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豪周作人竟沦为汉奸？被捕时为两件宝物翻脸

1945年深秋时节，北平的八道湾胡同里，银杏树叶铺满了青砖路面。周作人正低头翻译《希腊神话》，忽然手中的笔微微颤抖——院落中传来了皮靴踏碎枯叶的清脆声响。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他此刻的身份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每月领取的薪酬高达4000块大洋，相当于40位教授的工资总和。然而，书架上却堆满了三年未曾拆封的友人来信。

常言道“屋漏偏逢连阴雨”，然而就在枪口逼近腰际之际，他仍念念不忘“我的寿山石印章能卖五百”，这到底是文人最后的尊严，还是苟且偷生的荒唐收场？

周作人被捕的那一晚，砚台中的墨迹尚未完全干涸。他缓缓地取下老花眼镜，对着屋内的一众特务轻声说道：“让我把这杯茶喝完。”那语气，仿佛面前不是军统的人，而是催促他交稿的编辑。然而，当他瞥见书桌抽屉被撬开，瞬间慌乱失措：“那块表是摩凡陀的！那枚印章是寿山冻石的！”他的神情，宛如市场上因货物分量不足而愤愤不平的商贩。谁能料想，那位曾经创作了《人的文学》的著名作家，在生命走到尽头之际，所关注的竟然是那八百元的赃款折合金额。

回顾1937年那炎热的夏日夜晚，老友郑振铎在黑暗中敲响周宅之门，力劝他南移。他靠在门框上，冷嘲热讽道：“长江的险峻？日本人的战舰驶入，简直如同逛琉璃厂一般轻松！”书桌上散落着未完成的《日本管窥》手稿，字里行间仍流露出对日本文化的深深迷恋。胡适在伦敦接连发送了六封紧急电报，他在回信中引用了《颜氏家训》中的名言——“世人多蔽，贵耳贱目”，以此讽刺南下派未能认清形势，然而不久之后，他却在自己担任的伪职聘书上私自盖上了私章。

周作人担任“教育督办”时，却活成了一个自欺欺人的笑柄。他每月领取的4000大洋，足以购置整条胡同的四合院，他却偏要效仿陶渊明“采菊东篱”的生活方式，在日伪报纸上开设专栏讨论茶道。有一次，他被邀请为汉奸学生颁奖，致辞时引用《论语》中的“君子不器”，台下的翻译官急得满头大汗——毕竟不能让太君明白，这实际上是在讽刺那些“不成器”的人。1940年，陶希圣派遣他人寻求建议，那人竟蘸墨汁写下“不宜行”三字，其笔迹仿佛忘却了自己早已深陷于泥泞之中。

在晚年给香港的朋友写信时，他将自己比作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言辞中透露出强烈的决心：“若非我亲自担当，换作他人恐怕会带来更大的祸害。”然而，查阅伪政府时期的档案，却发现他所签署的文件充斥着“推广日语教育”和“表彰中日亲善模范生”的内容。那个曾在北大讲台上激昂地痛斥“二十一条”的青年，如今面对日本顾问将《源氏物语》塞入中学课本，竟能够平静地批注：“可以适当增加课时。”

周作人的遭遇，宛如他在《雨天的书》中所描绘的腌菜缸——起初不过是为了储存过冬的美味，最终竟使得青石板都弥漫着酸腐的气息。他总以为能在“苦雨斋中听雨眠”，却未曾意识到，在乱世之中，一个书生的尊严，甚至比窗纸还要脆弱，经不起任何风雨的侵袭。即便隔壁的钱稻孙的汉奸妻子都知道将金条缝入旗袍，而他，却为了那方寿山石印章所象征的“气节”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众人常热议他究竟是懦弱还是曲线救国策略的实践者，却未曾注意到最为重要的一个事实：当胡适在联合国为祖国争取席位之际，当郑振铎在沦陷区奋力抢救古籍之时，这位被誉为“知堂老人”的人物，却正忙于数点伪钞，为日本俳句集撰写序言。历史并非以藏书量为评判标准，而是以膝盖是否弯曲来衡量。在他晚年翻译《平家物语》时，提及“诸行无常”之句，可曾忆起燕大教授月薪仅百元的艰辛岁月？那时虽嚼着窝头译书，纸页间尚有余香。

现在八道湾的周宅已变为鲁迅纪念馆的分院，游客们抚摸着“苦雨斋”的匾额留念。在导游的解说中，他始终被称作“鲁迅弟弟”或“文化汉奸”，却没有人提及那枚失落的寿山石印章究竟流落何方。这恰恰印证了他那句“寿则多辱”——活得越久，荒唐之事反而成了永恒的标本。然而，那块摩凡陀手表却依然静静地躺在某个收藏家的保险柜中，滴答作响，默默计算着他遗臭万年的每一分每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