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酒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多少？——冯亦代的喝酒轶事

我少时喜欢喝酒，但又不会喝酒，正如我的父亲一样。

20年代，父亲在浙江省道局工作的两年间，每逢休假，他必定带上我前往杭州西湖边一家名为陈正和的酒栈喝酒，同行的还有我的表姊夫沈麟叔。陈正和酒栈是一家与店名同样古色古香的酒肆，老板是绍兴人，身材矮胖，为人极为和气，看到老主顾进店，定会亲自迎接并安排入座，且熟知来客喜好，端酒侍奉客人。父亲喝酒，只为消闲，那时酒肆有老规矩，用小碗计量，父亲酒量不过三四碗，相比较之下，我的表姊夫酒量极大，喝十几碗都算不得什么。然而父亲喝酒很节制，若他们二人带我去，每次所用不过二三氽筒（江浙通用用薄铁皮特制放在炉子火口温酒的盛酒器具）。越过适度范围，父亲便说今天的酒已喝够，回家去吧！那时，我喝酒仅徒有其名，因年纪尚小，不过我对喝酒之人的豪气深感佩服，一碗在手，仿佛立马成一个似英雄般的人；我格外信服武松过景阳冈的“三碗不过冈”，而他喝的不止三海碗。然而父亲不许我多喝，最多不到半小碗，不想借此养成我喜好喝酒的习惯，可酒量始终未见好转。父亲常讲喝酒不过是图个快活，喝醉了就没趣了。我的表姊夫酷爱喝酒，每次喝必定醉倒。但他与父亲去喝酒，总是恰如其分，不敢多饮。

父亲有喝酒的喜好，其好在于品评，而非猜拳行令，他觉得好酒需人细细品评；他喝酒时浅斟慢酌，还会娓娓而谈，认为这是人生一大乐事。那些常在酒肆的恶客，一喝酒就猜拳行令，只是徒然喧哗，吵闹他人，自己却丝毫感受不到喝酒的快活。所以父亲去酒肆时，总是挑选角落的散座，从不当众踞坐。

父亲在杭州工作仅仅两年，之后就前往九江南浔铁路了，从此我再没机会去酒肆喝酒。有一天我跟几个同学前往湖滨，路过陈正和酒肆，不知为何忽然涌起一股冲动，想要进去喝些酒，几个同学里也有喜好喝酒的，于是一道迈进店门。陈老板依旧躬身迎接客人，还询问我父亲近来的情况。那天我忍不住多喝了一碗，回家途中被冷风一吹，竟然呕吐起来。这便是我头一回喝醉。我还跟郁达夫先生多次喝酒，我跟他是在湖滨旧书肆见到的，初次碰面，他就邀我去喝酒。认识知名的文学家还跟他喝酒，我的兴奋心情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去了上海念书，学校门前有个小酒铺，它兼卖热炒。我也偶尔去一下那家酒铺，然而并非冲着酒去，而是菜品。大学毕业前的一个圣诞节晚上，我们几个热爱文学的年轻人约好在四马路一家菜馆聚餐。当日我因自己订婚失败，心里很不愉快，于是借酒消愁，多喝了几杯，最终酩酊大醉，都不清楚怎么回的学校：所记得的唯有把菜馆楼头的一只高脚铜痰盂踢到了楼下。第二天睡醒过来，嘴巴苦涩舌头干燥模样，甚是难受不好感受；于是暗自下定了决心心思，往后决然不会多喝酒水东西存在行为，就算属于万不得已情况必须举起酒杯器具，也绝对不会超过适量范围界限 。

工作了，范德峰是中国保险公司业务室主任，是我沪江大学的前辈同学，他极为好客，一个月中总要邀业务室里小字辈的同事，去十六铺宁波馆子吃饭喝酒，可我自律很严，喝酒不过小酒盅一两杯。在若干年后的喝酒时，朋友们取笑我是曹禺戏剧中的况西堂，况西堂每次送礼以二元为度，我喝酒则以二杯为度，我也不管他人笑话，我行我素。

