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评萧乾红毛长谈，堪称出色的讽刺政治文学

塔塔木林先生在大公报上两年前刊发了多篇文章，题为《红毛长谈》，这些作品令国内读者感到十分惊奇。他的文风既不拘泥于传统，又不失文采，独树一帜；他的观点既严肃又幽默，独具匠心。他深入剖析我国政治和社会的诸多弊端，并提出了令人担忧的政治预测。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勾勒出了一个理想化的中国图景；他憧憬着玫瑰般的美好梦境，心驰神往地游历西南大地，畅谈二十年后南京的景象，论述新旧上海之间的变迁，这些内容让人不禁联想到十八世纪那位作家所著的《世界公民》；其情节之离奇堪比《西游记》，其讽刺意味更是超过了《镜花缘》。自《红毛长谈》问世以来，众多读者纷纷致信作者，有的对他进行了指责，有的表示了同情，还有的给予了他赞誉。作者从中挑选了一些，收录在了本书的附录部分，置于书末。这部作品堪称大战之后全球最杰出的讽刺政治文学作品。

民国时期，出版界流传着一个优良传统，即一套丛书的编者或出版社的掌门人，常常会亲自执笔，为所编纂的丛书撰写宣传文案。诸如鲁迅、叶圣陶、巴金、施蛰存、胡风等知名人士，无不遵循此例。“观察丛书”的广告文案，在风格与观点上，颇似主编储安平亲自执笔之作。

《红毛长谈》堪称大战结束后全球最杰出的讽刺性政治文学作品，储安平对其赞誉有加，评价之高可见一斑。

“巴鲁爵士”沈从文呼应“塔塔木林”萧乾

《红毛长谈》的附录部分，其最后一篇文章是由巴鲁爵士所撰写的《怀塔塔木林》。

沈从文先生被称作“巴鲁爵士”，这个名字的由来，黄永玉先生曾向我解释，“巴鲁”不过是沈从文弟弟沈荃的昵称。《怀塔塔木林》这部作品的文风，与《红毛长谈》颇为相似，同样是以“红毛”的口吻，采用半文半白的语言，直面现实，采用正话反说的手法。而“巴鲁”之后加上“爵士”二字，则是沈从文有意为之，旨在与“塔塔木林”形成呼应。

沈从文于1947年12月1日，在《论语》杂志上初次以“巴鲁爵士”这一笔名，发布了作品《北平通信——第一》。这“北平通信”指的是沈从文以“巴鲁爵士”身份所撰写的一系列文章的统称，《怀塔塔木林》则是该系列中的第二篇，其副标题亦为“北平通信之二”。

沈从文为萧乾的作品《红毛长谈》题字，署名为“巴鲁爵士”。

巴鲁爵士表示，他创作《怀塔塔木林》的初衷，在于《北平通信》的首篇问世后，众多读者通过来信纷纷表示，他们误以为他就是“塔塔木林”。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解释和澄清。

半年前，《大公报》刊登了塔塔木林撰写的《红毛长谈》，他希望我能继续撰写，并告知我国已经实施宪政，民主自由触手可及，保证不会发生笔祸。然而，有人却将这误认为是巴鲁爵士的功劳，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我不想让世人将对我的好感转移到巴鲁爵士身上，因此，我决定大胆地回顾我与塔塔木林的过往，并将这些内容投稿至刊物发表。一旦解释清楚，大家的误会应该就会消散了。

在探讨与“塔塔木林”的关联时，“巴鲁爵士”如此记载：“塔塔木林与我乃表亲，年纪略逊于我……我国古语有云：同船共渡，五百年前已结缘。此言意在说明，今日的种种，实则源自前世缘分，亦将影响到未来。若以此语来形容我们之间的友谊，无疑更增添了一份坚定，其影响亦将波及他人。”沈从文虽以“红毛”的口吻进行创作，且刻意寻求幽默感，然而在文中，他对巴鲁爵士与塔塔木林之间关系的描绘，却与他自己和萧乾之间长达多年的深厚友谊不谋而合。

