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撕裂人生：先驱与笑柄集于一身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谭嗣同以及其他五君子极其激昂地走向死亡。而恰恰是在同一天，康有为已然身处英国军舰之上，朝着逐渐远去的海岸线凝望。这样一个细微情节差不多能够归纳康有为一生里所有的矛盾，他身为点燃火焰之人，可是却总能在火焰将一切都吞没之前成功全身而退；他大声呼喊变革，然而在变革切实来临之际却站在了对立一方；他撰写了中国近代最为激进的乌托邦，可是在现实当中却活成了最为顽固的守旧者。梁启超后来讲，老师是“思想界之彗星”。彗星的特点是：光芒万丈，一闪而过，然后消失在黑暗里。

现在就让我们来重新审视康有为矛盾的一生。

第一阶段：万木草堂（1891—1895）

1858年时，康有为诞生于广东南海的一个有着浓厚书香氛围的门第之家，他从小便表现得极为聪慧，对于经史典籍进行了充分且深入的研读，所走的是一条毫无异常之处的科举道路，然而在1879年发生的一次前往香港的行程，却将他的人生发展路径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变。

那个时候的香港，已然作为英国殖民地存在三十多年了。街道是整洁的，法律是完善的，行政是高效的，这和内地那时的暮气沉沉情形形构成明显强烈的对比差异。康有为遭受收到了极大的冲击影响，进而开始大量去阅读西方的书籍，其思想世界从那个时候起便打开了一道缺口裂缝。

他回到广州之后，于长兴里开设万木草堂，在那里招收弟子，讲授一种融合了今文经学以及西方思想的全新不同的学问，在这里走出了梁启超、陈千秋等一批日后在各方面表现突出、影响力大、叱咤风云的人物。

万木草堂那个阶段，康有为完成了他最为关键的两部著作，《新学伪经考》论证东汉往后的古文经学是刘歆所伪造的，直接一下动摇了守旧派的经典依据，《孔子改制考》把孔子塑造成为主张变革的“素王”，给变法改制披上了儒家的合法外衣，这两部书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守旧派斥责它们是“离经叛道”，维新派却把它们看作是思想武器。

他所走的路径甚是独特，并非简单地去引进西学。但他是从儒家经典内部找寻变法的依据呢？他援引了《春秋公羊传》当中的"三世说"。还把历史演进描绘成从"据乱世"步入到"升平世"，进而再到"太平世"这样的一个进化过程。这为中国迈向现代文明提供了一套儒家叙事。这乃是这样一个在旧瓶里装新酒的策略。它既聪明，然而也存在其内在的局限呀。

梁启超十七岁的时候进入了万木草堂，后来他回忆讲，在见到康有为以前，他自己仅仅是一个把八股文读得很熟的依照旧有模式培养的学生。而康有为呢，是以那种像大海涨潮时发出的巨大声音，发出如同狮子吼叫般的声音，彻彻底底地将他的思想世界给打开了。他称呼自己的老师为“南海圣人”，在说话交谈期间满满的都是带着宗教型式的崇敬。然而这种崇拜，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是会一点一点地破碎瓦解的。

第二阶段：戊戌变法（1895—1898）

公车上书：一个被神话的时刻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甲午战争以惨败告终，《马关条约》致使台湾被割让且需赔款，全国上下一片震惊。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同样在此的梁启超，促使各省举人共同联署，撰写汇聚一万八千字的请愿书，诉求为拒绝签署和约、迁移都城以进行抗战、推行变法实现国家图强，此即历史上称作的“公车上书”。

然而，这里存在着一个长久以来一直被人忽视掉的历史细节，这份联名上书，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被都察院给接收，而且更是压根就没有能够到达光绪皇帝的手中，都察院凭借着“和约已批”这样的理由拒绝代为传递。

换句话说，当作一回直接的政治请愿的时候，公车上书于制度层面而言是失败的。

然而，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却远远超出了预先的期望。康有为把这份上书，在北京的士人圈子当中，进行了广泛的传抄，其内容快速地扩散开来，进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声浪在那里。这种士人群体自行发起表达政治意见的现象，在清朝的历史上面，是相当罕有的情况。公车上书的真正意义所在，不在于它到底有没有递上去这件事，而在于它得以表明了一 **件** 事情，那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集体发出声音了。

百日维新：一场注定失败的赌博

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达了“明定国是”诏书，于是戊戌变法开端正式启动了。在接下来的103天里面，，由光绪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诏令，这些诏令涉及领域包括政治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军事方面的，还有教育方面的。