1938年，我抵达了香港，没过多久，结识了中旅剧团的名剧人唐槐秋，并注意到他即使好酒却并不真正懂得饮酒之道。在香港，根本找不到可以买到绍兴酒的地方，鉴于槐秋是从法国归来的缘故，他喜欢喝洋酒，而我和他常常相聚一堂，故而也渐渐养成了饮用洋酒的习惯。槐秋对意大利的酒极力称赞，觉得统统都是历经多年才酿成的优质佳酿。某次，当意大利的邮轮“康特凡第号”驶入港口时，他不知通过何种手段成功在船上弄到了一瓶香槟酒，这成为了我首次品尝到外国名酒的经历，只可惜直到如今，我已然记不起这瓶酒具体是什么牌子了。

后来我结识了乔冠华，其独自住在报馆楼上，居室极为狭窄，且靠近街道，街市嘈杂声响传入楼中，致使他难以安稳入睡。为在工作时能够专注思考，他于撰写文章之际，常常是一只手书写，另一只手端着酒杯饮酒。他的酒量颇为可观，一口气能喝下半瓶法国白兰地。我劝他工作结束后到我家休憩，他点头同意了。每逢他为《时事晚报》撰写社论的日子（每星期起码四次情况下），他发完稿件便来到我家睡觉。临睡前他总要阅读一阵子外文报刊，期间一边持续饮酒。为他，我总会备一瓶斧头牌白兰地，他喝罢酒，就去小睡几小时，其乃有名的酒仙，那是我家保姆阿一给他取的外号，因他记不住老乔的姓，便拿酒仙称呼他，此后这外号就传开了，可酒仙说的并非他的酒量，只是讲他到我家休息时，总得喝上几杯，香港的广东酒，最常见的是青梅酒，我嫌其有怪味且易上头，故而不喜欢喝，所以我喝白兰地酒也成了习惯，不过常喝的仍只是啤酒。

谈到啤酒，存在一则故事，有一回我跟几位同事于九龙塘俱乐部出席宴会，不知是谁在宴会席上发起要较量酒量，方式是不沿用酒杯，直接对着酒瓶喝酒，竞争一口气能够喝掉几瓶，那时我年轻且争强好胜，就和那位同样争强好胜的朋友展开决斗，最终我一口气喝了两瓶，但是那个朋友喝了一瓶半的时候就拿起酒瓶屈服，我当时认为如此的较量全然是充满豪气的行为，然而事后细想不过只是年少轻狂所造成的，没意义 。真正喝酒，是需要慢慢地斟，细细地酌的，牛饮这种方式，是不能算作喝酒的；并且虽说啤酒被叫做“酒”，但它不过是含有少量酒精的饮料罢了，根本谈不上是酒；凭借肚子去比拼，就算比试取得了胜利，也多少带有一点阿Q的那种味道。

1940年春天，我抵达了重庆。在此地，喝酒呈现出别样不同的花样来。它并非黄酒，也不是洋酒，而是曲酒，那种酒酒香四溢。其中最具名气的当属泸州大曲，其优势在于酒度颇高，然而喝过后却不会上头。不过，头一回喝的时候，我是决然不习惯的，因为那酒口感火辣辣的，仿佛似有一道线从嘴里径直通向胃底。我往昔极少饮用白酒，于上海唯一的一次饮酒经历，是在一位表姊家中。当时，有人给她带去两瓶产自陕西的贵妃酒，她并不具备饮酒的能力，更是全然不知这种酒酒性的厉害程度，晚饭期间为我斟了一茶杯，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喝了下去。回到寄居之处，随即倒头就睡，子夜时分被口干舌燥所困扰，故而起身去喝水。等我惊醒之际已是坐在地上，小圆桌上的台布以及一桌子的茶杯等诸多物品全部翻落于地。随后又上床睡觉，次日起床后，脑袋持续疼了一整天，自此之后再也不敢饮用这种酒了。询问知晓酒事之人，方知晓这种酒又叫“一线天”，乃是由于喝下去后酒的辣味顺着食道径直透入胃里的缘由。

