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深圳政府大楼里打扫卫生，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岑阿姨在深圳政府大楼内负责清洁工作，她观察到众多办公室中年轻公务员的日常，从中窥见了当代年轻人生活的多个侧面。他们面临的烦恼和困扰无处不在，点点滴滴。在这里，她深切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

岑阿姨今年56岁，她的职责是在深圳某政府大楼负责清洁办公室、走廊以及洗手间。每天早晨七点，她开始一天的工作，直至晚上六点结束。午餐时间，她享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月薪为2800元，而每个周末她都能享有一天半的休息日。

她生平首次获得了能够享有周末的工作机会，能够在居家办公的同时赚取收入，这让她感到无比愉悦。

岑阿姨负责照料该大楼内部分两层楼的清洁工作。那些楼层似乎是由职位更高的领导所占据，他们的薪酬相对较高，月薪可达3200元，然而在管理上要求也更为严格，需要完成的工作量也更大。鉴于阿姨身体不便，她更倾向于选择收入稍低但相对自由的岗位。她对那种时刻受到监控的生活感到非常烦恼。

里的光影

这份工作是通过街头派发的传单得知的，派发传单的是一位年长的男士，他名叫姚某，拥有一个颇具诗意的好听名字。他来到深圳已有二十余载，用在此地辛勤劳作所得的收入为儿子购置了房产，如今正努力为自己积累退休后的生活费用。

在今年上半年的日子里，他担任了该公务员单位负责清洁工作的外包管理职位，负责管理着一群与岑阿姨年龄相仿的、从外地迁至深圳的十余位老年清洁工。

老姚被众人亲切地称为“老姚”，他年近六十，身着一套略显破旧的西装，其中一颗纽扣已摇摇欲坠，皮鞋的鞋面和鞋底似乎也快要分家。在深圳，他孤身一人，而他的妻子则留在湖北老家照顾孙子，家中还有一位年迈八旬的母亲需要他的照料。他的机智和幽默，以及对同楼一位离婚女清洁工那份难以言表的好感，常常成为其他清洁工们戏谑和嘲笑的对象。

在深圳，对于这些老年群体来说，工作的首要考量是是否包含食宿。若不提供食宿，其吸引力便会显著降低。由于没有宿舍，众多子女不在深圳的老年人仅靠这份工资难以负担房租，因此愿意在此工作的寥寥无几。部分清洁工负责食堂的清洁工作，勉强能保证一日三餐。

尽管老姚担任主管一职，他却从不懈怠。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他总是亲自投入到工作中，力求多赚一些。加之老姚作为主管，整日忙于多劳多得，几乎没有时间去过多关注他人。因此，在每天早晨打卡、分配任务之后，大家各自回到各自的清洁岗位，基本上就不再有人去打扰岑阿姨，也不会再安排她做其他的工作。

保洁员们负责的职责是既定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卫生间、走廊以及办公区域的整洁，每天上午和下午各进行一次拖地，每日清理两次垃圾，一旦发现污渍便立刻进行清洁。垃圾处理完毕后，她们便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即便是发呆也无所谓。岑阿姨对这种“微小的自由”感到十分珍惜，她认为在这里，自己被视为一个个体，而非仅仅是底层劳动者。

岑阿姨以前在附近的一家商场负责清洁工作，那段日子对她来说十分艰难，直到春节前夕，她才忍痛辞去了那份工作。如今，她在正月初七便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工作一天后，她便兴高采烈地回家向女儿汇报，这次的职位相比之前，让她感受到了更多的“自由”和愉悦，这或许也与她现在所在的是公务员办公楼有关，那里的每个人都显得格外有礼貌。

走廊两侧分布着若干间公务员办公室，这些小房间数量不等，有的容纳六人，有的四人，有的两人，甚至有的仅有一人，其布局似乎依照科室和职位来划分。总计两层楼共有近五十间房间，岑阿姨在打扫时需先轻敲房门，然后方可入内。她常常听到感谢的话语，有时还会有人劝她：“不用扫了，阿姨。”这让她在工作中首次体会到了被他人尊重的感觉。

