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爱这些庸俗黄段子，咋地

《破产姐妹》这部情景喜剧自2011年首播以来，凭借其主角两位经济拮据的女服务员所展现的幽默，以及每一集中不间断的黄色笑话和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双关语，赢得了全世界观众的广泛喜爱。

然而，对于甲来说或许是甜蜜，对乙却是剧毒。据美国媒体报道，自该剧开播两年有余，大约有超过九十名观众因剧中含有不适宜儿童的语言，向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提出了投诉。

与该剧庞大的2000万观众群体相较，这不足百人的观众群体所表达的不满显得微不足道。众多网友在相关新闻评论区留言道：“这部剧简直太棒了，每次看都笑得停不下来”、“不喜欢看的话完全可以换频道，这部剧明明标注了TV-14，你多大年纪了？”

TV－14级别的节目含有家长认为14岁以下儿童不宜接触的内容，建议家长在观看时给予适当引导，避免孩子在没有成人陪同的情况下独自观看。该分级体系由美国国会、电视行业及FCC于1997年共同制定。

然而，鉴于该剧的编剧是迈克尔·帕特里克·金，这位编剧曾创作过一部众多美剧爱好者都熟悉的经典之作——《欲望都市》，因此那些慕名而来的观众可能会觉得《破产姐妹》的剧情尺度相对较为温和。

2012年，《破产姐妹》的制作团队成员参与了某次媒体交流会。鉴于该节目的收视率表现不俗，编剧迈克尔·帕特里克·金心情愉悦。然而，他未曾预料到，媒体记者的提问几乎全聚焦于剧中角色塑造的刻板印象以及种族玩笑是否过界的问题。

在脸谱化的表现上，尤其是餐厅老板Han这一形象，他身材娇小、缺少阳刚之气、热衷于过时的西方潮流，几乎囊括了西方社会对亚裔男性的所有刻板观念。金这样解释：“所有角色在创作之初都带有脸谱化的特点，我觉得扮演Han的Moy是无可替代的。至于那些金发富家女，人们也抱有成见——她们都被视为‘bitch’，对吧？”

金对此感到极度不满，他愤怒地说：“我本人就是同性恋！我每星期都将人们对同性恋的偏见融入我的剧本中！我并未觉得受到冒犯。我认为这能让观众感到愉快，这正是我们的工作，让所有人笑出声。”

《破产姐妹》里的每一处对话都充满了智慧，“我对自己的剧本毫无保留地自豪，”金如此评价，“这种智慧极其敏锐，它聚焦于语言。我们通过语言触及人心，剧中并无任何暴露镜头，我们无需借助暴露来试探底线，因此我们更愿意专注于如何最大化语言的表现力。”

在他眼中，从事喜剧创作这一职业，能让你扮演一个局外人，将人们对他人观点的见解作为逗乐的素材。

金略显受伤地说：“这部戏中充满了让人捧腹的笑点，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大家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围绕这些笑点展开。”

金感到的委屈仿佛似曾相识。你或许不知，何时何地，哪个人可能遭受了冒犯，而你，其实只是想尽力完成自己的职责。然而，时至今日，两年之后，他应当感到庆幸，那些向他提问的记者中，并没有人手持AK47，对他进行“突突突”的射击。

《破产姐妹》所引发的种种争议，实际上反映了西方大众文化与精英阶层观念之间的又一次激烈交锋。

编剧与记者等文化工作者，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归类于“群氓”之列。他们所创作的作品，更确切地讲，应被视为“文化商品”。这些作品若要得以传播，就必须顺应大众的喜好。

以德国学者狄奥多·阿多诺为首的法兰克福学派批评者们，他们的一生都在对这种资本主义盛行的“文化产业”进行诟病。他们坚信，这种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广泛复制与推广文化工业产品的娱乐体系，其消费对象主要是市民大众。它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哲学等领域交织融合，在人们的休闲时光中操控其思想和情感，压制个性发展，抹去反抗意识，进而维护并强化现有的社会秩序。因此，文化工业呈现出极权主义的特征，扮演着意识形态的角色。

