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人文:男女平等究竟意味着什么?你怎么看?
“男女平等”是全世界妇女共同的目标。
然而,在追求公正的过程中,我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事情,所以积累的体会也不一样。即便现在碰上看似相同的情况,这些情况产生的背景或许完全不同;即便在同一个地方,类似的情况也会有各自的缘由。
“男女平等”的中国历程
我以前在好几个地方都说过,中国的女性解放主要得益于社会参与和社会帮助,这一点跟西方的女权运动不一样。从近代开始,至少有三个因素从不同角度接续和发展,改变了中国社会对女性的传统看法,这对中国女性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率先倡导女性解放,并积极推动实践;相比之下,西方社会则要求女性自我争取,这被视为极为艰巨的任务。
第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期间,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标志着中国女性真正开始融入社会;可以说,中国女性大规模进入社会最初是从参与战争开始的;这种情况与欧美国家中产阶级女性依靠接受教育和找到工作而进入社会的情况截然不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性均等”具备思想层面的正当性依据,政府积极号召女性参与各类社会事务,配套的援助措施是女性获得解放的关键环节。
近代以来,中国女性参与社会活动主要有三条路径,首先是在19世纪末期出现的工厂女工,人数稀少,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其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里的知识女性,她们活跃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数虽少,但发展潜力可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备独立观念和自主能力的一批女性。第三,投身战斗,对于众多寻常女性,尤其是乡村女性而言,几乎便是挣脱旧式家庭束缚、进入公共领域的唯一途径。相关文献《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提供了佐证。
电影《红色娘子军》的情节,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证明中国女性在战争中的立场和西方女性存在差异,在追求“革命”的过程中,实际上表达的是对“男女平等”的向往;不过,这种所谓的“平等”,也常常伴随着随时可能面临牺牲的风险。此外,还有另一个关键点: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家庭事务和公共事务之间没有清晰的分界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建设基本上始于1949年之后,与女性的社会化进程发生在同一阶段。女性社会角色的演变和众多男性社会身份的变动基本同步,从而缓解了女性参与社会活动时承受的来自男性的传统阻力。城乡差距显现之后,这一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通常所说的女性就业,主要是指城市女性的情况,“男女平等”和“女性就业”因此并非等同事项。
“平等”究竟是什么?
如此背景下,我们该怎样评价“平等”?
它难道仅仅是一个理想、一项原则、一个进步的标志吗?
我们这里的状况十分特殊,西方女权人士还在以“平等”的名义向社会争取两性权利,而中国女性已经对“平等”进行了反思。
公平一旦出现在世间,就必须直面这个时代和整个世界所能呈现的所有状况:倘若正值战乱,公平便意味着一同浴血;倘若遭遇饥馑,公平便意味着同样在公共锅中分食……不只是华夏大地,在这个饱受战火、饥荒、压迫与不公折磨的地球上,公平固然关键,但单有公平却远远不够。中国女性在追求两性均衡的实践中,认识到男性处境并非完美无缺,由此或许会以更宽广的视野,将反思的焦点放在社会层面而非男性群体,进而有机会在两性均衡的利弊权衡中,重新探讨平等的真谛。
“平等”究竟是什么?
平等属于一项根本性权利,其本身无需探讨由谁赋予或应分配多少,不存在争议。有些群体,包括女性和奴隶,曾经失去了平等权利,这促成了他们争取平等的历史使命,也就是说,平等并非最终归宿,更不能当作一种方法:它既不能成为个人向他人或集体攫取利益的工具,从而成为剥削的托词;也不能变成社会强迫所有人一致行动的伎俩,进而充当压迫的帮凶。任何地方对公平的破坏,都可能造成在权利层面上对“自主”的取消。根本来说,公平只听命于自主的意图,它是自主决定的前提。缺少自主的决策,公平就失去价值。
中国男性感受到的“失去”并非源于女性获得自由,女性在“获得”同等地位的同时,也面临着同等程度的“失去”。当前中国女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已“获得”的权益中重新找回被忽视的自我意识。从这个角度审视两性平等,事情就变得清晰许多。对于华夏女性而言,不论经由何种方式获取了多少权益,这种“均等”远比黄金更为宝贵,毕竟它是女性作为“人”的根本,也是女性品格与尊严的构成要素。五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发展最显著的标志是女性地位提升:女性在法律身份上与男性获得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工作权利、投票及参选资格、婚姻自主选择权、财产继承权等等……尽管现实层面仍有诸多挑战,但这项成就依然无法被否定。从过去的压迫和战火状态,逐步转变为如今的安定与建设……在历经磨难的中国,只要获得“平等”,就必然要承受苦难的重量。分担艰辛,既是均等的要求,也属于均等本身——然而,我们并非所谓的“承受痛苦的一代”。归根结底,全部女性经历就是一段悲惨的记录,最悲惨在于缺乏选择、没有出路、所以失去希望;相较之下,我们当下的境遇是否已经有所改善?
