澹台、独孤……历史上那些罕见复姓如今都消失了吗？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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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您贵姓？

提及张家，李家，刘家，通常不会引起什么关注，提及慕容家，端木家，欧阳家，或许会得到一些赞叹——复姓啊，真是难得一见，提及令狐家，澹台家，申屠家，可能会得到一些惊叹——哇，真是有气派！

这些复姓让人觉得特别，主要因为它们并不常见，确实比较稀有。俗话说，稀少的东西就显得珍贵，这就是其中的原因。

你一定会想到，过去存在许多带双字的家族名号，例如百里奚，司马懿，夏侯惇，东方朔，西门豹，上官婉儿，长孙无忌，赫连勃勃，拓跋宏等等。

根据研究者的资料，我国历史典籍里曾经记载过的姓氏总数大约达到六千个，其中包含两千个以上的复姓，这个比例大约占所有姓氏的四成左右，这就让人产生疑问了：过去较为普遍的复姓，为何如今变得稀少了呢？要解释这个现象，我们需要从根源上探讨。

首先，复姓是怎么来的？

姓氏的演变历程显示，复姓主要由汉族复姓和古代少数民族复姓构成。远古时代，姓氏数量稀少，大多为单字，例如姬、姜、姚、姒、嬴等。这些古老的姓氏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人们熟知的“百家姓”。

然而，当今语境中的“姓”实为“氏”，先秦时代，姓与氏各有区分。姓的起源可追溯至母系社会，故字形含女，常带女旁。随着父系制度建立，私有制随之出现，家族内部出现层级，上层成员转化为贵族，由此诞生了代表贵族身份的“氏”。

一个姓象征着母系血统的族群，一个氏则指向父系血统的显赫家族；姓和血统紧密相连，氏和原始的社会阶层有着密切关系。这便是南宋学者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里阐述的“姓是用来区分婚姻对象”，“氏是用来区分社会地位的”。

复姓和单字姓的形成过程颇为接近。早前的文章曾指出，姓氏最主要的出处是“就地取姓”，先祖的受封地、定居点，以及先祖从事的行业，都可能转化为姓氏。复姓的构成方式也遵循这一规律，例如，西周时期有一位名叫魏颗的将领屡次建立战功，被赐予令狐邑作为封地，他的后代便以“令狐”作为自己的姓氏。孔子的一个学生，叫做灭明，住在澹台湖（现今江苏省吴中区），也有人说他住在澹台山（今山东省嘉祥县南），因此用澹台湖或澹台山作为自己的姓氏，灭明的子孙，于是以澹台作为家族的姓。另外，有些先祖在朝廷担任过官职（例如司徒、司马、司空），他们的后代对此感到自豪，就直接把这些官职名称当作自己的姓氏。

谈谈古代少数民族的复姓，这些姓氏大多源于当时的音译，译成汉字后便成了宇文、万俟、拓跋、完颜、尉迟等。这种情况和我们如今根据发音翻译外国人姓名相似，例如将亨利、爱德华、维多利亚音译过来。

然而，诸多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名称蕴含着特殊寓意，比如鲜卑族的慕容家族，其名称寓意为“仰慕天地之德，承续日月之貌”，彰显了对天地伦理的尊崇；至于宇文家族的起源，则带有更为神话般的色彩——据说其先辈是辽东南单于的后代，狩猎时偶然得到一枚玉印，视作上天赐予的帝王标志，因鲜卑语中称帝王为“宇文”，便以此作为家族代号。

关于复姓的起源，我们已有相当认识，不过随之产生疑问：既然这些复姓各自拥有不同背景，为何现今留存下来的种类却如此稀少？

你这姓读起来太拗口

汉语具备单音节构造的基本特征，字词的发音会依据“开、合、齐、撮”四种韵母类别而呈现各异的声调变化。当发音方式不同的字词紧邻组合时，常会显现出“同化”现象：举例来说，“海鸥”一词里，第一个字的发音会吸收第二个字的声母成分；而“扶摇”一词中，第二个字的韵母却会取代第一个字的韵母部分。

这类情况在复姓群体中体现得特别清楚。比如“夏侯”，在口语沟通时，其发音与单姓“夏”相近；又如“若敖”，其音调类似“饶”；还有“巫马”，听起来跟“马”相同。日积月累，这些复姓慢慢转变为单姓“夏”“饶”“马”。

此外，受汉语自身韵律特点影响，中国人称呼他人时，通常追求简练有力，发音清晰流畅。比如人们习惯将三字姓名缩为二字，例如把“张明伟”称作“明伟”。阅读古代文献时也能发现类似现象，在提及人物姓名时，常随意省略字数，原本三个字的名字在文章中可能仅剩两字。以王勃《滕王阁序》为例，文中就有这样的写法

“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

杨意就是杨得意，钟期就是钟子期。由于骈文句式需要，王勃把他们的名字简化了。比如形容文章写得好的成语“文追班马”，也把班固和司马相如合称为“班马”，这样既符合四字格律又读起来顺口。

唐代宋代诗歌兴盛，诗歌创作讲究格律和篇幅，因此诗文中出现复姓者，有时会简化其名。比如唐代诗人李商隐曾作诗提到“玉桃窃取爱方朔”，诗里的“方朔”实指“东方朔”；宋代学者吕惠卿亦有诗句“当面驳斥马光于讲席”，句中的“马光”就是“司马光”。