德国的这些杰出人士看来，电视剧、各类综艺节目以及众多手机娱乐软件无疑是腐蚀心灵的毒草，它们让人的思维变得迟钝，使人沦为对着屏幕傻笑的“文化白痴”。像《破产姐妹》这类作品更是粗俗不堪，充斥着越界的不雅双关语。

尽管阿多诺的批评十分透彻且颇具价值，然而作为一名在社会主义国度里浸淫已久的“沙发土豆”，我对他的批评并未明确表态。在《破产姐妹》每一集的22分钟里，我都能感受到那份快乐，这足以让我暂时忘却每周辛勤工作40小时所带来的疲惫。更为关键的是，这部剧传递了一种2000万观众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即便我喝酒、纹身、说脏话，我依然是个好女孩！””这难道不是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吗？

幸而一位英国学者发表了一番公正之论：人们真正关注的或许并非如何改造世界，而是思考“如何以何种态度或行为去对抗或顺应生活环境的压力，从而使得生活变得可忍受，并保持某种认同感”。

这位学者名为约翰·菲斯克，他足迹遍布全球，曾在美利坚合众国传授知识，同时也是一个对大众文化情有独钟的忠实拥趸。他对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贬低态度持有不同意见。

他辩称，普通民众并非愚钝之辈——诚然，无人乐意自诩愚蠢——纵使大众缺乏权力，却能在狭小的缝隙里，以非常规手段，抵消体制的压制，展现自我，享受一时的自由。

在中国，近期的一个案例便是，一部剪去女主角胸部戏份的电视剧激起了民众的极大兴趣，并由此演变成了一场文化现象。

菲斯克和我都认为，大众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它运用粗俗、反复、低俗笑话、双关语等精英阶层所不屑的行为，来挑战权威。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抗争，因为精英阶层掌握着立法权。因此，大众文化中充满了双关语，其内涵因此倍增，同时规避了社会秩序的诸多规范，掩盖了各种行为准则。

中国观众热衷于观看两位普通女服务员在一家环境不佳的餐馆中对各种人进行抱怨，这主要是因为她们敢于表达出自己在白天不敢对看似明智的领导、地铁里吃大葱馅包子的乘客、比自身更有钱的小学同学，以及那些令自己不悦的陌生人所想说的话。

《破产姐妹》之所以备受欢迎，与台湾主持人小S的迅速走红有着相似之处，“真实、不做作、做自己”已成为当今大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人们厌倦了那些充斥着公文报告、附庸风雅、千篇一律的“正常”生活。在一个本应追求个性与真实的社会中，这种所谓的“正常”反而显得不正常。

菲斯克阐述了“不端不装”这一价值观之所以广受欢迎的深层反抗精神，其情感表达令人深感触动。

大众语言风格直接且浅显，排斥创作内涵丰富、精心打磨的文本，此类文本会削弱观众的理解和社会价值；其缺乏趣味，显得平庸，因为趣味实质上是社会控制的手段，而趣味背后隐藏的是被掩饰的阶级利益；它内含诸多矛盾，这些矛盾迫使读者自行解读。它往往聚焦于身体与感官体验，而非思维与意识层面，因为身体所获得的愉悦感带来了一场盛大的、逃避现实、释放束缚的实践——这些实践构成了一个广受欢迎的领域，在那里，权力的影响力相对较弱，或许正是一个权力难以触及的角落。

我就是偏爱那些涉及打嗝和放屁的相声段子，你又能对我怎样呢？

菲斯克竟然用如此专业的术语来赞美通俗的语言，这实在让人感到他颇为费心。然而，不论那些精英人士对大众文化的看法是正面还是负面，他们依旧保持着优越的精英地位。他们热衷于探讨诸如种族、自由、界限、意义等深奥的议题，但当这些概念传至普通民众耳中，却往往会被以各种方式重新解读。

若Han竟在自家的简陋餐馆中朗读菲斯克的这段文字，Max或许会皱眉，或许会潸然泪下，Oleg或许早已上楼进行锻炼，而观众则可趁机前往洗手间。这便是公众所拥有且珍贵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