萧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求学于辅仁大学期间，曾投身于英文杂志《中国简报》的编辑工作，并相继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现代作家的访谈文章。在此期间，得益于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振声先生的介绍，萧乾得以采访沈从文。自此，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萧乾转入燕京大学深造，并在沈从文的熏陶下开始了小说创作生涯。他的首部作品《蚕》得以在沈从文所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

1935年，萧乾完成学业之际，得益于杨振声和沈从文的举荐，他接手了沈从文的工作，担任《大公报》副刊的编辑。在编辑理念与方法上，萧乾沿袭了沈从文的诸多风格，比如他常会公开回复读者的来信，讨论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现象等话题。这些回复后来被汇编成《废邮存底》一书，并由巴金旗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本是他们二人共同出版的唯一一部作品。可以说，萧乾踏上了文学与新闻的征途，这一选择与沈从文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由于这种影响，萧乾始终将他视为自己的恩师。

沈从文在其作品里提到“巴鲁爵士”和“塔塔木林”是亲戚关系，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杨振声、沈从文、萧乾等人一同逃难至西南地区，其中杨振声年纪最长，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也可以算作他们的文学前辈。然而，在旅途中，他们彼此以兄弟相称，并按照年龄的长幼顺序排列，杨振声被尊称为大哥，沈从文则被称作二哥，而萧乾则是三哥。这种称呼习惯一直保持至今。

提及萧乾，黄永玉脸上洋溢着喜悦，回忆起1946年在上海初次遇见萧乾的情景，当时萧乾竟要求黄永玉称呼他为“三哥”。黄永玉不禁感叹，这不是乱了辈分吗？然而，萧乾却笑着回应：“这有何妨？我们并不拘泥于这些。”从这段往事中，不难看出沈、萧二人当年关系的亲密与随和。

同年三月，“巴鲁爵士”在其作品《试谈艺术与文化》中发布“北平通信之四”，其中再度澄清他与“塔塔木林”并非同一身份，而在其言辞之中，不无对现实政治的讽刺意味。

编者询问我同塔塔的关系，于是让我执笔撰写。我早已意识到自己的文笔平淡无奇，与塔塔表兄的才情横溢、幽默风趣相比，实在相差甚远。再说，巴鲁爵士与塔塔木林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只要读者稍微思考一番，便能明白这一点。至于文体上的相似之处，目前仍是一个秘密，不宜完全公之于众。读者若能回想起我与塔塔的过往，便会发现我们曾一同接受华语教育，沉浸在古籍的熏陶之中，并且多次携手共事，历经了多次赞誉、诋毁和诬陷。如此一来，恐怕也会哑然失笑。若将来有朝一日，我们的文章得以合辑成册，相信也会认同，那并非出自同一人之手。

《红毛长谈》问世之际，附录中收录了《怀塔塔木林》，置于书末，恰如“巴鲁爵士”所言，“二人之文共印一册”。这标志着沈从文与萧乾在《废邮存底》之后，又一次展开了别具一格的合作。这不仅是对他们昔日友情的生动描绘，也成为了历史的珍贵记录。

在阅读这段文字的细微之处，我们不时能感受到沈从文的不满情绪和怨愤之情。所谓的“赞誉、诋毁、诬陷”显然并非空穴来风。

沈从文在以“巴鲁爵士”为笔名连载“北平通信”系列文章之际，便遭到了左翼文化界的指责。进入1946年寒冬，他陆续推出了《〈文学周刊〉编者言》以及《从现实学习》等作品。

在这些文章里，沈从文一方面持续秉持他的文艺理念，认为作家应当专注于创作，通过实际成果来彰显文学的崇高价值；另一方面，他对我国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内战发表了许多评论，随意进行评价。在他看来，内战是“数十万同胞在国内各地相互残杀”的现象，作为一名文人，一位崇尚“知识和理性”的“乡下人”，他对战争中的任何一方都持批评态度。

