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拍与预录盛行，演唱会强实名电子票沦为笑谈？

每周末我总是在赶往演唱会的途中来回奔波，那份快乐确实存在，然而我的钱包却承受不住这样的消耗。周末结束时，我走在回家的路上，从演唱会那热烈的气氛中退出来，不禁对着自己的钱包余额发出感叹。

年底将至，广深佛地区演唱会数量激增，这让小暻既感到欣喜又有些痛苦。由于门票抢手，她常因反应不够敏捷而不得不动用经济实力。官方标价680元的座位票，她却需支付的是两倍的价格。若想占据前排佳座，她甚至需要支付三倍或四倍的票价。

现场会现场图

去年9月12日，文化和旅游部与公安部共同发布了一则通知，规定对于参与人数超过5000的大型演出，必须实施全程的“强实名制”。时至今日，众多大型演唱会场馆已普遍采用身份证刷卡入场的方式，以遏制黄牛票的流通。然而，即便如此，高价票的问题为何仍旧未能得到根本解决？

代拍和预录，是强实名电子票时代下最大的谎言。

代拍是有票的底气，也是钱包的杀手

上周末，在广州宝能国际体育演艺中心，一场连续4天的演唱会吸引了众多关注。作为总票务代理，猫眼在首场开票时，每场演唱会释放了3000余张门票（该场馆可容纳1.8万名观众，通常演唱会开放近万个座位，亦称作万人座场馆）。与此同时，大麦平台显示每场演唱会放票量为2860张。而平台数据显示，有近百万观众表达了观演意愿，在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抢票竞争之激烈程度可见一斑。第一次开票结束，大量粉丝在社交平台上控诉自己没有抢到票。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依据文化和旅游部先前发布的通知规定，举办演出的单位在市场上公开发售的门票数量不得少于经批准观众人数的85%（之前的规定是70%）。

尽管购票颇具挑战，原原却向羊城晚报的记者透露，她成功抢到了每一场的门票。这并非凭借速度，而是依靠财力。“其中3场是通过刷票方式获得的，还有1场是通过预录方式取得的，只因对最后一场演出情有独钟，生怕错过。”她向记者展示了她的猫眼演出订单，票夹中记录着4场演唱会的信息。在演唱会正式拉开帷幕之前，她便能够利用手中的票夹记录轻松刷证，顺利通过身份验证进入现场，享受与直接购票同等的待遇，更无需担心因涉嫌使用黄牛票而遭遇入场阻碍。“无论是刷身份证还是刷脸，都没任何问题，这一切都是我本人的信息，保证100%无误。”

当被问及代拍服务的费用时，原原透露，根据歌手的知名度和演出票价的不同，代拍所提供的报价也有所差异。通常情况下，知名度较高的歌手的代拍费用会相对较高，而内场的代拍费用通常也会比看台上的代拍费用要贵。以广州站的十个勤天演出为例，内场代拍的费用为800元，而看台代拍的费用则是600元，这还不包括门票本身的费用。

在珉奎的朋友圈指定内，可以看到很多代拍的成交记录

原原所提及的“掉”，实际上是指即便代拍活动依赖程序操作，仍存在一定的风险。与此同时，部分粉丝渴望获得更靠前的座位，而代拍所抢得的座位同样具有随机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粉丝们便会转而选择一种更具“钞能力”的方式——那就是预录。

在演出或活动开始之前，有人会利用你的个人信息先行将你所需座位录入系统，并为你锁定特定座位。这样的服务自然要收取更高的费用。羊城晚报的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上随机咨询了几位提供预录服务的黄牛，得到的报价是：针对广州站的十个勤天演出，21日（即首日）前6排的票价为3100元（含原票价），而该位置的官方标价仅为1580元。

