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南北朝隋唐间塞外形势究竟如何?
南方海路交通日益繁荣,印度及南洋群岛诸多国家纷纷向中国进贡。当时,中国对佛学充满热情,众多高僧前往印度寻求佛法,同时也有不少印度高僧来华交流。高句丽、百济等国通过海路与南朝互通有无。日本在后汉时期,其首领开始与中国建立联系。进入东晋以后,日本也时常向南朝进贡,并从中吸收了众多文明。侯景之乱过后,百济的贡使抵达建康,目睹城池荒废破败,以至于痛哭流涕,这充分展现了东北各国对我们深厚的情感。阿拉伯人所撰写的古旅行记中记载,公元1世纪的后半叶,西亚的船只才抵达交阯。而公元1世纪的后半叶,正是后汉光武帝至和帝的时代。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此时大秦王安敦(他生于公元121年,即后汉安帝建光六年,逝世于180年,即后汉灵帝光和三年)派遣使者从日南徼外抵达中国,这一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不容置疑。此外,他还提到:公元3世纪中期,中国的商船开始向西方航行,航线从广州延伸至槟榔屿,再到4世纪的锡兰,5世纪的亚丁,最终抵达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那里的商业霸权。至7世纪末叶,阿拉伯民族随之崛起。在3世纪中叶,正值三国末期,而7世纪末,正值唐朝武则天当政。在这长达四百五十年的岁月里,可以视为我国人民掌握东西洋航行权的时期。至于偶尔触及的交通范围,更是远不止这些。根据《梁书·诸夷传》记载:在倭国东北方七千里外有文身国,文身国东部五千余里有大汉国,大汉国东部两万余里则是扶桑国。此国扶桑,亦有人称之为今日之库页岛,亦或是美洲之墨西哥,若从地理位置来看,后者似乎更为贴近。《梁书》中记载:公元499年,一位名叫慧深的僧人抵达荆州;晋代法显所著的《佛国记》亦有所述,他赴印度求法,从锡兰启程东归,航行三天遭遇大风,十三天后抵达一座岛屿,再经过九十多天的海上漂泊,到达了耶婆提;从耶婆提继续东北方向航行,历时一个多月,遭遇了狂风暴雨,持续了七十多天,转向西北航行,十二天后最终抵达了长广郡(今山东即墨县)。章炳麟在其著作《法显发见西半球说》中提及,法显历时九十余日东行,实则误入太平洋。耶婆提位于南美洲。自那之后,法显又被强风带入大西洋,其行进路线超越了中国海岸线,最终转向西北方向返回。若以行程和时间为标准,这一说法是可信的。法显完成东归的时间是公元416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1077年。这种偶然的流浪,与历史事件关联不大,除非未来有所新发现,能够揭示美洲文明的起源,那时我们才会明白,中华文明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就那个时代的联系而言,在精神层面上,印度佛教的影响最为显著;而在物质层面,西南洋地区的香料、珍宝以及棉布等商品,大量流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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