢，是专门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属于三品大员，还掌管着礼部贡举的事务。当苏轼目睹新兴势力使劲儿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并且把新法全都废除之后，觉得他们跟所谓的“王党”没啥区别，都是一路货色，于是再次向皇帝呈上奏章表达自己的谏议。他针对旧党执政之后所暴露出来的腐败现象展开了猛烈抨击，就这样，他又引发了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紧接着呀，就遭到了诬告陷害。苏轼到这时候，是既无法被新党所容纳，又不能被旧党所谅解，所以再度自行请求到外地任职调配。他凭借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前往阔别了十六年之久的杭州担任太守一职。苏轼在杭州开展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工程，对西湖进行疏通挖掘，利用挖出的泥土在西湖旁边修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那闻名遐迩的“苏堤”。苏轼在杭州生活得极为舒心畅快，将自己比作唐代的白居易 。然而在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朝廷召回京城。但没过多久又由于政见不一致，被外放到颍州 。1093年，即元祐八年时，高太后离世，哲宗开始执政，新党于是再度执掌政权，到了第二年6月，被另任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之后又一次被贬到惠阳，也就是如今的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再度遭贬，被流放到更遥远的儋州，此地为昌化军，就在现今的海南。听说在宋朝，放逐到海南这种处罚，仅仅是比满门抄斩的罪行轻上一等而已。后来徽宗登基，苏轼被调任到廉州去安置，接着又担任舒州团练副使，之后又被安置到永州。1101年，也就是元符三年实行大赦，苏轼得以复任朝奉郎，在北归的路途之中，于1101年8月24日，即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常州，也就是如今归属江苏的地方与世长辞 。在汝州郏城县（也就是如今的河南郏县）下葬，年纪为六十四岁，被皇帝赐予谥号文忠（公） 。

乌台诗案

清汪圻绘《五老图》

致使苏轼一生受到重大影响的事件是乌台诗案，宋神宗于熙宁年间也就是一千零六十八年到一千零七十七年重用王安石去变法，变法失败之后，又于元丰年间即一千零七十八年到一千零八十五年进行改制，就在变法向改制转折的关键节点，有苏轼乌台诗案发生，此案件先是由监察御史李定进行告发，之后在御史台狱中接受审判，御史台从汉代开始就有别称叫做“乌台”，因而这个案子被称作“乌台诗案”，在一千零七十九年即元丰二年3月，苏轼被贬调到湖州，其被贬调的缘由是他不赞同王安石的新法。苏轼奉调之时，依朝廷惯例向宋神宗呈上表示感谢之意的表文，这本是如同官场常规样式的文章，然而他心中明白自己被调往外地的缘由，乃是新党施行手段所致，于是在表文中倾吐出了带有些许不满情绪的话语，即“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朝廷的公报是按照固定的时间、规律进行发布出版的，其性质等同于当下的官方报纸，苏轼所写的文字依照惯例很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留意，此次这份谢恩表，让那些所谓的“新进”在读书人的心中沦为了被嘲笑的对象，成为了笑柄。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员，枚举苏轼的《杭州纪事诗》当作证据，称他“把玩朝廷，讥讽国家大事”，还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语句，断章取义来予以定罪，像：“读书万卷不读律于致君尧舜知无术”。原本苏轼是讲自身没把书读透，故而没办法辅助皇帝成为尧、舜那般的圣人，他们却认定他是嘲讽皇帝没本事教导、监管官吏；又比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讲他是讥讽不准人民卖盐。总之，是判定他嘲讽皇上以及宰相，罪行极其严重恶劣，应当判处死刑。尽管他们都希望苏轼死去，然而神宗皇帝并不愿杀害他，仅仅同意拘捕他，并且不同意苏轼在前往京城的途中被关进监狱过夜。朝廷于七月二十八日把苏轼逮捕，八月十八日将其送至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正式进行审讯。此时担任宰相的王珪，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暗指皇帝：“皇帝如同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觅蜇龙，这种不忠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新党指控苏轼存在大逆不道之举，意图将其置于死地。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了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包含苏轼的数万字交代材料，还查清了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等一心想要将苏轼置于死地才感到痛快，然而神宗一时却犹豫不决，因为太祖早有誓约，除了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苏轼写《狱中寄子由》称“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显得无比凄惨，而且审讯者时常对他通宵进行辱骂。因儿子苏迈离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之事交予朋友，却忘了告知朋友父子间约定：送饭仅送蔬菜与肉食，若听闻坏消息，才送鱼去。恰好这位朋友送去熏鱼，苏轼大惊，遂给弟弟苏辙写了上述两首诀别诗。诗作完成后，狱吏依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读到苏轼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亦不禁为苏轼才华所折服，当时苏轼处于巨大精神压力之下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因当朝有好多人替苏轼求情，王安石还劝说神宗讲：“圣明的朝代不适合诛杀名士”，于是神宗就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把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了一段时期的“乌台诗案”就这样销结了，并且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泛地流传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