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就没人懂技术啊！

译者：熊芳

当天下午4点左右，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参加完在总理大臣官邸举行的全体阁僚紧急灾害应对总部会议，并于下午4点30分左右返回经济产业省时，形势已发生急剧变化。

对于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海江田最初接到的是核反应堆关闭的报告。因此，他此时意识到的问题是：如果为电力消费大户关东地区提供电力的福岛核电站失去供电能力，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停电，该如何应对？虽然外面还很亮，但天色渐渐暗下来。他一直在思考的是：如果到时候没有电怎么办？这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然而，等待从首相官邸归来的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的，却是意想不到的坏消息。

“部长，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出现异常。”

下午3点42分，福岛第一核电站站长吉田判断该厂已陷入《原子能灾害应对特别措施法》第10条第1项所规定的状态，即有可能发生核事故。于是，他以传真方式向东京电力公司和经济产业省发送了《特定事态发生报告》。表格上的“全部交流电中断”一栏被圈了起来，当时他报告称，地震引发的海啸导致1至5号机组所有应急柴油发电机被水淹没无法使用，6号机组仅有1台发电机在运行。

54分钟后，下午4点36分，吉田再次发来报告，表示事态进一步恶化。根据《原子能灾害应对特别措施法》第15条第1项，发生了相当于核事故的事故。根据第10条的报告是“有发生紧急状态的可能性”，而根据第15条的报告是“发生了紧急状态”。这意味着事态已经升级。

所谓“核紧急状态”，是指首相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立即疏散周边可能受到放射性污染的居民的最坏情况。当时，核电站将放射性物质扩散到周边地区的噩梦场景正在临近。

吉田报告称，紧急堆芯冷却系统因停电而无法运行，这意味着根本无法冷却核反应堆。他写道：“由于无法监测 1 号和 2 号反应堆的水位，因此无法确定注水情况。”

仅9分钟后，他便发来报告，称已确认1号机组核反应堆水位，暂时解除1号机组的报告，只有2号机组出现异常。然而，下午5点07分，因无法监测1号机组核反应堆水位，他又根据第15条发出报告。

下午4点55分，身穿淡蓝色防灾服的首相菅直人举行了灾难发生后的首次记者会。他只提到“关于核设施，虽然部分核电站已经自动停止，但截至目前，尚未确认放射性物质对外界产生影响”。首相只传递了“没有大问题”的单方面信息，明显想要尽快结束此事。尽管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灾难，首相的记者会却只持续了2分19秒，没有接受任何记者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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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拔为宣传发言人的经济产业省核安全保障委员会委员中村幸吉郎，在经济产业省记者招待会上接到紧急通知。下午4点57分，中村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正准备离开，突然有怒气冲冲的核安全保障委员会工作人员冲进来向他报告：“我们刚刚接到东京电力公司的电话，已经判断是第15条的情况。”“第15条是什么？”在记者招待会的一片哗然中，震惊的中村难掩内心的不安，只是反复强调：“详细情况以后再说明。”

海江田听到报告后十分吃惊，他说：“不管怎样都要向首相说明。”他带领核安全局干部，沿着刚才走过的路返回首相官邸。核安全局副科长和秘书坐上车后座。下午5点42分，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他十分慌张，急忙开车前往菅直人的办公室。

此时，首相助理寺田学和细野豪志聚集在菅直人的办公室里，两人都深受菅直人的器重。寺田学今年34岁，身高1.87米，体重超过80公斤，身材魁梧。他出生于秋田县横手市，曾是三菱公司的职员，27岁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这已是他的第三届任期。他的父亲纪明曾任秋田县知事、在野国民党参议院议员，是其子所在民主党最激进的批评者。

另一名亲信细野年仅39岁，毕业于京都大学后，就职于三和综合研究所，28岁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这已是他的第四个任期。他被周刊写真杂志拍到与新任新闻主播山本萌奈当街接吻，因婚外情丑闻名声受损。不过，政权更迭后，他在小泽一郎手下担任副干事长，又开始崭露头角，同年1月成为菅直人首相助理。1993年，还是学生的细野帮助海江田进行了首次竞选活动，两人也算是老相识了。随后的日子里，海江田和细野睡在首相官邸会客室的地板上或狭窄的沙发上，度过了“废寝忘食”的一天。

