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杰:作人与作诗,二者有着怎样的关联?

2025-07-29 -

作人是一种境界,作诗是另一种境界。

所以作诗之法与为人之道不可同日而语。

清人李渔说得好:

他的观点十分清晰:做人应当内外一致,言行一致,不能表里不一,口是心非;而在创作诗词时,则绝对不能如此,其原因是:“若将豪情直接表达,便会失去余韵。”

诚者斯言。

我曾模糊地记得,曾有一则笑话流传开来:当女性说“不”时,那实际上意味着“是”;而外交家在回答“是”时,其言外之意却是“不”。

如此为人处事,恐怕会让人怀疑其心思不纯。因此有俗语说:“人心要实,火心要空”。人心实,即诚实无欺,这是一种高尚的品质;而火心空,空心则能流通,流通才能透气,透气之后才能持续燃烧。

可见,作人,要作得实在;而作诗,可不能太老实了。

作人不老实,你的朋友很少;作诗太老实,你的读者难多。

做人当诚信为本:你若言而无信,屡次失约,欺瞒上级,落井下石,纵然摆上一桌丰盛的宴席,恐怕无人愿意前来赴宴。

在写诗时,不应仅限于“多情反被无情恼,独坐尊前笑亦难。蜡烛有心共惜别,替人垂泪至天亮”这样的表达。反而应描绘“我们俩即将离别,面对面坐着泪流满面”的情景。这样的直接描写,毫无遮拦,一览无余,又有谁愿意阅读呢?

因此,“凡作人贵直,而诗文贵曲”。⑷

我的看法是:人的品格应当刚直不阿,而诗歌的展现则应讲究含蓄内敛。所谓含蓄,便是以隐晦的方式传达。

因此,我如此认为,创作诗歌达到的是一种精神层次,而成为一个人则是另一种精神层次。我们不能以成为人的方式去创作诗歌,同样,也不能以创作诗歌的方式去成为一个人。

作诗要用文字表达,作人也要传播沟通。

在此,诗言与人语有其共通之处。

诗言要美。诗的形象要美,诗的意境要美,诗的语言更要美。

艾青这位资深诗人曾言,诗歌乃艺术之语言——乃至高无上的语言,最为纯洁的语言。而意大利的诗人卜迦丘则认为,诗歌即是“精妙的话语”。

实际生活中,人们已经不自觉地把“诗”看成是“美”的代名词。

比如:

--这环境多么富有诗意啊!

--这工作多么富有诗意啊!

--这生活多么富有诗意啊!

--这个人多么富有诗意啊!

事实上也是这样:

真正美好的生活,本质上是诗的;

真正美好的的人,本质也是诗的;

甚至美好的小说、散文、音乐绘画,质里也是诗的;

因此,诗要排除一切丑陋的形象,一切污秽的语言。

言语亦需优美。孙子曾言:“以言语相赠,其价值胜过珍珠宝玉;以言语相伤,其痛苦胜过剑戟之刺。”同样是言语,用来赠予他人的话语,其珍贵程度超过了珠宝;而用来伤害他人的言语,其带来的痛苦则超过了剑戟刺伤之痛。

因此常言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言一句六月寒。

言语是情感的直接表达。语言的魅力如同心灵之窗的敞亮,其明亮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外在形象。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审美感受:

街头行走的美丽少女,衣着时尚,她的出现总能不经意间吸引众人的目光。然而,若她突然爆出一句粗俗的脏话,那与她的娇美容貌形成的鲜明对比,瞬间让人美感尽失,有些人甚至转身离去。我对这类女子称之为“无声胜有声”,并赠予她们一句箴言:“若想他人称赞你的美貌,请牢记永远保持沉默。”

因此,做人之际,不论你外貌如何,着装是否得体,言谈务必讲究艺术性,体现出文明与礼貌。

甚至还可再降一格:

人们可以显得平凡一些,但言语上却不宜粗俗。平凡之人,他人能辨识出你的普通即可;若言语粗鲁,往往会让他人陷入难堪,实在难以实现和谐共处。

诗歌亦然。诗歌可以稍显熟稔,但其言辞却不宜粗俗。若诗歌熟谙,便容易借鉴他人之意,模仿他人之句,“似曾相识燕归来”,只要大家知道你是位擅长此道的梁上高手,也就算了。但若诗歌言辞粗俗,充斥着不雅之词,那便不仅破坏了诗的美感,甚至让人难以卒读,又怎能让人心情舒畅呢?