有一个关键事实常常被忽略，那就是光绪与康有为在进行变法的整个期间，仅仅正式会晤过一回，那次会面时间是在1898年6月16日，自那之后，两个人就再也没有直接碰面。原因十分简单，康有为所任官职地位低下，仅仅是一个担任工部主事的人，按照清朝当时的制度，他根本就没有具备随时去面见皇帝的资格。

同光绪有沟通的他呢，表示主要借助两条间接途径，其一为持续地去呈递奏折，其二是经由进入军机处担任章京的谭嗣同、林旭等多人来传达想法。这样的一种关联，更像是那种身处体制之外的政策咨询者，而非直接投身于决策过程的核心参谋人员。

变法存在着致命问题，光绪所颁布的诏令，其执行者是一批守旧的官僚，诏令一旦发出，就往往像石沉大海般毫无回应。康有为对这种困境有着清醒认识，他愈发倾向于去寻求更激进的手段，这也是在政变前夕“围园杀后”计划得以出现的背景。

先有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接着囚禁光绪，并下令逮捕维新党人，其中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也就是戊戌六君子，于菜市口慷慨就义，然而康有为与梁启超却出逃了。

谭嗣同，在被捕之前，是存在出逃机会的，然而，他却主动地做出了留下的选择，留下之后，还留下了一句能够使人深深触动、内心产生感动之情的话语，那便是：“各个国家进行变法，没有不是经由流血才得以成功的，在如今的中国，未曾听闻有因为变法而实现流血的情况，这正是这个国家之所以不能昌盛的原因所在呀。要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就请从我谭嗣同开始吧。”。

曾有部分史料记载，康广仁乃是康有为的亲弟弟，他临死之前，留下了对兄长的怨言，觉得自己是被哥哥的事业连累而死，然而这个细节的真实性，至今存在争议，却长久流传，成了后方之人用来批评康有为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三阶段：流亡海外（1898—1913）

康有为有着长达十六年的流亡经历，其足迹遍布日本，加拿大，美国，英国，印度，瑞典，法国，德国，东南亚各个国家，澳大利亚，墨西哥等等 ，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政治流亡者里游历范围最为广泛的。

在日本之地，他同梁启超相聚一处，创建保皇会，凭借光绪皇帝遭难之事作为号召，于海外华人居住区域里募集款项进行组织。在加拿大以及美国，他到处展开演讲，为保皇会去筹措经费。1900年时，他谋划并支持唐才常在国内发起“自立军起义”，意图通过武装力量来解救皇帝，然而最终却尝尽失败之果，大量的资金都化作泡影。

于印度大吉岭之地，他暂且脱离政治漩涡，专心致志地进行著述工作，在《大同书》的写作方面有了极大进展。这部书籍描绘出一个将国界、阶级、家庭以至私有制全部消灭的理想世界，其中充斥着超越那个时代的浪漫想象。

然而，在他写作那部乌托邦著作之际，他利用保皇会募集而来的华侨捐款，于瑞典购置了一处豪华庄园，将其命名为“北海草堂”，供自身享乐。章太炎等人凭借此作为依据，指控他“以勤王作为名义，敛财以使自己富足”。对于这个指控，他从来都没能进行有效的反驳。

在流亡那段时期，他跟孙中山所带领的革命派开展了极为激烈的路线方面的争论，两人都是在海外华人居住的社区进行募款活动，争夺的是同一拨潜在的支持者，在1900年左右的时候，孙中山曾经主动提出联合的想法，康有为却以不愿意跟“乱党”混在一起作为理由而加以拒绝，从那之后双方的对立情况基本固定下来，在思想以及政治方面分道扬镳了。

1912年，清朝走向覆灭，民国得以建立 ，康有为所依靠的那个皇权框架，一下子轰然倒塌 ，辛亥革命以后，保皇会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康有为在政治方面迅速被边缘化 ，他在海外精心经营了十余年的组织 ，因清朝的灭亡而失去了所有的号召力。

1913年，他结束流亡，回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

第四阶段：流亡归来（1913—1927）

回国之后，康有为在上海定居下来，尝试着去重新构建影响力，他发起并成立了“孔教会”，主张将孔教确定为国教，把这写入民国宪法之中，还创办了《不忍》杂志，持续鼓吹君主立宪，然而这些声音在新的时代语境里显得极不协调，其影响力跟他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根本没法相提并论。