与此同时，菅义伟还叫来了另一位心腹——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福山今年49岁，毕业于京都同志社大学，曾在大和证券公司担任过一段时间办公室职员，后又在松下政经学院、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后来在京都地方参议院选举中获胜，这是他的第三任期。政权更迭后，他先是担任外务次官，后担任官房副长官，在党内走一条独特的路线。

因紧急情况而赶到首相官邸的海江田带来了一份“报告”，上面说首相必须宣布核电站进入紧急状态，并决定居民的疏散区。由于是第一次听说这种情况，福山并不能完全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寺田也是如此。尽管如此，菅义伟的反应却出奇地灵敏：“真的吗？全部停电了？备用电池怎么了！”在首相官邸的大多数政客都不知道核电站基本构造的这个阶段，菅直人虽然不是专家，但对一些专业术语和结构还是相当熟悉的。这位毕业于东京工业大学理学部应用物理学科的“科学首相”，对技术性问题反应自如。

然而，菅义伟打断海江田的话称，“我即将出席朝野领导人会议。”结果，谈话仅持续了20分钟。

菅义伟与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等人下午6点左右在首相官邸出席了朝野两党领导人会议，并向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和公明党议员山口那津男提出了“政治休战”的提议。对于在野的自民党来说，虽然菅义伟涉嫌收受非法捐款一事是罕见的“天降重磅炸弹”，但为了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朝野两党都同意从下周初开始暂停所有国会审议。

这段时间，海江田一直在办公室里等待，心里的不安感越来越强烈，虽然很想向首相解释，但“当时有领导人会议，所以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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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出于对核电站事故的担忧，菅义伟在朝野领袖会晤中只露面了前五分钟，中途便离开，返回首相官邸。然而，首相官邸对于如何宣布紧急状态几乎没有专业意见。此时，在官邸内菅义伟办公室旁边的秘书室里，厚生劳动省的山崎史郎、经济产业省的贞森圭介等菅义伟的秘书们正疯狂地摊开“六则”，寻找相关规定。

海江田本以为报告一提交，菅义伟就会立即宣布核电站进入紧急状态。然而，菅义伟只是不断重复“这可是大事！会像切尔诺贝利一样！”，并没有立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开始疏散居民。海江田后来回忆说，菅义伟首相曾对第15条报告的严谨性提出质疑，而他无法给出充分的回答。换言之，“首相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这也是发布紧急状态宣言耗时的原因。尽管海江田等政界人士开始阅读从六法典中抄袭而来的相关规定，但内容却难以进入他们的脑海。

菅义伟认为，相比于首相官邸所做的紧急准备，与海江田、寺坂信昭会长、平冈荣二副相一同出行的安全会议官员更加不可靠。

“秘书查六法很正常……因为不可能全部法律条文都懂，查也是理所当然。相比之下，保安局应该有专业知识。但面对我提出的问题，他们却无法给我一个让我信服、让我听得懂的答案。”

对于菅义伟“发生什么事了”、“该怎么办”等问题，警备局的官员们无法给出满意的答复，面对菅义伟的质问，他们只是交换眼神，保持沉默。

寺坂怯生生的回答让菅义伟不信任。甚至当菅义伟问到应急柴油发电机的安装地点时，寺坂也回答不上来。“你真的是原子能专家吗？”寺坂腼腆地回答道：“我是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的行政公务员。”寺坂毕业于宇和岛东高中和东京大学经济学部，1976年进入当时的通商产业省。虽然他曾担任资源能源省电力煤气事业部部长、负责电力行业的商业流通参赞，但对于核电站的相关知识，他几乎是个门外汉。

“这里怎么没有一个有技术的人！”Suga厉声斥责，“给我找一个有技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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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是“行政人员”的寺坂深知“在如此严重的事故中，技术知识极其重要”，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根本没能取得菅义伟的信任。此后，寺坂将事务委托给平冈次官，悄悄离开首相官邸，返回位于经济产业省别馆的宝安总部。