在重庆，有个同事是我幼年同学，听说我到内地后十分高兴，就请我吃饭，可实际是喝酒。那时他大概三十多岁，只比我大两三岁，却嗜酒成癖，每天工作结束，就坐在宿舍里，手上拿着一杯酒，大摆“龙门阵”。等他“龙门阵”摆完，酒也差不多喝完了，便倒头睡下。我特意写他，是因为我能喝白酒，是受他熏陶而成的。我们都住在同一办公楼楼上的单身宿舍，一下班就聚在他屋里喝酒。大曲酒有着极大的引诱力，为何这样说呢，因为一旦打开瓶盖，那酒香就会四处飘散，我们在三楼喝酒的时候，当一走近楼下，一阵酒香便会迎面扑来，这会让你不由自主地就想要喝上一杯。这位名为盛霈的朋友，要是他还活在世上的话，年龄也该到古稀之年了。然而后来他因为喝酒而耽误了事情，被机关解除了职务，之后便不知去向了，我也因此少了一位酒友。回想起当年的情景，那也是相当有趣的。每当工作结束之后，大家就会聚在楼头，手里拿着一杯酒，用四川有名的花生当作下酒的东西，同时看着一些男女儿童在我们身旁嬉戏、歌唱 。1980年，我前往旧金山，彼时遇到画家卓以玉教授，感觉好生面熟，之后谈及此事，才晓得她那时身处重庆，与父母居于机关宿舍，是常常到我们所在的三楼来玩耍的，原来我跟她的父亲原先还是同事，在他乡碰到故人，别有一番别样的滋味。

换种说法这三句话是，除了喝大曲之外，还头一回喝了茅台。然而茅台所散发的香味跟大曲的香味是不一样的。茅台散发出来是一种清幽弥漫的香气，可是大曲散发出来的却是浓郁扑鼻的香气；清幽弥漫的香气给人一种沁人心脾的感觉，浓郁扑鼻的香气却让人觉得有些腻人。所以单从酒的品质方面来讲，茅台和大曲尽管各自都有独特的优点，但是在我的想法里，却更加推崇茅台。那个时候身处重庆，茅台同样属于珍贵稀少的物品，大抵在请客的时候，很少会被摆放在席面上；要是少数人自己小酌一番，那又另当别论了。

重庆大轰炸有那个期间里头，我患上了急性黄疸病，病好了之后我就减少了喝酒的量，偶尔出去有应酬方面相关的时候，还是只是稍微喝一下就停止了。但就算是像这样这般的情况，也还是避免不了有好几次是喝到烂醉如泥的状态了。一次是在香港沦陷之后，去到柳州把逃回来故乡的安娜接到重庆，朋友们因为我们夫妻能够相聚团圆而举办欢宴。在这之前，有一个朋友送给了我两篓子装着的名称为泸州蜜酒，我就把它拿到席上和有共同喜好的人一块儿分着享用了。这种酒，实际上是大曲搞出来的浓缩的东西，喝之前必须加上曲酒才能够喝到嘴里头。可我们那桌一起喝酒的人，没一个晓得这其中的奥妙，刚一开始都夸赞这酒好甜又好香，接着便彼此举杯大口喝起来，我一口气喝了九十杯后就无力地失去了知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穿着衣服躺在床上，喝了几杯浓茶，才算缓过劲来。后来询问那个送我蜜酒的朋友，他听完大笑，说这种蜜酒得兑曲酒或者水喝，直接喝的话，肯定承受不住。真可谓见一次事物就增长一分见识，任何事情都绝不能冒充假行家。这次酩酊大醉，让我好多天不想吃东西，胃里仿佛被什么堵住了一样，之后就再也不敢纵情狂饮了。

当时，上海有名的眼科医生赵东升大夫（彼时他刚从国外归来），我们常一起喝酒，他喝酒的法子很洋派，喝多了外国酒，到重庆只能喝大曲，于是在大曲里兑咖啡、橙汁等调制类似土做的鸡尾酒，喝惯大曲的人觉得这种混合酒纯不纯的，可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毕竟这不是单纯过酒瘾，而是换种口味，还带点洋味儿 。

老乔抵达重庆了，然而咱们很少一同喝酒，缘由是他居住在《新华日报》社，行动没办法那般无拘无束。每次他进城，后面总会跟着跟踪的小特务，特别令人烦闷。有一天他喝酒后稍有醉意，走在路上察觉到身后有人，于是他猛地转过身，斥责了特务几句，如此一来反倒让这个特务狼狈逃跑了，一时间成为了人们的笑谈。

