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一部修撰时间比朝代还长的史书,究竟经历了啥?

2025-07-01 -

《梁书》修订本

姚氏父子以简洁流畅的文风,细腻入微的描绘手法,使得那些源自短暂且久远的梁朝人物,在书页中依然生动璀璨——《梁书》生动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独特风貌。

国产剧中常见的“历史架空剧”常常构建了一个虚构的朝代背景,其中肆意描绘了帝王将相在朝堂上的权谋争斗。尽管如此,观众们依旧热衷于深入挖掘,或许这些“架空”的背景在真实的朝代中也能找到一些线索,那些在剧中搅动风云的人物,在历史长河中也许能找到他们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涌现的众多优秀“架空剧”中,诸如《琅琊榜》、《庆余年》以及《鹤唳华亭》等,都吸引了众多观众热衷于将其与历史进行对比。令人称奇的是,这些剧集在某种程度上都带有南北朝时期的痕迹。那些鲜为人知、略显“冷门”的朝代,或许蕴藏着更为广阔的艺术创作天地,例如“萧梁”和梁朝。

近期,中华书局推出的《梁书》修订版在线上举办了新书发布会。这场活动的举办时间颇具意味,从下午5点02分至5点57分,恰好与梁朝的建立和消亡年份——公元502年至557年——相吻合。

从梁朝建立到消亡,总共不过56载。提及这个存在时间短暂的朝代,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往往是两位人物:一位是梁武帝,他在位48年,几乎占据了梁朝近六分之七的历史;另一位则是备受推崇的昭明太子,他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望,被誉为“男神”。若想深入了解这两位人物,毫无疑问,《梁书》是查阅资料的最佳途径。

《梁书》共计56卷,其中帝纪部分有6卷,列传部分则有50卷,它是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著作。这部史书详细记载了南朝梁王朝从建立到覆灭的整个历史过程,共计56年,并且是目前唯一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梁代史籍。

梁朝虽然历史短暂,但《梁书》的编纂历程却显得尤为神奇。细数《梁书》的编纂过程,若从陈朝末年姚察着手编纂梁朝史册开始算起,直至唐朝贞观十年成书,姚察及其子姚思廉父子投入撰写《梁书》的时间,总计长达五十余年;而若从梁朝末期姚察参与国家史书的编纂开始计算,则整个编纂过程持续了超过八十年。任何算法所呈现,《梁书》编纂的总耗时,几乎都与梁朝整个朝代的历史时长相仿,这样的说法,听来似乎颇有些戏谑的味道。

梁朝继南齐萧齐之后成立,由萧衍所创立。萧衍是南齐宗室的远亲,曾在齐朝末年担任雍州刺史。他趁着政治动荡,从襄阳起兵,向东进军,攻下了建康(现今的江苏南京)。在齐和帝中兴二年(即公元502年),萧衍宣布称帝,建立了国号为梁的政权。

萧衍即位为高祖武皇帝,统治期间长达48年,这一时期几乎占据了梁朝历史的大部分。即便不考虑南北朝的历史,梁武帝在中国古代皇帝中的在位时长也位列前五。在他之后,梁朝又历经三位皇帝,这三位皇帝共同分享了梁朝剩余的不足七分之一的时光。到了太平二年(公元557年),陈霸先登基称帝,建立了陈朝,标志着梁朝的终结。梁朝初期,其领土范围与南齐大致相当,北部边界以淮河与北魏相隔,南北双方形成对峙之势。北魏在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之后,三国鼎立的格局由此形成。然而,到了梁朝末期,领土大幅缩减,仅剩下长江下游以南的一小部分地区。

《梁书》系南朝梁代历史之唯一完整流传下来的关键文献,亦为唐代官方修订的史书之一。在姚察、姚思廉父子编纂《梁书》之前,诸多梁代史书虽已问世,然今俱已散失无存。现存唯一完整且流传下来的梁代史籍,便是姚思廉所著的《梁书》。此书主要参照梁朝史官编纂的国史,同时,“又采谢炅等各家梁史以续父书”,并吸收了前人相关史著的内容,保存了丰富的原始史料。

后人观察到《梁书》的作者署名为姚思廉,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关键的历史事实:这部《梁书》实际上是由姚察与他的儿子姚思廉两位学者先后编纂完成的。

姚察,生于533年,卒于606年,字伯审,籍贯吴兴武康,即现今的浙江德清。他先后在梁、陈、隋三朝为官,其中在陈朝时官至吏部尚书。陈朝灭亡后,他归附了隋朝,并担任了秘书丞一职。姚思廉,生于557年,卒于637年,字简之,或名简,以字行世。由于其父姚察迁居关中,姚思廉也就成为了雍州万年,即今天的陕西西安人。姚思廉担任陈朝扬州主簿一职,后来进入隋朝,官至代王杨侑(即隋恭帝)的侍读,唐朝时期则担任著作郎和弘文馆学士,受到了唐太宗的尊崇礼遇,最终官至散骑常侍。

