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作家刘震云：探寻人生真谛，感悟人间多少事，两三笑话中

在香港北角的联合出版大厦会议室中，崭新的《一日三秋》繁体版书籍整齐地堆放，封面上的“橙色柿子”形态各异，两侧则是“一笑一哭”的图案，仅用几笔勾勒出故事的大致内容。不久之后，作家刘震云在众人的簇拥下步入会场，依旧保持着他的幽默风格，与大家亲切地打招呼。

这天傍晚时分，刘震云被邀请至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参加新书发布会。由于日程安排紧凑，自他前一晚抵达香港以来，他尚未有机会去品尝那久违的牛杂汤。

上一次到访香港，正值疫情爆发之前，是为了参加书展。时间流转，已过去三四年，其间也有几位文坛上的老友离我们而去。他还清晰地记得那次，香港作家、《亚洲周刊》的副总编辑江迅精心安排了一顿聚餐，席间还有作家倪匡及其夫人。他们以茶代酒，欢声笑语中畅谈文学，回忆往昔，也讨论新一代的文学新人。举杯品茗，放下餐具，就这样，时光悄然流逝。有时，哪怕仅是念头在他们身上瞥过，也会触动他心底的悲伤。

刘震云在其新作《一日三秋》中，巧妙地运用“笑话”这一元素，将之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这些笑话与人物、地域、神祇、传说以及历史紧密相连，共同编织出了故事的主干。有时，人间的诸多事情，竟如同几个简短的笑话，而人生中那些注定要含泪听完的笑话，更是数不胜数。

接连不断的幽默故事，实则揭示了其中普遍存在的生活智慧以及辩证的人生态度，比如，严谨的态度往前再迈一步便成了笑话，而笑话再进一步又回归严肃。同理，真理与谬误之间也仅有一步之差。

刘震云在交谈中，突然想起了某个故事。故事讲述的是，在很久以前，村口发生了争执，一方坚称三八二十四，另一方则断言三八二十五。双方争执不休，最终闹到了县官面前，希望他能裁决究竟谁才是数学盲。然而，县官却出人意料地下令，对那位声称三八二十四的人实施了惩罚，重打了一百大板。被打者喊冤叫屈：“他都不懂数学，难道您这位公正无私的官员也不懂吗？”县官回应道：“这并非是关乎你是否懂得计数的问题，而是他已经如此愚昧，而你却还在与他争执，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更加愚昧了吗？你竟然还想用你的愚昧来耗费我的宝贵时间。”总之，这个故事意在说明，与一个愚昧之徒争论，试图解释那些无法澄清的事情，实属荒唐之举。

在《一日三秋》这部作品中，刘震云描绘了一桩难以言明的事件——那就是六叔的画作。六叔曾经是延津县豫剧团的弦乐手，剧团撤销后，他又转行至县棉纺厂担任机械维修工。在工作之余，他热衷于绘画，主题多围绕延津的人物，作品内容既有现实生活的描绘，也有神鬼故事的展现，风格上既写实又带有后现代特色。然而，六婶却认为这些画作并无实际用途，她更倾向于那些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画作，比如描绘花开富贵、喜鹊登枝的作品。

从某个视角来看，文学之间的交流亦属此类“无益之举”，它既不能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革，亦无法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发展轨迹产生任何影响。然而，此类看似无益的活动，却往往蕴含着出人意料的活力，不经意间触动人心，引发深层的共鸣。刘震云认为，文学所蕴含的这种悄无声息的感染力，能够在不知不觉中穿越政治、经济、宗教的纷争与对抗，深入到人们的日常饮食生活中，从而实现最为高效且成本最低的文化融合与认知。

刘震云前些年出版了《我不是潘金莲》的荷兰文版，为此他来到了阿姆斯特丹。在活动期间，一位当地读者告诉他，她对中国并无深入了解，她的认知仅限于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她曾以为中国人缺乏思考能力，甚至不懂得笑。然而，书中那位农村女性为纠正一句话而奋斗二十年的故事，让她对中国人的精神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她还说，看这本书从头笑到尾，你可能是中国最幽默的作家。

刘震云以风趣的口吻回应道，若你踏入我们那个村庄，便会发现那里的居民个个都颇具幽默感，而我自己却是我村中最缺乏幽默感的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