记者在一家“知名黄牛平台”的摩天轮上观察到，广州站的勤天演唱会门票，其中前排座位的售价已经达到了8000元以上。

小暻进一步指出，在实行严格的实名制规定之后，那些“黄牛”便以购票困难为由，大幅上调了门票售价，同时打着团队抢票和代抢成功率高的幌子，将其视为一种“新兴的商机”。

电子票也行，黄牛竟然如此神通广大？

纸质票查验存在的bug，一直为人诟病。

以记者掌握的信息来看，在广深佛地区，目前一些常见的演唱会场馆，比如深圳的春茧（深圳湾体育中心）、深圳大运中心以及广州的宝能国际体育演艺中心等，均已实行严格的实名制入场措施，不再使用纸质门票作为入场依据，观众必须确保“人、票、证”三者相符方可进入。相较之下，佛山的世纪莲体育中心和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中心仍允许观众使用纸质门票入场。

记者被告知无需提供信息，此处为虚假身份，需迅速行动。今年四月，邓紫棋在佛山世纪莲体育中心举办了一场演唱会。演唱会尚未开始，场馆门口仍有部分黄牛在询问是否需要门票。官方标价为380元的门票，记者以700元的价格成功买到了两张。记者未提供任何身份证明，连身份证的匹配信息都尚未提取，只是简单地对门票进行了检查。当人脸识别设备扫描到记者的面部后，即刻便出现了“通过”的反馈。

在实行严格实名制的电子票购买体系中，官方购票平台上的门票常常供不应求，而那些“票贩子”手中，无论是明码标价的公开出售的票，还是所谓的“内部票”，都一应俱全。那么，这些“内部票”究竟是如何被获取的呢？

珉奎，这位刚踏入票务行业一年多的年轻人，向羊城晚报记者透露，代拍者们普遍依赖技术手段，即所谓的程序外挂。在闲鱼平台上，代拍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代拍服务价格在100至200元之间，这类服务主要依靠人工抢票，他们可能会动员周围很多人一同参与抢票，以此来提高成功抢票的概率。而我们合作的代拍则主要使用抢票工具，虽然价格较高，但成功率却相对较高。然而，她指出，那些一看就明显过高的报价，往往出自不良商家或骗子之手，存在着不小的风险。

相较于那些依赖技术手段进行代拍的群体，预录活动主要依赖于人际关系。珉奎指出，预录活动通常涉及的是包厢门票或是前排座位。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包厢门票往往是主办方用于人情往来的，纸质门票上含有二维码，通过扫描并输入个人信息，便能将身份与个人绑定。至于前排座位，由于位置优越，主办方深知这些票会被粉丝争相购买，因此会特别出售这部分门票。

预录票纸质票面上有二维码，可扫码输入身份信息以绑定身份

汪苏泷在上海举办的演唱会中，前排位置的预购票价高达五位数字。她如此说道。尽管购票平台宣称座位分配是依据实际付款顺序随机进行的，然而，实际上对座位的操控余地相当大。通常情况下，优质的座位不会通过正规途径进行销售。

自然，不同等级的黄牛所提供的报价各不相同。珉奎向记者透露，由于自己的级别较为低级，因此中间涉及的代理层级较多，经过层层加价，最终能够提供的报价相对较高。一级票务公司掌握着定价的权力，这一权力随后逐级下放至各代理商，每个代理商在上一级价格的基础上增加100至200元。因此，若消费者遭遇的是级别较高的代理商，他们所获得的报价相对较低，而随着级别的降低，报价则逐渐上升。珉奎表示，这种报价并非固定不变，一级票务公司会根据售票的具体情况和市场的表现来对价格进行调整。

“其实我们卖一张票赚得也不多，就100多块钱。”她说。

抢票平台真的不知情吗？

演唱会市场上流传着一句话：演出主办方才是最大的“黄牛”。

珉奎指出，无论哪场演唱会，主办方都会确保“热门门票”被保留，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强调，尽管实名制可能看似无效，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道理始终不变。

在这种情形下，猫眼、大麦等平台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它们真的对相关情况一无所知吗？它们是否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来遏制技术代拍行为呢？

