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人民在厨房里，究竟为何大笑不已？

李公明

《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与猴》一书，由玛丽·比尔德撰写，王迪翻译，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于2020年8月，全书共计424页，定价为98元。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美学热潮中，我有幸首次接触到关于笑的专著，那是在大学期间阅读法国著名哲学家柏格森的《笑——论滑稽的意义》（由徐继曾翻译，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于1980年），这是一部探讨滑稽理论的美学经典著作。当时，我并未料想到会将“笑”这一概念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多年之后，当我阅读彼得·伯克的论文集《文化史的风景》（此书初版于1997年，由丰华琴等人翻译，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时，发现其中收录的十二篇论文均是在对以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作品为核心的“经典”文化史研究提出质疑的学术氛围中创作而成的。特别是其中的《近代早期意大利开玩笑的界限》一文，它充分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手法，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彼得·伯克借鉴了人类学家的“张力测量计”这一理论，用以阐释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笑”的边界、临界点和紧张度。他以巴赫金对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教会与政府对于狂欢节中颠覆性玩笑态度从容忍到压制转变的研究为例，阐明了“玩笑史”的研究应当关注玩笑本身及其态度都是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的。他从谈论玩笑的“边界”话题，进而讨论了对玩笑越界的遏制与惩处，比如1582年出版的《十日谈》版本为“洁本”，其中关于宗教裁判所审讯官虚伪的一则故事被完全删去，其他涉及嘲弄牧师的内容也进行了全面修改；伯克将这种删减和修订行为称为“文化攻势”，它是更广泛运动和更大范围态度转变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伯克对于这种“文化功势”的内涵有着深刻的洞察。这成为了笑与政治学研究的典型案例。阅读完毕后，我开始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的角度去思考“笑”，并探讨其与政治学研究的关联。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我曾提到，许多所谓的“笑话段子”未来可能会成为新文化史研究的热点，甚至有可能成为博士论文和专著的主题。

英国知名古典学者玛丽·比尔德所著的《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与猴》（原名《In Rome: On, , and Up》，2014年出版；王迪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系一部探讨“笑”的起源与罗马社会文化历史的专著。该书的中文名对原书副标题“关于开玩笑、搔痒和大笑”进行了调整，更加凸显了书中所聚焦的核心内容——那些擅长运用玩笑来达到效果的说客、以笑取悦权贵的弄臣以及能够引发欢笑的猴子。该书的内容概述，勒口简介中表述得相当精炼：罗马人为何而笑？笑声由谁引发？何时可以笑，何时不宜笑？又是谁在设定笑的规矩和文化的界限？在罗马人的生活、权力与意识中，笑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关于笑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罗马社会文化的编年史。作者凭借深厚的文学、历史、心理、语言和考古学功底，以风趣幽默且严谨细致的笔调，探讨了古罗马“笑”这一核心议题。他描绘了从戏谑的演说家、滑稽的弄臣到引人发笑的猴子等形象，生动再现了古罗马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权力结构，并揭示了笑在古罗马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本书不仅为探究古罗马的社会与文化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角度，同时也为跨文化历史研究贡献了独到的见解。然而，我们阅读过程中很快便能察觉，诸如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变化以及历代阐释之间的矛盾等问题，其复杂性和研究的挑战性，并非是这种概述所能充分展现的。

人类对于笑的情感，既感亲切又觉疏离；尽管我们日常频繁地笑出声来，但对于“笑”的本质、原因以及其后果，我们却知之甚少。若将笑与人文领域的研究相挂钩，恐怕会让人感到更加迷茫与困惑——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言，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古人是如何笑、为何而笑吗？我们甚至难以解释自己为何发笑，这种情形是否产生了某种影响？罗马的笑，与希腊的笑不同，它真的存在吗？阅读全书后，我发现作者对这一论题以及她在论述过程中所遭遇的所有难题，都持有极为谨慎的态度。她直言不讳：“我的目标并非仅仅是梳理与罗马笑相关的各种观点，反而更倾向于使这一主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混乱。”有些人自信能够阐释并主宰那变幻莫测的笑之现象，然而我对他们的方法一直缺乏耐心……本书旨在对那些过于简化的处理方式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挑战作出回应——它提醒我们，笑在罗马文化中占据着复杂而微妙的核心位置，并敦促我们通过笑这一途径，从略微不同的视角来审视罗马文化。贝尔德在书中展现出的慎重思考、面对诸多研究挑战的果敢精神以及严谨的学术论述标准，这些特点在全书各章节的讨论中均有充分体现。

本书的研究中，比尔德凭借其深厚的古典学功底，对古罗马文本及图像资料中各类版本中涉及“笑”的词汇、传说、故事、教诲和笑话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阐释，致力于将这些内容系统地梳理和呈现。