因此，古代许多人为了防止社交中的不便和歧义，希望自己的姓氏读起来更流畅，便将双字姓简化为单字姓。

没这官了，也没这地儿了

早先说过，古代很多复姓与官职名或封地地名有关，后来随着时代变迁，一方面，因官制改革，部分古代官职被裁撤，那些以官职为源的复姓便失去了根基；另一方面，秦朝统一后，废除了分封制，推行郡县制，许多以封地名为源的复姓也失去了根基。因此，这些相关的复姓就慢慢变少了，甚至彻底不见了。

诸如源自先祖职务的复姓，当今社会尚能见到的有司空、皇甫、史官这些，然而“亓官”“内侍”之类的却已极为罕见。

在《世本》一书里，众多复姓中包含“公”字，诸如公车、公伯，公良，公乘之类，这些姓氏都源自爵位的名号，由诸侯王的后代继承而来。秦朝统一了六国之后，推行郡县制度，取消了分封的旧制，于是这些“公x”的姓氏，便慢慢去掉了“公”字，转变成单字姓。

一些包含“丘”字的复姓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古籍文献与石碑铭文提及的带有“丘”字复姓超过六十种，例如虞丘、何丘、闾丘、谢丘、楚丘、常丘等。这些姓氏多数起源于古代带有“丘”字的地名（如今仍有“简丘”“雍丘”等地名留存）。如今许多复姓中含有的“丘”字，已经不再使用，大多改为单姓丘，也有部分直接去掉了“丘”字前的其他字，仅保留姓氏“丘”。

少数民族改化汉姓

魏晋南北朝阶段，北方众多少数民族向南方迁移，中国随即进入大范围族群交融时期。紧接着鲜卑族拓跋部统一北方，创立北魏政权。在孝文帝拓跋宏执政期间，推行了诸多汉化措施，其中一条是禁止使用胡语，同时推行改换汉姓的政策。

这项政策要求不再提及鲜卑混合语言，而必须使用单音节的中国语言。《魏书·咸阳王禧传》中记录了孝文帝的言论：

现在打算废除所有北方方言，统一使用规范语言。那些年龄三十岁以上的，长期形成的习惯难以改变，他们的口音不能立刻纠正。三十岁以下的，目前在朝廷任职的人，如果说话声音不按规矩来；如果有意这样做，应当受到降职或革职的处罚。

与此相对应，诸多鲜卑族的多字姓氏也转变为单字姓氏。依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内容，记录了鲜卑族复姓转变为汉族单姓的情况共117项。

孝文帝亲自做出表率，带头树立榜样，把自家的姓氏由“拓跋”转换成了“元”。

《魏书·高祖纪》记载：

“太和二十年（496）春正月丁卯，诏改姓为元氏。”

借助汉族传统观念中的“阴阳五行学说”来阐释，史书中明确记载，魏朝君主曾颁布诏令，其中表明：

北方民族把土地称为拓，后来称作跋，魏国最初源自黄帝，凭借土德称王，因此成为拓跋家族。土是黄色的中心，是万物的根本，应当改姓为元。

下面的人一看，皇上都变了，咱们也该变一变！于是，有些人就把自己原先的复姓去掉了其中一个或好几个字，变成了汉族的单字姓。比如说，丘穆陵变成了穆，贺赖变成了贺，达奚变成了奚。另外，还有一些人改成了和自己原本的姓氏有点像的汉族姓氏，比如步六孤改成了陆。还有像“独孤”改成了“刘”之类的，这里就不一一列出来了。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发生在辽金元阶段。辽朝由契丹族创建，金朝由女真族创建，这两个民族在建立政权之后，都开始学习汉族的习俗。那个时代，很多人更改了汉姓，例如耶律这个姓氏，有部分人改成了刘姓或者王姓，述律这个姓氏，也有部分人改成了萧姓。

女真人建立金朝的早期阶段，借助辽朝和宋朝投降官员来创建国家的规章制度，所以他们对汉族文化也显示出欢迎吸收的态度，在更改汉族姓氏的时候，比如把完颜家族改成王姓、完姓和颜姓，又把乌古伦家族改成商姓、刘姓、乌姓以及李姓这些名称。

民族融合的进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少数民族改用汉姓，除了受到汉人文化辐射的影响，还包含了趋同的倾向。汉族人口数量远超其他族群，少数民族身处汉族聚居区，若继续保留本民族称谓，在人际交往中会遇到不少困难，所以基于日常沟通的考量，他们选择变更姓氏，另取汉式名字。

中原王朝曾明文禁止使用复姓，这件事要谈谈明太祖朱元璋。

元朝由蒙古族忽必烈创建，在明朝时期，朱元璋将非单字姓视为“胡姓”。他下令禁止蒙古姓氏，同时要求汉族复姓简化为单姓。例如，叔孙、长孙、颛孙等姓氏统一改为“孙”；“诸葛”则改为“葛”。洪武年间的这次改姓行动，大幅减少了全国复姓的种类，进一步推动了复姓简化的步伐。

当前，依据公安部《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的数据，国内现存的复姓大约有八十一个，其中人数最多的复姓是欧阳，达到了一百一十一万二千人，位居第二的上官有八万八千人，此外像皇甫、令狐、诸葛、司徒、司马、夏侯、贺兰这些复姓，目前人口也超过了万人，而其他复姓的人数大多只有几千。而如“漆雕”“羊舌”等雅致复姓，早已成为古籍中的文化印记。

这些复姓看似仅是姓氏符号，实际上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和文化传承。它们如实地反映着先人的血统、封地，官职或特长。而那些“消亡”的复姓并未彻底消失，它们已转化为历史的滋养，丰富了我们民族的根基，叙述着中华文明的历史，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