梁朝末期,一位年约二十的青年姚察开始参与国史的编纂工作,进入陈朝后,他历任史官一职,主要负责编纂梁朝和陈朝的历史。到了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姚察被皇帝下旨负责编撰梁陈两代的历史。在臧世俊的《略论》一书中,有记载称姚察深受隋文帝的器重,隋文帝曾对朝中大臣称赞道:“姚察的学识和品行,在当今无人能及,我平定陈朝,仅得此一人。”

这位来自梁朝的编纂者,在撰写史书的过程中,进度已推进至下一朝代,却仍未圆满结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只得将这项宏伟的事业转交给儿子继续。姚察并非拖延,他之所以如此,实因他对待工作极为严谨,追求完美无缺,决不草率从事,亦不敷衍塞责。

范文澜在《正史考略》一书中指出,历经父子两代人的努力,编纂工作才得以完成。撰写史书之艰辛,并非在于叙述,而在于核实事实,鉴别传闻,因此难以迅速完成。

学界对于《梁书》和《陈书》的编纂历时之长,存在不同的研究观点和阐释,比如有观点提出姚氏父子亲身经历了多次朝代更迭,因此在历史记载上有所顾忌,受到多方面的制约。此外,姚思廉还需负责编纂其他史书,事务繁忙,使得他无法将全部精力集中于《梁书》和《陈书》的编纂工作。

姚察未能完成著作便离世,临终前对儿子姚思廉叮嘱“广泛搜集资料,继续撰写”。姚思廉在大业年间接过重任,着手续写梁、陈二史,然而由于战事频仍,这部著作同样未能最终完成。唐朝初期,朝廷修订南北朝的历史,姚思廉受命负责编纂梁、陈二史,直至贞观十年(公元636年)正月,这部著作才得以完成。《梁书》与《陈书》的编纂过程,贯穿了陈、隋、唐三个朝代,历经数十载方才最终成书。

《略论》提到,《梁书》历经数朝更迭,其编纂过程从个人著述到皇帝下诏修订,最终被纳入官方修史体系才得以定稿。正因这一历程,《梁书》的成就在同期的官修史书中独树一帜。在文字表述上,该书行文简练,姚氏父子在修史时采用的自由而质朴的散文风格,语言精练,结构紧凑,在当时文风衰颓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

赵俊在其作品《的编纂得失》中提到,姚思廉继承了父亲姚察朴素的文章风格,“姚氏父子深受《汉书》的影响,崇尚秦汉时期文章的朴实,并抵制骈文的华丽”,“思廉性格严谨,不轻易相信奇异传闻,也不喜欢将琐碎之事收录进史册”。

众多学者对姚氏二人的文采及叙述技巧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编纂的史书,其文字亦颇具可读性和耐读性。若是在今日,姚氏父子或许能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者。

例如,在描绘战争场景时,其文字颇具观赏性。邓武蓉与史素昭在《试论其文学性》一文中指出,《梁书》中对邵阳之战的叙述生动形象,梁魏两军在邵阳洲一带激战正酣,作者运用文字如“腾跃飞扬”,其描绘之笔力深得《史记》之精髓,诸如“……风怒火炽,烟尘蔽日,勇猛之士,拔栅斩桥,水势湍急,转瞬之间,桥梁栅栏俱毁。”道根等人亲自奋战,军士们英勇无畏,他们的呼喊声震撼天地,人人都能以一敌百,导致魏军溃不成军。元英看到桥梁已被切断,便设法逃脱。魏军中,有十多万人因涉水而丧命,被斩首的也有不少。

《试论、的文学性》一文中提到,《梁书》在刻画人物方面同样出色,能够描绘出每个人物的独特性格。同样是开国君主,萧衍文武双全,陈霸先则勇猛果断;而作为亡国之君,萧方智显得胆小懦弱,陈叔宝则沉溺于醉生梦死之中;至于武将,曹景宗性格急躁且好动,吕僧珍严肃恭敬,侯安都则放纵不羁,萧摩诃则谨慎厚道。这些人物性格迥异,形象栩栩如生。

姚氏父子简约流畅的行文,精准刻画的笔触,让那些来自短促而遥远的梁朝之人,依然鲜活闪耀于书册间——《梁书》重现了一个朝代的生动气息。

我们不妨阅读《梁书》中关于备受关注的昭明太子的记载。“男神”之称的昭明太子萧统,自幼聪慧过人,体魄强健,“性爱山水”,在玄圃中建造亭馆,与朝中名士交往频繁。他曾泛舟后池,番禺侯轨赞叹道:“此地正宜演奏女乐。”然而,太子并未回应,反而吟咏了左思的《招隐诗》中的诗句:“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番禺侯因此感到羞愧,便不再提此事。自出宫二十余年,他未曾蓄养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

透过《梁书》,昭明太子确实还挺迷人,才华横溢,清雅而正气。

南朝的寺庙林立,四百八十座寺庙,楼台在烟雨中若隐若现。即便是一个短暂的朝代,在史册中也能找到它的名字,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更迭,以及帝王将相与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任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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