将古罗马时期的“笑”置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探究这一笑在罗马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角色，同时分析其与社会权力结构、文化演变之间的相互联系。该书第一章中，罗马元老狄奥亲自记录下的“笑”行为，是对笑在权力政治学中作用的绝佳例证：面对皇帝康茂德扮演勇士的场面，狄奥特意咀嚼月桂树叶，竭力隐藏自己的笑声；他此举是意在嘲讽皇帝，还是试图掩饰内心的恐惧，这都引发了不同的解读；然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揭示了笑的多样性和潜在风险。古罗马时期，一些涉及身份、权力及风险性的幽默故事即便在现今仍能引发共鸣。例如，有关奥古斯都的一段笑话便颇具代表性：一位与奥古斯都皇帝长相极为相似的青年抵达罗马城，奥古斯都皇帝将他召来，询问其母亲是否曾来过罗马。青年答曰未曾，紧接着补充道：“然而我的父亲倒是频繁光顾。”奥古斯都闻言，并未多加追究，只是轻笑带过。（见第220页）比尔德认为，罗马的专制统治深深地影响着笑和玩笑的文化模式，

明君的幽默同样充满仁爱，他们从不以笑来贬低他人，反而能宽容地对待那些戏谑自己的言语；相反，恶劣的统治者与独裁者，即便是出自善意的玩笑，也会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打压，甚至将笑声和笑话作为攻击对手的手段。（219页）在我看来，尽管这仅仅是一个玩笑，但它却揭示了那些编写、讲述以及传播这个玩笑的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他们渴望在笑声中驱散政治的恐惧、权力的压迫以及地位的不平等。这类笑话堪称历久弥新，历经千年，无数版本在宫廷与民间之间不断演变、流传。至于宫廷与贵族府邸中的戏子、滑稽艺人、仆役，他们在生计之中早已领悟到如何以幽默逗乐皇帝、权臣、贵族，恰到好处、看似自然、技艺纯熟的笑声，已成为他们才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在忠诚与畏惧之间的一件防护之宝。进一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笑在罗马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文化角色，它不仅具有娱乐属性，还深具政治和思想观念的双重特性；其作用既包括调和，也涵盖了压迫和冲突。在这场社会等级与权力运作的戏剧中，笑以其独有的方式，既维护了秩序，掩盖了差异，又强化了人际关系，对反抗进行了压制。

比尔德时常会突然将我们带回现实政治的语境：“我们无需追溯至两千年之前，便可发现这些问题早已存在。在19世纪的报纸、会议记录或辩论中，我们都能看到那些系统记录下的现场笑声——‘（笑声）’，‘（持续不断的笑声）’……任何查阅这些资料的人，都可能不禁感到困惑：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欢愉？”又或者，为何某些事件比其他事件更能引发众人的开怀大笑呢？（见第84页）我想我们对于这些记载应当并不感到陌生。在此处，我们能够观察到，比尔德在从事古典学研究时，采纳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研究途径，她不仅将古典文化遗产与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下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比如，她从阿卡迪亚的一座阿波罗神庙遗址以及雕塑碎片入手，着重阐述这些古代遗存在其所处时代生活中的作用、所遵循的思想观念以及不同遗存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她还强调，对古典遗产的思考实际上也是对现代生活的反思。在董乐山翻译并由辽宁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一书中，她与约翰·汉德森共同著述。以2017年初版并引发广泛讨论的《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为例，她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描绘佩涅罗珀在众人面前被儿子命令闭嘴的那一场景出发，揭示了女性声音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这一现象在欧洲文化历史中的起源。她的古典学术研究紧密关联于她对现代公共生活的观察与参与，彰显了一位古典学者思想的锐利与深度。

