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必寻找下一个安娜·温图尔，这是为何？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高江虹 实习生 张亿珍 北京报道

六月份的二十六日，安娜・温图尔（Anna ）告知了辞去美国版《Vogue》总编的职务这一决定。虽然她不再担任该杂志的主编，但她会继续担任《Vogue》全球的编辑主管，并且兼任康泰纳仕集团的首席内容负责人。她将负责管理康泰纳仕集团所拥有的众多出版物，例如《Wired》、《名利场》、《GQ》、《AD》、《Bon Appétit》等刊物。

她担任美国版《Vogue》主编长达三十七年，始终身处娱乐圈焦点，成功将一本刊物打造成时尚界的标杆。当她迈向新的职位时，她所定义并引领的那个时代，仿佛正逐渐落幕，让行业人士充满无限遐想和深思。

从伦敦到纽约

可能由于在美国版《Vogue》担任总编的时间过于漫长，很多人认定安娜·温图尔是美国公民。

她其实1949年在英国伦敦降生，在知性家庭中成长，她的父亲曾经担任过《伦敦旗帜晚报》（ ）的主笔，在家庭熏陶和个人热爱的推动下，她十几岁就投身时尚杂志行业，起初的职位有在《Vogue & Queen》（如今已是《Vogue》英国版）担任副编辑。

1970年代中期，安娜迁居纽约，随即投身美国时尚杂志界，在《New York》杂志上获得了显著成就，声名鹊起。1983年，她得到康泰纳仕集团知名人物亚历克斯·利伯曼的青睐，加盟美国版《Vogue》担任创意主管，后于1986年转战伦敦，执掌《Vogue》英国版的编务工作。1987年，她再度踏足纽约，负责运营康泰纳仕集团出版的家居刊物《House & 》。她对该刊物实施了彻底的革新，调整了其内容与版式。随后在1988年，她出任美国版《Vogue》的主编职位。

安娜就任美国版主编后，最具分量的动作，就是把好莱坞红星而不是独个模特，放在《Vogue》封面上，这完全刷新了时尚刊物的操作方式。早些时候，美国版《Vogue》的格调如出一辙，直到1989年五月，刊登麦当娜的封面，遍布美国报摊的各个角落。

那个时期，麦当娜的“街头意义”非常突出，她源自纽约下城俱乐部文化，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她的音乐和形象都充满了叛逆、打破常规以及挑战传统精神。她所展现的不是典雅的优雅，而是原始的力量和真实自我的表达等勇敢态度，成为当时街头青年和边缘群体自我确认的重要象征。

安娜回想当初挑选麦当娜的原因，说是受到某次邂逅之人的启示。当她谈到参与《Vogue》工作时，那个人直言《Vogue》从不选用麦当娜这类非典型形象。这话点燃了安娜挑战常规的念头，她一心想促成麦当娜登上杂志封面，促使《Vogue》以崭新的姿态引发公众热议。

实际情况表明，这个决定显著增加了《Vogue》的订阅人数，也彻底改变了时尚信息的传播方式以及名人品牌形象的市场意义。早在九十年代来临之前，安娜就精准地把握了社会发展趋势，认识到时尚行业必须更加融入大众日常生活，同时提升其商业盈利能力，并且与大众流行趋势紧密联合在一起。

那个时段，安娜也着力栽培崭露头角的设计师、模特以及时尚界编辑，比如马克·雅各布斯、亚历山大·麦昆、约翰·加利亚诺和莎拉·穆恩等人，使得这些富有创意的人才得以从鲜为人知走向世界视野，进而促进了时尚领域的更新换代和丰富多样。

她在时尚领域关于快速流行和长久环保等话题的介入和点评，展现了其对行业发展方向的理解；随着网络社交平台兴起之际，她负责推动《Vogue》的数字化升级，使得这份存在百年的著名刊物在新潮流面前依旧保持稳定。

Met Gala与《Vogue》的时尚权威

如果你对时尚领域略有关注，肯定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赞达亚在2024年Met Gala的惊艳亮相。

安娜除了担任美国版《Vogue》的主编职务外，还长期担任Met Gala的主席，并且是该活动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Met Gala最初由时尚公关艾莉诺·兰伯特于1948年发起成立，其目的是为了给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服装学院筹集经费，在黛安娜·弗里兰于1972年接手之后，这个晚宴活动开始设置特定的主题1995年，安娜负责 Met Gala 之后，她邀请世界知名人士参加，严格筛选来宾名单，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把这个原本小众的纽约社交晚宴，逐步转变成了时尚圈每年最引人注目的活动，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二十年。

2010年代中叶，随着社交网络逐渐流行，即时分享途径得以畅通。明星在红毯上的装扮不再局限于时尚刊物的内页，而是借助图片和简短视频快速传播，进而引发大量讨论、点赞及表情包制作，显著增强了活动的互动性和参与感。2015年左右，蕾哈娜（）的“煎饼龙袍”造型，以及克莱尔·丹尼斯（ Danes）的“发光礼服”设计，都曾迅速引发网络关注，成为流行文化中的经典案例，许多时尚造型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在于它们具备极高的辨识度，并且能够制造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同时还能引发广泛的社会讨论，这些特点成为了当时参与者们追求的核心目标。