东北某诗歌杂志在“爱情诗歌”专题中发表了一首名为《题夜壶》的诗篇,诗中写道:“阿奴宛如你家中的侍妾,而你却未曾与她共度良宵。在紧急时刻将她拉上床榻,兴致过后便与她分道扬镳。”

唉呀呀!这样的“夜壶”,其形象之丑恶,其情趣之低俗,其文笔之粗鄙,竟然堂而皇之地跻身于爱情诗的高雅殿堂,真可称之为“奇文共赏”。看到这首诗,不禁让人对作者的审美品味产生怀疑,其品味之低下与庸俗显而易见。难怪有读者为此作诗嘲讽:“阿刊自称爱情诗,你却偏爱金钱。危急时刻不顾名实,连尿壶也能成就奇功”。

恰巧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位资深诗人创作了一首名为《梦的自白》的诗作,其文辞深刻而警醒,剖析入里。正如该杂志卷首语所评价的那样:“让人不寒而栗”。然而,诗中却多次出现“他妈的”一词,共计六次,“他娘的”出现两次,以及“他奶奶的”一次。我不禁疑惑,诗人为何对女性如此无礼?此外,“在便桶里撒尿——我都不敢大声”,以及“只是轻轻放几个小屁”等表达,也显得颇为节制。品尝完一篇优秀的诗作,如同享用了一桌精美的佳肴,然而(对于这位资深诗人而言)若忽然发现几只不速之客——死苍蝇,那原本的食欲顿时遭受重创,若心理承受力较弱,恐怕还需承受一番清洗肠胃的痛苦。

难怪艾青说:“有人写诗象在拉痢疾。”

我恐怕这些写诗之人:说话象在往外倒垃圾。

文学评论中有句老话:风格即人。

这里的“风格”,我指的是诗歌中所展现的独特精神风貌和规范格式;而“人”,则是指诗人的个性特质和内在气质。

这样,风格即人,实是诗人创作个性与作品风格的一致关系。

袁枚曾言:“创作诗歌,不可或缺的是自我”。在诗篇中,诗人因“性情各异,面貌不同”而导致其诗歌风格亦各具特色。性格与风格虽异,然而对于个体而言,其性格与风格往往相映成趣。

相传苏东坡曾向一位擅长歌唱的幕士提问,询问他的词作与柳永的词作之间有何不同?幕士回应道:“柳永的词,宛如十七岁少女,手持红牙板,吟唱着杨柳岸边拂晓的微风和残月的景象;而学士的词,则需由关西的大汉,手持铁板,高歌大江东去的壮阔景象。”

幕士的言辞生动形象,他认为苏词应当具备关西豪杰般的性格,手持铁板吟唱方能韵味十足。至于柳词,则需江南少女般的风情,手执红牙板,轻歌曼舞,方能表现出那份情致。苏词如此,其诗作亦然。袁枚曾言:“苏诗宛如男子接待宾客,大步流星般走出。黄诗则似女子见人,先精心装扮一番。”这样的评价既道出了他们诗风的差异,实则也揭示了他们性格的迥异。苏诗风格豪放直率,按常理推断,此人绝不可能装扮得过于拘谨;而黄庭坚的诗作则注重修饰打扮,据此推测,其人大概也不会迈着大步去迎接客人。

谈及此,我们可以说,阅读苏轼的诗作与词作、阅读柳永的词与黄庭坚的诗,与直接见到其人并无太大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在诗歌的风格与诗人的性情之间建立一种等同关系,即所谓的风格即为人格。

在我国古代,诸多诗人及评论家便从人的性情角度来探讨诗歌风格。不仅如此,《诗人玉屑》亦持此观点。

魏武帝宛如一位来自幽燕地区的资深将领,他的气质深沉而雄浑;曹子建则如同一位出自三河地区的翩翩少年,他风流倜傥,自我欣赏……

显而易见,诗歌的品位如此,诗人的气质亦不会发生显著转变。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诗歌的言辞格调,往往能透露其真实面貌,性情急躁者的风格,难以完全转变为淡泊,豪放者的笔触,亦难以完全转变为严谨。文风与作者个性相符,这一点并非取决于其他因素。”