萧乾在其作品《红毛长谈》中表达的观点亦相近。此类人士，他们抵制内战，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倡导民主与自由，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具有显著特征。众多“观察丛书”的撰稿人亦属此类。他们的政治立场，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被称作“第三条道路”。

沈从文因批判“第三条道路”政治思潮而成为左翼文艺界批评的焦点，自1947年起便开始遭受指责。尤其是到了1948年，批评之声愈发集中且尖锐。在这一时期，相互关联的“巴鲁爵士”与“塔塔木林”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不可分割的批判目标。

在针对沈从文和萧乾的批评文章中，最为知名的是郭沫若的杂文《斥反动文艺》，该文发表于1948年3月，载于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该文主要对沈从文、朱光潜、萧乾三位“代表人物”进行了集中批判。在文中，郭沫若对这三位人物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运用蓝、红、黄、白、黑等色彩描绘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此次政治批判氛围浓厚，对沈从文与萧乾日后的生活轨迹产生了显著影响，导致他们各自的命运均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也经历了起伏，受到了时局变迁和个人境遇的影响，逐渐疏远，最终在晚年因误会和隔阂而不再相见，留下了永恒的遗憾。

关于沈从文与萧乾晚年的争执，已有不少人士从各自立场进行了描述。这些纷争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并不容易作出明确判断。在未来的某个时机，我或许会基于我所掌握的信息，对此进行一番简要的叙述。

不论怎样，对我来说，更看重的是他们在那个特殊时期所展现的“巴鲁爵士”与“塔塔木林”之间的默契。这不仅关乎友谊，同样也承载着历史的分量。

新版《红毛长谈》好事多磨

1985年，我产生了重新出版《红毛长谈》的想法，而这距离该作品在《大公报》上首次亮相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萧乾对此既感到欣喜，又显得犹豫不决，他对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抱有疑虑。尽管如此，他还是挥毫泼墨，洋洋洒洒地写下数页文字，详细地回顾了当年创作时的情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再次出版《红毛长谈》的过程曲折多变，好事多磨。

最初，我决定将书籍命名为《萧乾杂文选》，这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遵循萧乾的意愿，原著《红毛长谈》并未收录全部内容；其次，新增了一批散落的讽刺类杂文，比如同期发表的《侦探小说在华的命运多舛》，以及1957年鸣放时期的《上人回家》等。然而，随后萧乾来信提出，建议仍保留《红毛长谈》的原书名，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他对这本书的重视程度。

萧乾与李辉

1986年新春之际，《红毛长谈》新版提交至湖北人民出版社，预定年底与读者见面，然而作者却反复权衡，最终选择撤回稿件。此书之后辗转至福建海峡文艺社、三联书店、华夏出版社等地，却均未能如愿出版。直至1990年，台声出版社将其出版，作为庆祝萧乾先生八十寿辰的珍贵礼物，终于完成了作者的心愿。

《红毛长谈》新版问世，整个过程耗时长达四年。在这四年中，萧乾屡次通过信件与编者交流，内容涉及书籍的编选、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遇到的难题。此外，他还特意撰写了一篇关于《红毛长谈》再版的跋文，但遗憾的是，该文当时并未得以发表。跋文内容如下：

李辉同志作为本书的编者，在得知《红毛长谈》系我所著后，便执意要将这些作品纳入本集中。在我即将出国之际，他更是将序言提前发表在《散文世界》杂志上，对那些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然而当书稿递交至出版社，那里的负责人开始忧虑重重，他首先担心，尽管文章距今已有四十多年，若有人硬是要用八十年代的标准来衡量，那该如何是好？其次，文章通篇采用反讽手法，若有人误将其解读为正面，那又该如何应对？再者，文章描绘的是四十年代中期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若有人硬要将其与现实相联系，那又该如何解释？