在这里呆得久了，阿姨也窥见了深圳公务员群体各式各样的面孔。

岑阿姨曾认为公务员工作轻松。在她的人生阅历中，只有那些既聪明又擅长管理的人才能胜任公务员一职。然而，这里的年轻人却总是忙碌不已，他们忙着撰写稿件、进行汇报，步履匆匆。尤其是每当深圳某地通报疫情时，他们便显得如临大敌。

阿姨负责打扫时，对方竟全然不顾抬头，仿佛被电脑深深吸引。她不禁联想到自己的子女在职场上的情景可能亦是如此。一位年轻女子曾在洗手间向她吐露心声，她的头发频繁大把脱落，而孩子尚不足一岁。那女孩机敏又活泼，常给岑阿姨带来自己准备的零食，尽管阿姨婉拒，最终还是被她硬塞了过来。人们常常将那些被丢弃的日常用品交给阿姨处理，这些物品中，有的被当作垃圾处理，有的则被当作废品出售，比如花瓶等，岑阿姨则将这些物品带回自己租住的房子中。

岑阿姨发现，在她负责清理的工位下方，堆积的垃圾中头发尤为常见。她注意到，随着年轻人工作节奏的加快，他们工位下的头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甚至有些女孩子的工位下方，一次就能清理出不少头发。

然而，却也有看似悠闲的人，比如那位即将退休的五旬大叔，他给人的印象像是位领导，独占一间办公室。阿姨打扫时，两人偶尔会闲聊几句。他向阿姨透露，自己即将步入退休生活，学历并不高，年轻时运气不错，得以进入现在的单位，从此生活有了保障。尽管他看上去并不忙碌，但总有很多人前来请他签字。这可真是应验了一句话，人的命运也是跟时代进程紧密相关的。

由于阿姨职责所在，她必须坚守在指定的工作岗位，无法随意前往其他楼层，她频繁逗留的地点通常是位于厕所旁的办公区域。于是，她常常会遇到一些并非真正需要使用厕所的人，他们之所以来到此处，实则是为了利用这个私密空间处理其他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厕所便转变成了职场中的“避难所”。

岑阿姨记忆犹新的是那位中年女领导，她拨通了孩子班主任的电话长达一个多小时，情绪激动时几乎泣不成声。孩子正值青春期，行为叛逆，不听管教，沉迷于网络游戏，而她期望孩子能够专心致志地学习，考上理想的大学。此外，还有一位男生，经常因为肚子不适频繁跑向厕所，每次都能待上半小时。岑阿姨忧虑，他是否因为工作上的难题无法解决而感到焦虑。

阿姨有时会与一个年纪与她儿子相仿的男子交谈几句。这名男子是从外地考入了深圳的公务员行列，工作十分繁忙，甚至周六也会加班。阿姨会询问他是否已婚，是否有孩子，在了解情况后，她发现这名男子与她自己的孩子境遇相似，都面临着工作压力巨大，在深圳安家立业颇为不易。

她渐渐减少了对女儿生育、对儿子成婚的催促。阿姨观察到了许多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于是对子女的理解也逐渐加深。

这并不意味着岑阿姨从事的是世人眼中理想的工作，日常琐事中的烦恼层出不穷。她在此深刻体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种种不同。

相邻的楼层之间，卫生状况却有着天壤之别。上层居民注重清洁，而下层则相对杂乱。每到下午三点，保洁阿姨会携带一个大垃圾袋进行清理，往往发现下层楼产生的垃圾重量是上层楼的两倍。有的居民会将吃剩的果核用纸巾包裹后投入垃圾桶，而另一些人则随意丢弃垃圾。

岑阿姨对那间容纳了六个女孩共同办公的办公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造访，她都会发现垃圾桶里堆满了饭盒、茶叶和纸巾，几乎装得满满当当。阿姨曾委婉地提及，或许这个空间需要一个容积更大的垃圾桶。