羊城晚报的记者向一位猫眼平台的知情人士进行了咨询，该人士透露，平台对于此类现象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虽然抢票平台充当着总票代的角色，但它们并不一定是演唱会的主办方。因此，在票量的掌控上，它们的权限并不大，只能依据手中持有的票数来决定放票的数量。当前市场上平台众多，主办方并不会将所有门票都集中分配给单一平台。除了大麦、猫眼、票星球等主流抢票平台之外，抖音、携程等平台同样存在票源。我们难以追踪票务如何流入黄牛手中。实际上，每当黄牛问题被提及，人们往往会将责任归咎于平台，而平台本身也感到十分冤枉。至于使用抢票工具进行代抢的情况，该人士表示，“我们对此也束手无策。”

与我国相比，在演唱会经济方面更为发达的日韩地区对抢票软件持有强烈的反感。然而，他们已经着手实施了一系列措施。

去年十月，IU的经纪公司对外宣布，揭露了数十个账户利用技术手段非法抢购演唱会门票，并将这些账户列入了永久黑名单，禁止其以任何身份信息购买IU的演唱会门票。此举在遵循一人一证原则的基础上，向那些依赖代拍获取门票的粉丝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日本的做法更为严厉。2018年，该国实施了“禁止门票非法转卖法”，规定违规者可能面临最高一百万日元的罚款和一年的监禁。此外，在技术手段上，日本在演唱会门票销售过程中引入了“面部识别”技术，旨在有效遏制黄牛党的活动。

自2018年起，日本著名歌手宇多田光的演唱会门票销售便引入了“面部识别”技术。观众在购买门票前，必须先购买专辑，并凭借专辑中的信息参与门票的抽选。一旦抽选成功，他们还需向主办方提交个人照片，以便在系统进行面部识别时使用。

为了便于购票者操作，主办方还设立了专门的门票转售平台。若购票者因故无法出席演唱会，可通过该平台完成门票的转手。同时，官方对门票转售实施了相应的规定，旨在防止票务炒作现象的出现。

面部识别技术的应用无疑增加了抢票的复杂性，然而，这一点不可否认，它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代拍现象的发生。因为身份信息可以轻易地传递给代拍者，但面部特征又该如何传递呢？

珉奎向记者展示周杰伦演唱会的预录价格

代拍和找朋友抢票不是一样的吗？

实际上，众多真心渴望目睹演唱会盛况的粉丝，对于黄牛们的情感，既有着难以割舍的喜爱，又夹杂着深深的憎恶。

当然，我多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能成功抢到票，毕竟谁都不乐意把钱交给黄牛。然而，大家都在积极寻找机会，若我亲自尝试，恐怕真的难以如愿以偿。原原这样说道。此外，那些代拍服务若未能成功抢票，“代抢”的费用将会全额退还给客户。正是这种尝试无损失的心态，使得许多人难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面对是否对个人信息泄露以及违规违法的担忧，原原和小暻均回应称，并未过多考虑。“毕竟这是普遍现象。这和邀请朋友一同抢购票务又有什么区别呢？”

江苏江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傅睿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区分黄牛售票与朋友助抢票的关键在于目的和手段。黄牛往往通过大量囤积门票，并以高于原价的价格转售，其行为以盈利为目的，属于违法行为。相较之下，若朋友通过合法渠道购买门票，并仅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则不属于黄牛行为，不触犯法律。

代购者若系合法途径购得票务并仅收取适当服务费，则其行为不属于黄牛党。由此可见，黄牛党倒卖门票与朋友助抢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以盈利为目的以及是否运用了非法手段。傅睿如是说。

她补充说明，作为合法的票务销售渠道，授权网站若遭遇黄牛侵害其合法权利，有权依法发起诉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19年修正版）第二条规定，商家需秉持公平、诚信原则，恪守法律法规与商业道德。黄牛的转售行为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还损害了授权网站的正当权益。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岳屾山指出，演唱会乱象的产生并非仅因黄牛高价倒卖门票，演唱会主办方监管不力亦为其中一因。内部票源泄露、检票环节审查松懈、人工通道存在关系户现象、防伪码识别困难等问题，均时有发生。票务方需承担起责任，创新更多策略以遏制“黄牛”行为，同时，市场监管、公安等相关部门亦应增强对“黄牛”的打击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