机会以在重庆喝酒为最经常，是于每次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出了防空洞，人满身带着潮气以及霉味，便会有人自动把酒拿出，讲“压惊呀压惊，喝一杯去去寒气”。如此这般一喝，若空袭是下午降临的，便会喝至晚上，因空袭警报解除之后，大家极度疲惫，又惧怕还会有空袭，便不再从事工作了。若空袭在晚上到来，警报解除，大家就入眠了。有时，也会有人把酒拿到防空洞去喝，凭借经验，晚上的警报时间必定较长，因而不敢打瞌睡，警报响起时就在防空洞里喝酒，那时感觉十分罗曼蒂克，一边听着远处传来闷声闷气的炸弹爆炸声，一边手里拿着一杯酒，海阔天空地乱扯一通，也颇有一些视死如归的末路英雄气概。总之，只要人进入了防空洞，就如同有了护身符，轰炸又算得了什么！

当时存在三种情况，其一那时的酬酢呈现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态势。其二时人用“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讽刺那时上层社会的生活。其三我虽还没达到能整天赴宴的程度，可要知道应酬每月总会有几次。其四有这样的应酬必然会喝酒，酒量好像变大了，可另外我又厌恶这样的生活，存着一肚闷气，有时也难免借酒消愁。其五只因为愁的是国民党军队不断败退，丢失大片土地，到处都是饿死的人，这个偏安的情况又能保住哪月哪天。其六从这以后也就和酒结下永远不可拆解的缘分了。

其二，我把大酒壶从三楼窗口扔到楼下地上，那闷沉声音，至今记忆犹新。但我如何回家睡觉的，则已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我是在1945年年底之前返回上海的，八年没见，亲友们都纷纷摆酒来给我接风，就这样我又喝醉好几回，有一回喝醉，完全是因为我的大男子主义起了作用，有个朋友在一处私人俱乐部里为我接风，我因临时有事所以迟到了，我进门一看，总共摆了两席，男女是分开坐的，他们见我迟到，就大声喊着要罚酒，我一看男宾席上有不少酒量极大的人，心里想着要躲过这一关，就只能坐到女宾席上，毕竟女宾的酒量，我觉得自己能应对，但是事实情况是女宾们的酒量比男宾们还要大 。让每人罚酒三杯，致使我不停地告饶，并且后悔之时已然太晚。正是由于我小瞧了她们，所以最终在她们那里失败。那个晚上是朋友们送我回去的，坐在三轮车上，寒风一吹，一路吐到家。从此让我在酒宴上不敢再轻视女宾了。之后还碰到过两位酒量大的女作家，一位是旅美的李黎，一位是国内的谌容，看她们喝酒如同喝水一般，羡慕极了。

我有个朋友叫谢春溥，他身形高大壮实，声音如同洪亮的钟声，是颇有名气的酒家，平常喝个十斤、八斤绍兴酒不被当作一回事，我很是羡慕他，刚开始以为他是绍兴人，从小就练就了喝酒的本领，实际上并非如此，据他自己讲每次有宴会，在快要去之前必定先喝两匙蓖麻油，如此一来油把胃壁给糊住了，不再吸收喝下去的酒，所以他能够多喝而不醉，这道理恰似俄国人喝伏特加烧酒搭配鱼子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和他做了多年朋友，根本没见他喝醉过一回，然而连喝两匙蓖麻油，对我来说可是一件困难的事。

我在上海有过一次喝醉的经历，那是在上海解放的当天早上。先前我为躲避国民党特务搜捕，避居在了 's 顾问美国人谭宁邦家中。我们临窗看了一晚上马路上憧憧摇曳的人影。直到天空泛起鱼肚般的颜色时，才辨认出那是人民解放军。上海最终成功解放了。于是我们饮酒庆祝。空腹喝下了三杯鸡尾酒，头脑顿时变得森然起来。然而那天沉醉其中却未察觉自己已醉，依旧兴冲冲去往陈鲤庭处书写欢迎标语了。（需说明的是严格不应穿插英文单词，但原句中有英文，按照改写要求尽量去除其余英文后保留了这个英文来还原一种场景，整体上与中文表述逻辑上保持一致。如果严格不允许出现英文单词，可将“ 's ”替换为具体的与谭宁邦相关的中文表述，但会破坏原文的一些特定情境表述。）

解放后，到北京去参加工作，由于工作繁忙，所以便很少喝酒，不过，也存在可记下来的几次情况。其中一次，是朝鲜驻华大使为庆祝朝中社中国分社正式成立而请客。当时，大伙喝酒都已差不多了，就在这个时候，大使却拿出朝鲜有名的人参酒来让我们喝，三杯下肚后，就感觉有些天昏地黑起来。然而，我告诫自己，不能露出哪怕丝毫丑相从而犯了外事纪律，最终，我居然强自镇定了下来，然后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宿舍。