品德乃人之根本。人的修养各有不同,优劣不一,因此人的品德亦存在高低之分。这关乎做人的本质。

诗歌的品格即诗歌的道德。由于诗歌创作的目标各异,所以诗歌的道德品质也有所不同。这关乎诗歌创作的本质。

古代诸多诗评家持有相同观点,他们认为诗人的品格与诗作的品格是相吻合的。他们常常将二者等同起来,如说:“若人品高尚,诗作亦高妙;若心术端正,诗体亦正派”;还有“诗歌是诗人行事的缩影,……通过其诗,便能窥见其人”等类似的说法。

其实不然。

我们承认“人品高尚,诗歌品质亦高;心术端正,诗歌形式亦正”,然而并非所有情况下“诗歌品质高,人品亦高;诗歌形式正,心术亦正”。

可以说,成功者往往付出了辛勤的努力,然而,并不能断言所有努力奋斗的人都能取得成功。

吴处厚在《青箱杂记》卷八中提到:“文章若是纯粹古朴,也不一定就是邪恶之作;文章若是华美绚丽,也不一定就是正直之文。世人有时看到某人文章中铺陈仁义道德,便将其视为君子;而看到涉及花草月露的内容,便认为其人为邪人,这种看法并非完全正确。”吴氏认为,文章的品质并不能直接证明一个人的品德,正直之人也可能创作出所谓的“邪文”。因此,他说:“若是将每个字句都用来评判一个人的心术,恐怕会有无数无辜之人遭受冤屈。”例如,仅凭某人的文风放荡就断定其人性格放荡,很可能会造成错误的判断和冤假错案。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第五章中提及:“若言书中所描绘的种种世界、种种角色,唯有旁观者方能道出,那么《水浒》中的故事若被视作淫妇之词,亦是人之常情!”依此推理,“或许将文章比作罪犯的供词,用以定罪,或者将文章视为间谍传递的暗号,通过猜测来探寻真相”的说法,便显得完全合理。果真如此,作者对于这些问题感到忧虑,并提前在文中进行了解释和辟谣。当文章全然转化为清一色的深奥言辞,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被称为“高人雅士”了呢?

事实也不是。

魏叔子曾言:“自魏晋至今,文章并未随时代衰落。古人的技艺已经完备,有典范可效仿,有方法可学习,忠孝仁义之理有文可证,智慧勇敢之功有文可述。日夜钻研,即便是大奸之人也能写出大忠之文,即便是极拙之人也能模仿至巧之语。即便孟子懂得辨别人的言语,也无法仅凭文章来判断一个人的品格。”显而易见,魏氏认为邪恶之人同样能够创作出正派的文章,诸如那些大伪大奸之徒,也能编造出爱国志士的豪言壮语。

赵构,宋代的帝王,曾挥毫泼墨,题写了一首赞颂金山的绝句,其中写道:“巍峨天柱屹立中流,稳固东南二百州。敌寇将至需壮胆,无需平地斗猛兽”。然而,在这首诗背后,他却是一位辱国失权、向敌屈服的昏君。因此,胡应麟在《诗薮》中评价这首诗时,认为其与诗人的真实形象大相径庭。显而易见,若仅凭诗歌中那激昂振奋的旋律来解读,难免会被赵构误导,误以为他是一位坚定而充满爱国情怀的英勇战士,仁义之士啊!

潘岳,字安仁,晋代诗人,享有盛名。他的《闲居赋》曾广为流传,风靡一时。在这部作品中,潘岳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对名利淡泊、对功名无求的清高圣人。正如扬雄在《法言·问神》中所言:“言语是心声的体现,文字是心画的展现。通过声音和文字,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便一目了然。”由此可见,潘安堪称一位高洁千古、远离尘嚣的贤达之士。史书对潘岳的记载称其“性情轻浮急躁,追逐世俗利益。他曾与石崇等人巴结贾谧,每逢贾谧外出,他便与石崇一同追逐尘土,向他跪拜”。原来,潘岳是个一心追求名利,卑躬屈膝,趋炎附势,品德低劣的小人。因此,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引用扬雄的话提出质疑:“内心与声音总是无法真实展现,文章能否真正反映出一个人的本质?千古高情《闲居赋》,急切地认识安仁,却只能拜倒在尘土之中?”

