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族群政治之鉴：历史教训与当代启示？

在苏联以及苏联瓦解之后的时代背景下，所谓“民族性”具体是怎样在当时的苏联地域的社会活动里运作的，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季什科夫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社会形态的变迁上。

苏联的固定体制无法应对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因此西方宣称其解体是“各民族之凯歌”。然而，民族主义仅是苏联社会整体变革的催化剂，并非唯一因素。季什科夫是一位民族政治学者，他探讨了民族议题在苏联崩溃过程中的作用，并指出了俄罗斯及西方的社会研究专家们在此方面的不足，他们都没有提前预见到苏联的解体，对这一重大事件缺乏准确的判断。季什科夫所描述的那种状况表明，苏联那个年代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异常悬殊的对比，不过是苏联最终崩塌的深层背景因素，而各类社会上层人士，包括官员和学者等群体，在时代剧变过程中为了攫取政治优势所采取的族群策略运用，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换言之，症结恰恰出在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物身上。

实际上，自俄罗斯联邦在上世纪90年代独立以来，其民族政治上的较量从未停歇，主要涉及疆域划分、资源分配、权力归属及文化认同等议题，而所谓的民族特性，不过是用作加强联合与推动行动的政治手段而已。车臣首脑杜达耶夫曾指责俄联邦当局侵占该地区财富，爱沙尼亚与俄罗斯在生态议题上也存在矛盾；从土地制度由集体化转向私有化，到用集体手段掠夺他族资产，各民族主义领袖一方面顺应时势，利用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却遭受由此引发的民众情绪波动的影响。涉及多方利益的领土纷争领域里，时而能掌控全局，时而会束手无策，在矛盾与冲突中不由自主地沦为成功者或失败者。此外，季什科夫认为，决策者的个人举动后果重大。倘若1994年底之前叶利钦愿意与杜达耶夫进行会晤，哪怕只是简单通话，车臣局势或许就不会恶化到如此境地。

族群政治被权贵利用所导致的社会影响之一，表现在苏联解体后中亚与高加索地区时常爆发的民族性暴力冲突上，季什科夫也针对此现象进行了探讨。

中亚五个国家实为苏联当局经由民族研究建构的政治构造物，它们在独立进程中显得突如其来且仓促。季什科夫剖析了苏联在该区域的影响力，指出其民族策略在推动粗浅工业化和文化援助的同时，也埋下了中亚离心倾向的种子，使边缘地带逐渐萌发自主意识。季什科夫在著作里主要关注的是这些国家中俄罗斯人的遭遇，这些人涵盖了2500万俄罗斯族，以及数百万来自苏联时期的其他民族，这些民族的祖先早在17、18世纪就定居于此，苏联瓦解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自己国家的局外人，因此引发了一场规模巨大的移民现象，众多俄罗斯族离开了这些国家。

车臣-印古什冲突里发生的种族清洗事件，季什科夫指出，当威权统治垮台后的社会中，普通民众被煽动而陷入族群争斗，这背后关键在于权贵的号召力领土纠纷，斯大林主义遗留的效应（对“被遗弃群体”的复杂心态），特定族群领导人的政治号召，以及奥塞梯人对印古什人的成见（认为他们“懒散、狡诈、不诚信”等）和防范情绪，都为北奥塞梯共和国的族群灭绝事件提供了温床，随后在具有种族歧视倾向的当局推动下最终爆发。

在吉尔吉斯的奥什州，1990年发生了乌兹别克族和吉尔吉斯族之间的严重对抗，季什科夫称其为“暴乱型冲突”。这种冲突并非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发生，也不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之间的长期战斗，更不是界限分明的前线冲突。冲突的根源在于季什科夫所说的“社会偏执狂”，即一种恐惧社会心理。紧张不安的情绪，以及惊慌失措的状况，在几乎所有涉及族群冲突的事件中都能看到。吉尔吉斯人对乌兹别克人的担忧程度，同吉尔吉斯人受到乌兹别克人的惊吓程度一样剧烈。

分析完各种理论及矛盾之后，季什科夫着手探讨实际应对措施，针对族群政治错综复杂的区域，他建议如何构建和谐环境，核心思路是推动形成多元共存的社会结构，在他看来，民族性之所以引发社会矛盾，根本原因在于民族主义观念的泛滥，以及社会运动的失控显而易见，民族主义是和谐社会的对立面，而社会多元化能有效抑制民族主义的蔓延。

构建多民族融合的社会环境，首要任务是厘清相关学说，要“剖析既有观念并探索新规范”，尤其要破除“俄罗斯是一个由俄罗斯民族主导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的帝国论调，新的国家理论必须明确指出“俄罗斯并非俄罗斯民族的专属国家，其任何区域都不属于单一族群所有”。国家建设期间，要培养双重归属感，个人既能作为本民族成员，也能是俄罗斯人，这两种身份并不冲突，在现实中，新的民族方针应当“在和平时期管理民族特性”，为族群矛盾提供事前控制。具体措施在于运用邦联式权力划分、强化区域自主管理等方法，以推动文化均等，减少群体间固有差距，防止财富分配极端化，这样才能帮助俄罗斯消除族群间的矛盾。

季什科夫的著作虽未明确提及，其核心思想依托于资源动员学说。这种理论视角导致文本对社会构造的探讨深度不足，进而引出若干待解的学术难题：民族主义观念是否纯粹受权贵阶层操控，民众自发组织是否仅是缺乏理性纪律的盲目聚合？若缺乏民众态度转变的普遍认同，民族主义怎样会变成推动社会变革的猛烈动力？这些疑问，并非季什科夫仅凭自上而下的观察就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