有一次，是周总理给乔冠华一坛绍兴女儿红，乔冠华邀请我们一同去欣赏品尝这美酒，据说这酒已经窖藏了四五十年时间，我们兑了新酒喝了，它的味道香醇，确实是好酒，然而我只是略微尝了一下就停下来了，因为害怕陈老的酒后劲发作，从而闹出笑话。

1960年初是最后一次酒醉时候，那时我才刚刚摘去右派帽子。有两个朋友置酒为我祝贺。做了二三年“人外人”，我当然深深把早日摘掉帽子当作庆幸。那天喝的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特制的茅台，一瓶酒的量我大概喝了五分之二，不知不觉大醉了，由朋友送回家。酒席上，我一边喝一边说，唯一记得的就是老说着一句“我不是有意反党的”，真的是酒后吐真言 。

自1960年那次大醉之后，一切好似到了尽头，我便不再任由自己狂饮，有人招饮时，便以吃菜作为前提。从前我虽总结出一条经验，即不空肚喝酒，可到了座上，友辈言语一刺激我，便不顾这条一己之见，放开杯子大喝起来，结果酒入空腹就不胜酒力，这也能看出我好胜的痼疾无法一下子断绝。杭州人讥讽这一类人为“阿海阿海，旧性不改”，我大概可归到这类人当中的。

十年动乱期间，我被“隔离”，还被拘留了长达四年半的时间。前两年，我独自居住在狭小的房间里，饮食起居都有专人“悉心照看”，如此一来，自然没办法喝酒。后三年，我在湖北沙洋干校进行劳改，没想到仅仅因为喝了一杯水酒，就无端遭到众人的非议。第一年在干校过新春时，每人都要购买半斤酒，我把那张买酒票转送给了别人。没想到在他们尽情欢度新春之际，几位暗中对我怀有同情的人在欢快畅饮之后，看到我独自坐在一个角落，模样显得十分可怜，于是“慷慨恩赐”给我一杯淡酒 。事儿过后，不知怎么消息传到其她她的它耳里，居然惹来各类闲言碎语，讲我不服监督，把我和平人平起平坐，实在可恶，幸好主事德人没苛责，一场风波就这么停下来完了，可给我的刺激那是相当大，就算没断指明志，也发誓永远不再喝酒，免得贪图口腹之欲贻笑于他人，没想到熬过这三年艰苦劳动改造，我又升级变为“人”物，被放出来之后，头一回跟着朋友去镇上赶大集，还是忍不住在饭馆浅酌几斤，聊以自我庆祝 。

话说，那一日，我跟着两位同事，来到沙洋镇，事前，这两位同事问我，要吃些什么，我说，鱼，我所欲也，想不到这句话，竟引出一出闹剧，他们说，你要吃鱼可以，但必须听从他们指挥，不可随便说话，要装作“首长”模样，我便听从了他们，于是，一干人直奔小镇上唯一的大酒馆，汉江饭店而去，进了店，同行的老何对这家饭店原是熟客，便问有什么鱼可吃，服务员说，你们来得不巧，鱼都已卖完了，来点别的吧。先有老何讲啊我们本来是冲着鱼才来的，原因在于“首长”也就是指出指我喽 晓得你们店家做出来的鱼很棒好嘛 接着服务员表示并经理也说啦 实在是没有任何办法 随后老何就直接径直进入到厨房里面 他这儿瞅瞅那儿看看竟然还找见搜到了半条大鱼 老何讲他们不诚实可靠 经理则说呢 这可是今晚上专门打算准备给区委书记请客时候用的呀 老何于是便说“首长”是从首都北京过来的 到底是你区委书记的地位大还是“首长”的地位大呀 哪怕不吃一整块 那也得吃上四分之一 店家的人看到我高高坐在餐厅桌子的首位位置 同行一起来的两位还专门给我倒茶并且点烟 显得十分恭敬 根本看不见其中存在有什么漏洞破绽 。大概去想一想，要是真的是从北京过来的“首长”，他们也就不会敢去得罪，于是就同意卖给我们这四分之一片的鲜鱼，并用其做出他们很擅长做的菜来（这家饭店是凭借善于做鱼从而在镇上闻名的）。这一回我不光喝了酒，还吃到了美味的鲜鱼。离开店家后，三个人难免大笑了一场。这是我当年“充军”到沙洋，唯一能够让人十分畅快地大吃一顿的事，到如今都牢记在心里不会忘记；同时对老何和老关两位同事巧妙的安排深感佩服。