在对“笑声”这一主题的研究中，比尔德广泛采用了视觉图像资料，这一做法在当前的历史图像学领域构成了一个颇具吸引力的创新视角与探究手段。在第一章中，她探讨了“是什么引发了罗马人的笑声？”这一问题，更进一步地，她试图明确指出，究竟是什么使得罗马城中的上层男性精英感到好笑。在探讨我们对于穷人、农民、奴隶以及女性笑貌的所知甚少，仅能通过城市精英男性对其描述来略知一二这一难题之际（见第5页），随即在注释中补充道：然而，J.R.（2003;2007，109-132）表现得相当勇敢且乐观，他尝试运用图像资料来探究那个时代所谓“普通人”的笑容。（26页）在第三章中，她提到了关于重现罗马时代笑的难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尤为突出，那就是古代视觉图像的识别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古代的绘画和雕塑在何时展现了大笑或微笑——更确切地说，我们难以确切地界定在古代何种视觉形象可以被视为大笑或微笑的表现。（89页）换言之，理解并解读古代图像中涉及笑容的表情极具挑战性。因此，她提及了之前注释中提到的约翰·克拉克的研究成果：“他搜集了众多类型的罗马艺术作品，这些作品包括穴怪图像、讽刺画作，甚至还有滑稽表演和古代形式的连环漫画。研究这些作品的过程中，他试图挖掘罗马民众的欢笑、欢快的笑声、喧闹的笑声，乃至偶尔的粗俗笑声。这项研究极具吸引力，而且，它还让我们关注到了一些既有趣又鲜为人知的罗马图像。然而，她紧接着敏锐地察觉到，“同时，它也揭示了问题的另一面——这一点一直让我感到困扰。”那究竟，我们又如何得知罗马人（抑或某些罗马人）在目睹这些画面时是否发出了笑声呢？换言之，究竟是谁在笑？是罗马人吗？抑或是我们自身？又或者，难道是我们一直在无中生有——甚至假扮——罗马人？在91页的研究中，克拉克选取了庞贝“悲剧诗人之家”大厅入口处那块著名的马赛克地砖作为分析对象，地砖上描绘了一只面目狰狞的狗，正凶狠地面向前来参观的客人，而在恶犬下方，则刻有拉丁语单词“CAVE CANEM”，其意即为“小心恶犬”。克拉克提出，这些图案或许能令古人感到愉悦，它们首先会引发视觉上的错觉，随后让人豁然开朗；他进一步指出，这种笑声具有驱邪的作用，因为在罗马人的信仰中，入口往往被视为充满危险之地，于门厅中发出响亮笑声能有效地抵挡邪恶的侵袭。然而，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认同这一看法。比尔德在细致地对比两种看法后，并未急于得出结论，却更深刻地领悟到了在不同情境下、不同观察者对图像反应的多样性及其复杂性。在第七章探讨人与动物之间的模仿现象时，她观察到在庞贝城的小型雕塑和绘画作品中，猴子不仅模仿了人类的姿态，还模仿了行为。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块绘有图案的雕带上，运用了滑稽的丑化技巧，刻画了罗马的开国英雄形象。这些角色被描绘成形态古怪的杂交猿猴，它们拥有异常肥大的生殖器、尾巴，以及狗一样的头部；“不管我们如何诠释这些图画，它们至少表明在喜剧场景中，猴子可以与神话中的英雄互换身份；猴子甚至能够模仿罗马建国英雄的形象——这一切都是为了逗人发笑。（274-275页）围绕笑这一核心议题的历史图像学探讨，不仅能够引发对现实具有启示性的思考，比如探讨当代艺术中戏仿、挪用等手法与现实关切的联系，而且还能够作为一种工具，用来衡量当权者对笑的立场以及政治言论所承受的压力。

在探讨二十世纪的“笑”文化发展历程和“笑”在政治领域的历史演变方面，应当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然而，凭借我有限的见识，至今仍未发现有关这一主题的全面性专著。比尔德提到，在过去的十年里，关于笑的书籍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让人感到难以抉择，其中既有广受欢迎的通俗读物，也有严谨的学术专著。这些书籍背后，还隐藏着数量更加惊人的专业文章和学术论文。许多人从哲学、政治和女性主义等激进的角度出发，对“笑”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我的阅读经历中，“笑”这一主题也常常与诸多重要议题紧密相连。例如，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戏剧家”的阿瑟·米勒于1983年抵达我国，指导其作品《推销员之死》的排练。抵达北京之初，他便敏锐地察觉到演员们在交谈中流露出的笑声，这笑声中蕴含着他们对时代变迁的探求，挑战着过往的教条，同时也透露出由此引发的紧张情绪。例如，自拿破仑·波拿巴自立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以来，公众场合尽量避免提及可能招致秘密警察注意的敏感话题。然而，在蒙马特高地的知名黑猫咖啡馆，聚集于此的文人墨客却依旧在戏谑，“他们嘲讽着政府，嘲讽着贵族，嘲讽着民众”。智利诗人兼小说家罗贝托·波拉尼奥常常将文学与政治紧密相连。在接受采访时，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对某些态度、某些人物、某些重要的活动和事物抱以嘲笑，仅仅是因为在这些令人乏味的事物面前，在这些自大膨胀的自我面前，我们别无选择，唯有通过嘲笑来表达。”他的观点是，嘲笑实际上是一种最终的审美反抗形式。嘲笑往往是一条连接文学与政治的桥梁，特别是在当今社会，若一个人丧失了嘲讽的能力，那么他已不再具备理解和参与政治的资格。正如比尔德所言，狄奥在其作品中描绘的康茂德在竞技场对观众所施放的威胁，既充满邪恶又令人忍俊不禁——这样的描述使我们洞悉，笑声亦可化作抵御罗马独裁统治与权力滥用的利器：心怀不满者不仅能够以武力、阴谋和起义作为反抗手段，更可以选择对强权视若无睹。（第4页）

审视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可以发现她巧妙地将厨房与笑声以及赫鲁晓夫时代相融合。她描述道，在那个时期，人们在厨房中分享政治笑话，笑声在厨房中回荡，“人民在厨房中欢笑连连，我们也在自家的厨房中欢声笑语。在这片自由的角落，厨房成为了我们热烈交谈的场所。”（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吕宁思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42页）鉴于阿列克谢耶维奇是俄罗斯籍的作家，我不禁回想起比尔德在“前言”注释中引用的那句诗句——“噢，尽情地开怀大笑吧”——这句出自俄国诗人韦利米尔·赫列勃尼科夫之手，他在1909年创作的诗作《笑的咒语》中，激励人们以笑容面对时代的变迁和生活的不易。

难怪“人民在厨房里大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