又一次，那位阿姨前往一间办公室清理废弃物，连续敲击门扉许久却无人应答，于是她加大了敲击力度。片刻之后，门缓缓开启，露出一条缝隙，从门缝中探出一个头，那声音轻柔地传来：“阿姨，您稍后再来吧！”原来，屋内正在进行煲仔饭的蒸煮，地上散落着各式锅碗瓢盆。显而易见，还有一大堆垃圾等待阿姨进行清扫。

又一次，阿姨负责清理环境，当她清理至一位小女孩的座位下方时，发现桌子边有几只纸盒，于是她询问小女孩是否需要保留，小女孩则表示那些纸盒可以丢弃。

阿姨取出纸盒置于电梯口，先去底层进行清洁，打算回来时一同处理。不久后，阿姨接到管理处的来电，询问她在打扫过程中是否取走了小女孩的快递。阿姨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她确实并未取走，尽管如此，她还是需要向小女孩作出解释。她强调自己仅取走了桌边的纸盒，并且已经与她核实过，小女孩也没有再对此事提出异议。

过了一段时间，阿姨经过一番思考，觉得自己可能被误解了。她对此感到十分重视，于是再次来到女孩的办公室，靠在门框上，轻声询问道：“美女（这个称呼是她来深圳后学会的），你找到快递了吗？”女孩回答道，是自己不小心，把快递和桌上的其他物品混在一起了。

阿姨再次向那名女孩进行了说明，强调她绝不会擅自拿取他人的物品。从那以后，每当阿姨前往女孩的办公室进行清洁，她都能察觉到女孩显得有些尴尬，这反而让阿姨感到有些于心不忍。

阿姨在老家的沿河大道上散步

阿姨最担忧的情况便是那些她负责的客户给管理处打电话，这种情况就像外卖小哥害怕收到差评一般。

若表现不佳，她期望对方能直接联系到她；她位于不远处的工作室，一旦有需要，她能立刻前往整理清洁，无需麻烦地通过电话向领导汇报。

然而，恐惧愈深，事情愈发频发。有一天，阿姨又接到了主管的来电，对方告知有位男士来电反映，他的座位下方地面被弄脏了，需要清理。阿姨接到电话后立刻前往查看，发现是因雨天，男士的鞋底沾有泥土，散落在地面上，实际上只是一小块，只需用纸巾擦拭便可解决，然而他却选择拨打了管理处的电话。

阿姨感到困惑，不明白为何区区小事竟要惊动她的上司。尽管她心中有些不悦，最终还是强忍了下来，拿起拖把，开始擦拭地板。

完成拖地后，她向那位男生说道：“这位小哥（这是她到深圳后才开始使用的称呼），今后若是地板再次弄脏，你只需直接来找我即可，我若不在走廊，便在工作室，步行几步路就能找到。不过，她还是带着笑容补充道。”

数月之后，老姚调任至一家商场，阿姨并未随行，选择留在了原地，仍旧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职责。她曾提及，在领导多次巡查时，对其卫生工作给予了好评，这让她倍感欣慰。尽管表现优异却未获得额外报酬，但阿姨依然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肯定。这份认可，对阿姨而言意义重大。

广东，尤其是深圳和广州，给人留下了一个充满隐形富豪的印象。其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趣闻，说的是在深广地区，如果你看到一位清洁工腰间挂着不少钥匙，那么他或许是一位家财万贯的“包租公”或“包租婆”。这些人有意隐藏自己的财富，勤奋踏实地工作，这样的故事构成了外地人对广东富裕景象的一种想象。

实际上，岑阿姨在深圳并未遇见那些闲不下来而选择担任清洁工、实则身怀百万甚至千万家产的神秘本土富豪。若真有这样的人存在，在清洁工这一群体中定会成为热议的焦点。他们自己坦言，大家“不过是来深圳谋求生计的普通人”。