从参与层面观察，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借助电子显示设备介入Met Gala活动，使得原本具有高度专业性的时装设计变得易于观赏和评说，影星们的着装风格、活动主旨的阐释以及活动内部的精彩瞬间，都能转化为社交互动中的价值交换媒介，"时尚"这一理念因而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扩散，社交媒体平台因此收获了庞大的访问量和用户互动，这显著提升了平台的活跃程度，同时也为商业品牌的推广活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商业角度观察，安娜于1995年负责服装学院，到2019年为止，共为该学院募集了大约两亿美元的资金，这一成绩十分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单次筹款的最高金额也在持续增长，2022年大约为一千七百四十万美元，到了2024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大约两千六百万元，而到了2025年，更是达到了三千一百万美元的新纪录。

对于Met Gala最主要的指责，在于其过度的商业化以及排他性特征，票价高昂且受邀人员筛选严格，导致它被看作是少数特权阶层的社交专属活动；媒体对名人红毯服饰的过度关注和苛刻评价，也让这个原本以慈善为目的的活动，偶尔会转变成为一场充满压力的“审判”。每年的主题构思，尤其是牵涉到非东方文明的部分，总是容易引发关于文化借用不当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其表现方式过于肤浅，未能展现出应有的敬意。同时，Met Gala内部普通工作者的待遇问题，以及其极度铺张的生活方式与环保意识的矛盾之处，也持续受到质疑。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Vogue》长期主导着时尚领域的权威声音，然而随着社交网络平台的兴盛，时尚领域的权威性逐渐分散。如今人们能够便捷地获取多元化的时尚资讯，无论是知名网络红人的推荐，还是品牌方的官方信息，亦或是普通网民的日常发布，都给传统时尚媒体带来了严峻的考验。

而安娜此时正领导《Vogue》，借助Met Gala活动，在数字化背景下巩固其时尚领域的权威地位，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消费者的审美观念。

再见，安娜时代

我们总是酷爱将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画上等号。

可以肯定，环境为安娜创造了条件。80年代末期她负责《Vogue》美国刊时，该杂志虽已是业内顶尖，却与普通读者尚存隔阂，所以正是这个即将蓬勃发展的时尚产业时代，让她获得了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那个阶段，时尚行业正从传统的上流圈子转向面向普通人的消费领域，世界范围内的联系变得紧密，信息传递的方式变得多样化，电影界的名人开始对流行趋势产生显著作用，所有这些变化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契机。

那些家喻户晓的叙事中，安娜并非仅仅担任时尚杂志的主编，她那别具一格的短发造型、经常佩戴的太阳镜，以及她在时装秀场前排的固定席位，都超越了个人风貌，转化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符号，这些符号所昭示的是她所象征的权威地位、审美格调、行业号召力，以及时尚圈内的精英观念。这种标记化现象，是社群观念与新闻宣传相互塑造的产物，这种绵延数十载的新闻报道和刻画，也不断巩固她作为“潮流顶尖人物”的声誉。人们经由对这些符号的体察和理解，为其附加了超越个体本身的深层内涵。

安娜与众不同，她身处那个年代，也促进了过去几十年时尚界从精英圈子转向市场大众的转型过程。她既是那个被称为“穿普拉达的女魔头”所代表的那种苛刻、权力核心的象征，也是推动行业走向普及的关键人物。她没有被动地变成一个标志，而是通过自己的选择和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洞察，主动参与并决定了自己最终成为符号的路径。

脱离了耀眼形象，这位主导者强硬的执政手段，也激起了对于工作场所压力巨大和人际疏离的争议。对她的更尖锐的指责，则针对《Vogue》长久以来在多样性与接纳性方面的欠缺，无论是人种、体态还是文化展示，都曾遭受严厉批评，迫使安娜近些年公开确认并着手纠正这些缺陷。她对于毛皮制品的看法，Met Gala的过度逐利以及文化挪用引发的纷争，同样使她承受了许多批评。

2024年，纪录片《时尚90年代 In Vogue: The 90s》发布，共分六集，描绘了安娜个人形象，以及以凯特·摩丝（Kate Moss）为核心的顶级模特阵容，同时呈现了Met Gala盛事，还有伦敦的叛逆风尚，再加上好莱坞与嘻哈文化的兴盛，这些都在90年代崭露头角并持续发展，影片充满怀旧情怀，而当下消费故事的新叙述方式，却依旧混乱，亟待重新塑造。

当今，大众对于安娜离开一事深有感触，关注的并非某个岗位的变动，而是对某种权威性和安定感逐渐减弱的共同感受。她曾是那个年代毋庸置疑的标杆与典范。如今，原本熟悉的依靠已经转移，由此引发人们对于时尚鼎盛阶段是否就此终结的担忧。

谁会是下一个安娜·温图尔？

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必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