起初，我觉得这三个“万一”和三个“咋办”不过是多余的担忧。然而，出版总编辑首先遭遇了这些问题，他的担忧完全可以理解。况且，三十年前，天确实曾对我（也对他）降下过灾难。

在书尾附上一篇自我批评，狠狠地打自己几个耳光。这样的举动，我三十年间不知进行了多少次！然而，无论打得多么响亮，一旦有人揪住小辫子，我还是无法逃脱。因此，我整夜失眠。内心有个声音在劝告我：还是遵从出版社的建议，将那篇批评文章删去为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毕竟年过七旬，何不寻求双重保障呢！

李辉这年轻人却并不认同。他未曾佩戴过帽檐，似乎连批评都未曾遭遇，堪称一头无畏的犊子。他心怀不服，宣称在现今白日里，怎能还如此“强硬”行事！他认为，一个人的思想总是逐步探索而得，四十年前的见解必然不及今日之深刻。无论如何，这几篇“常谈”虽然叙述得颇为曲折，但你对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社会的厌恶，对那个时代现实的失望，都是显而易见的。他批评我过分小看了读者的辨识能力。他却不知道：读者并非都是那种轻易被迷惑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力。

那么，我就豁出去了。

是为序。

萧乾

1986年12月15日 于北京

时光飞逝，当我再次翻阅《红毛长谈》，整理他为此篇著作所撰写的序言、信件以及跋文时，心中不禁涌起对往昔的怀念之情。

1998年的岁末，我收到了萧老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信中他仍旧在表达着继续努力写作的决心。“我的记忆开始变得朦胧，趁着我还未完全迷失。当然，我想要尽力推迟老化的步伐，只是恐怕我无法战胜自然的力量。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再次告诉你，能结识你这位朋友，我感到无比幸运。”

那句话，同样承载着我的一份情感——我在八十年代初有幸结识了萧老，并且一直受到他的悉心指导和无私援助，这让我深感幸运。

原以为这将是萧老留给我的最后一封通信。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他离世三年后，我意外地收到了文洁若老师的来信。在2002年8月16日的信中，文老师提到：“萧乾未曾寄出的、未完成的半封信被发现了，从笔迹判断，这封信是在1998年底至1999年初所写……他坦白自己胆怯，信中的最后几句话揭示了他在医院中的心境，颇具趣味。”

反复阅读萧老先生新近寄来的信件，我内心的感受远远超出了“感动”这两个字所能传达的。

李辉:

谢谢你的来信，你总是那么会出点子。

我无法回忆起在给您的信里具体写了什么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信中并无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若您在挑选后愿意让我先过目，那自然是极好的。我生性胆怯，生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在1946年至1947年期间，我确实卷入了不少纷争，甚至还有过离婚的经历。当然，那时我们并未相识。总的来说，为了让我这个胆小的人能够安心，您能让我多看几眼就更好了。

萧乾先生的信应写于1998年底或1999年年初

信件刚刚落笔，便突然中断。在病房中，萧老在一次意外的跌倒之后，便再也没有苏醒。

信中提到的“提议”，指的是我建议将他所写的信件整理并出版。他坦言自己“胆怯”，并在信中再次提及了撰写《红毛长谈》期间的私人境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本书在他的心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李辉，生于1956年，籍贯湖北随县（现称随州市）。1982年，他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顺利毕业；同年，他加入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及文学副刊编辑；自1987年11月起，他一直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编辑一职。他的主要创作方向为传记和随笔。《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封面中国》、《传奇黄永玉》、《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等，均为其代表作。1998年，其散文集《秋白茫茫》荣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7年，《收获》杂志上开设的“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专栏，荣获了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颁发的“2006年散文家”奖项。到了2014年，凭借《绝响》这部作品，作者再次荣膺第十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2013年散文家”称号。

约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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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述地名故事，从个人角度出发，描绘熟悉地名的历史演变和背后的故事，力求不面面俱到，不单纯罗列概念。着重展现我对地名的独特见解和对历史变迁的深入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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