1915年，袁世凯着手筹备称帝事宜，而康有为的这般态度处在颇为微妙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乃是因觉得袁世凯并不持有做皇帝固有该有的资格，从而并非是缘于反对帝制本身而对袁世凯称帝予以反对，这般立场于逻辑范畴之内具备一致性，然而于政治层面却显得相当尴尬，呈现出那般状况。

1917年，康有为人生里最为具有灾难性的政治行动展现出来。张勋借着调停府院之争的名义，带领辫子军进入京城，在7月1日宣告复辟，拥护溥仪重新登上皇位。康有为踊跃参与到其中，被委任为“弼德院副院长”，为复辟撰写文告，从理论层面论证复辟具备合法性。复辟政权仅仅持续了十二天。段祺瑞组织讨逆军，各地军阀都纷纷表示反对，张勋战败，溥仪再次退位。康有为再次逃跑，先是躲进美国使馆，之后辗转前往上海。

梁启超撰写了《辟复辟论》，公然同老师分道扬镳，几十年师生情谊，于此时完全终止。

此次复辟即便很快就失败了，但其却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它将帝制再度尝试复辟在中国拥有的可能性给彻底断绝了，并且还让思想界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变得更加激烈了，直接引发推动了在那之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康有为原本是想要凭借自身力量竭力扭转艰难严峻的局势，然而，实际上却在客观情形之下加快了他内心所抵触反对的那个特定时代的来临。

陈独秀、胡适、鲁迅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兴起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展开猛烈批判，康有为强烈反对，多次发文斥其为“数典忘祖”，坚持孔教是中国精神支柱，反对白话文运动。但这些声音几乎无人响应，他曾经是启蒙者，如今却成了被启蒙运动批判的对象。

1919年，他已经年逾六旬了，却娶了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女子作为妾室。他在《大同书》里宣扬要废除家庭制度的理想，如此言行不一致的情况，再一次让批评他的人抓住了把柄，成为了批评者攻击的目标。

1927 年 3 月，康有为于青岛前去参加一场宴会之后，猛地突然患病而倒下不起，短短几日之后离开了人世，他去世的时候年龄为六十九岁。

如何评价康有为

梁启超对于其老师的评价，有着这般经历，先是从崇拜开始，早年时，他称呼老师为“南海圣人”，还将老师视作孔子再世；而后到了中年，他批评老师“思想太旧、手段太新”，认为老师骨子里是传统士大夫，却又善于运用现代的组织以及宣传手段；再到晚年，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称康有为“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肯定其具有开创性，同时明确指出他老师的思想在戊戌之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容不得弟子超越自己，还以教主自居，而这才是他老师晚年日益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被称为最激烈批判者的章太炎，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里直接称康有为是“国贼”，指出其打着保皇旗号来中饱私囊，也就是“以勤王为名，敛财自肥”。在学术方面，他斥责《新学伪经考》“凭臆造说，不顾事实”，觉得康有为是为了政治目的而歪曲经学，这属于学术上的不诚实行为。

严复于私信之内，这么去评论康有为，讲其才气十分有余，然而学问却是不足的，觉得他特别善于去鼓动人心，可是却缺少扎实的知识积累情况，对于西方方面的理解，仅是停留在表层罢了。

早年，张之洞资助了强学会，而后，他又迅速地跟康有为划分了界限，觉得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太过激进，还认定《孔子改制考》是对儒家正统的一种破坏，为此他写下《劝学篇》，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回应并纠偏康有为的路线。

依据这些评价，能够勾勒出一个相对明晰的历史轮廓，康有为是一位在特定历史时刻起到关键作用的启蒙者，他凭借超前的眼光察觉到中国变革具备必要性，依靠非凡的勇气促使了戊戌变法的发生，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

但历史对他的最终判决，恐怕要残酷得多。

康有为在戊戌过后，耗费将近三十年光阴，将自身活成了反面典型，他动用华侨省吃俭用捐出的用于救国的款项，在瑞典为自己购置豪华庄园，他置身民国土地上策动复辟，凭借十二天闹剧证实帝制于中国已毫无可能，他对着新文化运动大骂“数典忘祖”，转身却纳十八岁少女为妾，对自己在《大同书》里宣扬的“废除家庭”毫无愧疚之色，他一生最大的讽刺，并非被时代遗弃，而是他亲手把自己钉在了历史耻辱柱近旁。

谭嗣同于菜市口赴死一事，变为了永恒，康有为活到六十九岁这一情况，却成了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