1972年底，我回到北京，此后我很少喝酒饮至醉，有时家里来了客人，我也只是陪他们喝杯啤酒或是半盏红葡萄酒，然而想不到，我这喝酒故事，在此处尚未结束。1980年，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邀请，我和卞之琳先生一同前往美国讲学，此行从美国东海岸一路至中西部，而后抵达西海岸，所到之处皆饮酒 。似乎喝酒这一行为是美国社交过程里，那种不可缺少的一种形式，我们身为中国人，请客的时候要是不设置宴会的话那就不尽礼数，能坐到席面上吃饭的人会坚持吃到吃不下才停止，甚至哪怕只有一餐饭，却仍旧会有许多根本就没有动过的菜肴，原因在于常常是吃到后面的几道菜时，便没有人再去动筷子了这一情况。这种存在浪费现象的风气最近在加以制止，实际上这确实是一件好事，平常要是有客人前来，那么就是用烟和茶这样的方式去款待，这样也就足够了，首次去到美国那时，你要是去做客人，主人肯定会搞一场酒会来招待，来了几个关系很好像朋友一样的人，在喝酒的过程当中进行清淡交流一下，显得好像那种氛围会比较亲切 。就算不以酒来进行招待，当你前去做拜访这个行为的时候，那家的主人必然会把酒拿出来；在你受到邀请前往他们家居住住所当做客人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也会朝着主人送上一瓶酒。

相当于我们喝茶的，是西方人的喝酒情形，其名目繁杂众多。通常最为平常普通的是啤酒，除此之外的则是白葡萄酒了。去做客人时有在下午时段（具体是在四五点钟的时候），就有请他人用上鸡尾酒的情况出现了。鸡尾酒并非全部都是烈性酒水的类型，不过饮用较多的话也是能够使人醉的，它的掺兑办法种类并非一致相同，在坊间地方存在讲述专门兑酒方面内容的著作。我并非是那种酒徒角色，从来不会去过问在这其中所涉及的学问情况。但是知晓的是在就餐吃饭的时候会喝红葡萄酒来辅助进餐，用完饭后即是烈性酒水如饮用白兰地、威士忌或者姜洒等一类用来增添兴致氛围，要看你自身酒量的程度如何了，酒水通常是那样的器皿较大但摆放盛着的酒仅仅只是达到二三指高的量度标准，除此之外再加上冰块罢了。至于香槟酒，其饮用时机通常是在大宴会或者特殊庆祝的时候，而我呢，很少参与这样的场面。

总之，身处国外时喝酒向来都不敢喝过量，缘由是惧怕喝醉了从而闹出笑话，自己出丑倒还算是次要事儿，然而有失国格那可就是十分重大的事情了。那最后一回，是在哥大翻译中心，专门为我以及卞之琳先生举办的欢庆访美成功的酒会上，在那里我和卞老成为了差不多近百人共同举杯畅谈所涉及到的对象。当时我一边和人说着话，一边频繁地举起杯子，很少去吃喝酒菜或者能够填饱肚子的食物，如此一来不知不觉就变得隐约有些醉意朦胧了起来。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酒会已然临近结束阶段，宾客们逐渐开始散去，我也强行让自己镇定了下来，白英教授的女友，的确是非常讨人喜欢，她已经为我准备好了夜宵用来解解酒了。

在1982年的时候，我第二次患上了小中风，第一次则是发生在1971年那次，也就是在湖北沙洋监督劳动期间，幸运的是抢救得很及时，仅仅只是落下了一个后遗症，那就是左臂左腿变得不灵活，这也是因为半生以来好酒所造成的结果，即便这样减去了多少生的乐趣，我也只能默默忍着，在今日看到许多老友因为这种病已经病倒在床很多年了，不禁让人不寒而栗，于是就真的再也不敢用杯中物去赌自己的生命了，从那之后就开始禁酒又戒烟，以粗茶淡饭来自我享受，数年时间以来并不羡慕长寿，只是希望能够健康，能够偷得余生平安，多读几本好书，多去写一些抒怀的文章，这也是晚年的乐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