跟岑阿姨差不多年龄的同事们，大部分要打几份工。

来自云南的那位阿姨，年纪比岑阿姨要大上两岁，她每天需要连续上三个班。早晨七点钟，她便前往政府大楼，负责那里的办公室清洁工作；到了中午休息时分，她会前往附近的一户中产家庭，从事家政服务；而下午六点钟下班后，她又会迅速赶往另一个单位，为那里的十几位员工准备晚餐。将这些工作加总起来，她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超过一万。自从十多年前独自来到深圳，她已经缴纳了社保，等到六十岁之后，她就能领取退休金了。过去数年间，她晋升为奶奶，依照乡里老人的惯例，大都会返回故里抚养孙辈，然而她却选择不同，每月支付儿子两千元，让他聘请保姆来照料孙子。

她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资助子女，余下的则存了起来。目前，她与同乡们一同租住在邻近的小区，每月的租金大约是一千元。云南籍的阿姨常挂在嘴边的话与岑阿姨相似：年纪大了，挣点钱只图自己花销，既无法资助子女，也不愿给子女增添负担。

在这片区域，不乏六十余岁依然身强体壮的男士在负责清洁工作，河南籍的老郑便是其中一员。他年轻时，曾从事过多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早年曾在三门峡从事伐木作业，到西北地区植树造林，又在灵宝开采金矿……当步入五十岁之际，家中两个子女正值大学在读，他毅然决然地承担风险，在陕西韩城的煤矿中辛勤劳作三四年，深入矿井挖掘煤炭。每当他从矿洞中走出，老郑的面容上仅剩两只闪烁的黑眼珠，宛如一位来自外太空的访客。

老郑夫妇俩在孩子毕业后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决定告别繁重的煤窑工作，一同回到老家的县城周边农场寻找生计。在那里，妻子承担了为工人烹饪三餐的任务，而老郑则负责播种、喷洒农药、除草以及收获作物。对于这位自幼便从事农耕，历经半生辛劳的农民来说，这份工作对他而言可谓是驾轻就熟，尽管起初还需适应一些现代化的机械设备。

在煤矿或农场工作，薪资水平相当低微。老郑和他的妻子全年无休，却仅能赚取三四万元，而家乡的应酬和礼尚往来费用又很高，再加上日常生活开销，他们在农场工作期间几乎攒不下任何积蓄。去年十月，老郑的儿子前往深圳就业，不久后老郑也跟随儿子来到了深圳。今年正月，他找到了一份在政府大楼打扫的工作，月薪2800元。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并不繁重，他甚至觉得这成为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些清洁工有着一些共通的特征。他们体态纤瘦，肤色偏黑，其中许多人来自广西和云南。他们往往保持沉默，或是陷入沉思。或许是因为他们既不懂普通话也不懂粤语，面对陌生人的搭话，他们常常选择避开，有时甚至直接不予理睬。

岑阿姨相较于他人，性情更加热情，同时运气也相对较好。她每月收入2800元，居住在女儿家中，日常开销极低。凭借这些收入，她能够积攒起来，用作未来的养老资金。

岑阿姨称呼一位中年领导为区长，这位区长性格和善。在阿姨初到广东上班的正月初一，区长便赠予了她一个红包，这是阿姨在广东首次收到所谓的“利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姨经常去打扫，与区长也逐渐熟悉起来。

每逢佳节来临，区长总会将家中带来的土特产分赠给阿姨，偶尔还会附上一小笔红包，阿姨虽婉拒，却难却其心意。区长或许将岑阿姨视为一个在深圳辛勤劳作、养老无依的苦命人。尽管实际情况确实如此，但阿姨凭借自己的努力，能赚取一份工资，赚取一些零花钱，这让她感到十分满足。

负责清理大楼外围广场的清洁工是这群人中年纪最小的，看上去不过三十几岁，尽管他嘴里不时发出嘟囔声，但言语含糊不清，他只专注于不停地劳作。哪怕是一片落叶，他也会立刻捡起，仿佛有某种强迫倾向。岑阿姨后来才了解到，他是由同乡带来的，或许患有自闭症等病症，因此在故乡难以找到工作。

深圳，这座充满包容性的城市，因其广泛吸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而展现出极大的适应能力。那些在此地从事清洁工作的劳动者，虽然他们在故乡难以找到稳定的收入来源，但深圳却向他们敞开了温暖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