平等:中国问题
国家建立以来,性别均等获得了制度层面的支持;然而,这并不代表不存在差异现象;实际上,这些差异可能以隐蔽形式存在,成为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深入探究的深层社会议题。
例如,“两性均等”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项基准,“女性解放”作为新中国一项核心政治建树,或许会忽略一个更关键议题,就是中国普遍存在的城乡分隔格局,导致占国民总数半数以上的农业人口普遍被置于次等公民位置;数亿农村女性的政治境遇和社会身份整体上逊于城市女性(涵盖女工及无业居民)。当今全球范围内持续增长的移民现象中,中国移民数量为何显著增多?多数华裔非法移民出身于乡村地区。中国农民素来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极其反感背井离乡,然而,长期遭受国内不公待遇以及持续贫困的生活状态,迫使许多农民不得不离开故土。他们宁愿选择前往经济更发达的地区谋求生计,也不愿在任何地方承受被歧视的处境。
因此,在中国,对于城市女性,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来说,仅仅实现性别平等是不够的,她们还必须拥有更宽广的人文视野,不仅关注女性的相关事务,也要重视社会上处境不利的群体,把整个社会的公平议题都包含进女性和性别研究的范畴里。即便是在性别平等方面,我们也不能只满足于法律规定的认可和公众舆论的普遍赞同。官方发布的施政汇报,总是强调取得的成就和取得的进展。这些成就是确实非常显著的,中国女性的发展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体现了这一点。但这并不代表在平等的法律框架下,女性相关的议题已经完全消失,更不代表社会地位的提升能够等同于女性的真正解放。如果平等权利非但没有让女性生活得更美好健康,反而成了更重的担子,这种平等就值得质疑,需要我们好好思考。
探究各个社会阶层的女性日常,能够察觉到,先前在社会层面隐匿的现象,其实已经演变成诸多细微而繁杂的困难,它们不为人知也不发声,却持续地影响着每位女性的生活。例如,女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职业女性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承受的压力非常大……这些情况都有一个关键因素:虽然我们的社会到处都在宣扬“男女平等”的思想,但在家庭和日常生活的实际操作上,并没有实现女性权利的真正变革。我们的家庭结构、家庭思想以及家庭里的性别分工依旧十分守旧,社会制造产品的能力和社会保障的水平还比较薄弱——在整体社会开化程度不太高的情形下,女性参与工作和社会获得自由,并不一定会让有工作的女性感受到自主、喜悦、健康和优质的生活。
“平等”的代价是什么?
在乡村考察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更重要的问题。
例如男女均等这一标准,源自西方中产阶层知识女性,随着工业变革之后得以传播,转变成全球公认的准则。一旦置于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农业社会环境中,诸多细微之处若完全渗透到女性日常起居之中,便极有可能造成诸多切实的损害;倘若女性参与的社会性劳动依托于传统的父权式家庭架构,那么女性将无法拥有自主的经济来源,同时也会丧失传统家庭给予女性的保护,由此可见,我们所面对的并非一个单纯的操作层面的难题,它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平等”以及“男女平等”这些被神化的观念本身所内含的若干关键的理论议题,例如:
——“平等”是否有代价(比如对自由的制约和对公正的限制)?
——代价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的”和“可能的”?底线是什么?
与我们的生活更贴近的问题是:
“平等”在公共政治层面,原本是与阶层/等级联系紧密的概念,那么它是否能够不受约束地直接延伸至个人生活层面以及性关系和家庭生活之中?
中国女性在社会平等方面确实享受到诸多益处,同时也深刻体会到一些艰辛,不论这些艰辛程度如何,将其说出来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引发更多人思考,并为后来者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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