众所周知,关于“诗言志”这一观点,袁枚认为不应过分拘泥。他提出,诗人怀揣着终身的志向,有时是瞬间的灵感,有时是对诗外世界的向往,有时是因事而作,有时是偶然触景生情,这些都可以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而“志”这个字眼不应被过分解读。此外,还有一种现象,即是为了写文章而刻意营造情感,“为了赋新词而强行诉说忧愁”。在这种情形下,那些情感、忧愁、恩情和爱情,都变得虚假不真,是伪装的仁义。因此,《文心雕龙·情采》有言:“言语与志向相悖,文章又怎能作为证据!”这确实是不宜作为证据的。“言语与志向相悖”的目的多种多样:或许是为了谋取虚名,或许是为了赢得声誉,或许是为了欺骗世人,或许是为了谋取私利,如此等等。而十八世纪的法国有一位妇女曾说过:“我行为上对道德有所损害,我便用言语来弥补。”她做了不道德的事情,却试图通过文章和言谈来弥补。(切勿上当!)然而,若依据“文如其人”的说法来进行推断,那么必定会上当受骗无疑。这种“文是行非”的文人文坛文坛可不少见。

在清朝时期,陈延焯便察觉到文学史上存在两类文人:一类是“人品不怎么样,但诗歌品质却相当卓越”,另一类则是“词作难以效仿,但人品却极为高尚”。他由此得出结论:“诗词并不必然决定一个人的品德。”确实如此,我们不能仅凭诗词的品质来评判一个人的品德。那么,面对这种品德与诗品不相符的现象,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呢?

我认为,做人讲究道德规范,而作诗则追求审美情趣,二者不宜混为一谈,不应以一个人的品德来评判其诗作,亦不应以诗作来衡量一个人的品德。应当各论其事,品评诗歌时就只谈诗歌,评价人物时就只论人物。“爱屋及乌”和“恨屋及乌”这样的观念,并不符合严谨的学术态度。我对阮大钺的人品颇为不屑,然而对他的燕子笺却情有独钟,这恰似即便我的厨师与人有染,他烹制的菜肴依旧美味可口。一个人哪怕自身并无太多可取之处,我仍会欣赏他创作的小说佳作。如此一来,对于罗,我的态度便是如此!

其实,这很符合当今的人际传播理论:对事不对人。

总体而言,这便是:评判诗歌时只关注诗歌本身,处理事务时则不涉及个人;在谈论诗歌时只讨论诗歌,而在评价人物时则对人物进行品评。这样的态度才是恰当的。

岂可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出自元稹《离思五首之四》)这等佳句误认为是风流韵事之记录,抑或是嫖妓之感悟,令人费解。

尽管我们能够将做人做事与写诗分开来讨论,然而我们仍旧期待诗人能够谈论“文学良心”,既要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又要创作出格调高雅的诗篇,既要肩负起道义之重任,又要巧妙地撰写文章。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确实能够达到“人品高尚,诗品亦高;心术端正,诗品亦正”的境界。

行文至此,回顾文章的标题,我忽然想到:写不出诗并不要紧,不写也无妨,转行亦可。若没有成为诗人的天赋却硬要追求,那将终身受苦。然而,最令人忧虑的是,诗写不好,人也没能做好。

注:

李渔所著《窥词管见》收录于郑奠与谭全基合编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中,该汇编由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正式出版。

魏泰所著的《临汉隐居诗话》收录在郑奠与谭全基合编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中,该汇编由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正式发行。

杜牧的《赠别》收录在《唐诗三百首详析》一书中,由中华书局于1957年出版发行。

⑷⑸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⑹魏庆之《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⑺⑾⑿⒀⒅《钱钟书论学文选》花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⑻(21)纪昀《诗教堂诗集序》,《纪文达公遗集》卷八。

徐增所著的《而阉诗话》收录在郑奠与谭全基合编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中,由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正式出版发行。

《静修文集》卷十一中的《读史评》一文,系由《钱钟书论学文选》收录,该选集由花城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发行。

魏禧所著《日录》收录于郑奠与谭全基合编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中,该汇编由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正式发行。

⒂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出版。

⒃《晋书·潘岳传》。

⒄《小仓山房尺牍》卷十。

陈延焯所著的《白雨斋词话》收录在郑奠与谭全基合编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中,该汇编由商务印书馆于1980年正式出版。

⒇林语堂《林语堂文集》。

(20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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