当时，应对紧急事态的法律只有一部，即1999年东海村JCO临界事故后制定的《原子能灾害特别措施法》（简称《原子能灾害法》）。不久，包括菅直人在内的政界人士聚集在首相官邸，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这部法律的不足之处，它没有预见到大地震、海啸和核电站事故同时发生。

《灾害法》规定，发生灾害时，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应设立紧急技术咨询机构，向首相提出建议。该机构由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坂目晴树等5名委员和40名调查委员组成。为了向政府提出建议，该机构需要召集成员，但由于地震原因，电话几乎无法接通，因此不可能召集所有人。最终联系上的民众因当天交通极其混乱而无法来到市中心。

菅义伟召集了来自警察厅的内阁危机管理担当官伊藤哲郎和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委员长中野弘成商讨此事，并最终于晚上7点03分宣布核事故发生。此时，菅义伟给妻子信子打电话，让她把母校东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名单带过来。这位“科学首相”想依靠自己的人脉，从安全局和核安全委员会以外的渠道听取其他专业人士的意见，想从母校的学者那里得到直接的建议。

菅义伟还在反对党时，就遇到了一次JCO事故。当时，他联系了东京工业大学的同学，通过他们的社交网络了解了事故概况。“我有这个经历，所以当时就想干。但最终名单没发过来。于是，我通过私人关系，向未来会成为内阁秘书官的人请教。”菅义伟打电话的人是他在东京工业大学的一位老朋友。就在两周前，也就是2月下旬，此人在首相官邸为菅义伟举行了一次激励会。他是菅义伟过去学生运动中的伙伴，曾任北陆高等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虽然专业是计算机系统设计，但菅义伟还是邀请他参加重要会议。3月20日，即将就任内阁秘书官的日比野对老朋友的行为逐渐有点怀疑。

“因为首相从小就从政，没有办公室工作经验，所以我认为他还缺乏如何管理一个组织的经验。”

根据《灾害法》，宣布紧急状态时，必须划定居民需要避难的区域，并引导居民避难。然而，菅义伟政府虽然宣布了紧急状态，但由于对现场情况一无所知，未能进行至关重要的避难引导工作。《灾害法》第12条规定，发生紧急情况时，应设立“紧急应对基地设施”（紧急指挥中心），作为前线指挥部的指挥塔。包括福岛在内，全国共有22个这样的紧急指挥中心。但位于福岛县大隈町的“福岛县核事故指挥中心”并不适合紧急情况下的紧急集会。此外，由于突然断电，视频和电话会议系统以及网络几乎失去了通讯功能。 能用的只有防灾车上装载的东西和6部便携式卫星电话，能传输的数据比一般的通信线路还要差，这就意味着，关键时刻前线基地根本派不上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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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野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我们根本没有讨论过核电站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应该设立什么样的疏散区。”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在晚上 7:45 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居民和滞留人员目前无需采取任何紧急特别行动。无需仓促撤离。请留在家中或原地不动。”

福岛县政府似乎对中央政府的措施不满，率先下令疏散居民。晚上8点50分，福岛县自行决定向福岛第一核电站周围2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发出疏散命令。

在首相官邸，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番目晴树、安全保障副相平冈荣二等原子能专家被叫到五楼，内阁成员询问撤离范围应该有多大。当时有报道预测“最坏情况可能导致堆芯损坏”，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将预防性撤离范围设定在半径3公里以内。据此，平冈和番目当场解释道：“通常的撤离训练是在半径3公里以内进行的。”撤离范围设定在半径3公里，事后看来似乎太小了，原因就是两人当时的解释。

晚上9点23分，福岛县发布避难令30分钟后，菅义伟政府下令半径3公里范围内的居民撤离，并要求半径3至1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在室内避难。在晚上9点52分开始的新闻发布会上，枝野对民众说：“希望大家尽快开始避难。”这与两小时前的信息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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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距离吉田报告需要宣布核紧急状态已经过去了近5个小时，即使算上菅义伟宣布核紧急状态的时间，也已经过去了2小时50分钟。

他们当时并不知道，但据估计，1 号机组核心顶部在下午 5 点之前就已经暴露

福岛第一核电站中央控制室内的白板上写着：下午5点50分，辐射监测仪的指针上升。

这意味着放射性物质已经开始泄漏。

摘自《堆芯熔毁：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真实故事》，

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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