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季羡林学习，就是纪念他最好的方式

今年8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98岁的生日，而在7月11日，正当我们为庆祝先生华诞，进行精心准备之际，噩耗突然传了过来，先生已于当日上午9时，在30l医院病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往昔的贤能之人已然离去，但其美好的声誉永远留存；去学习先生那种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严谨的从事学术研究的精神，促使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朝着更进一步的方向发展，这将会是我们去深切怀念先生的最为恰当的方式。

高尚的

人格魅力

季羡林先生，一贯的装束是，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老式的人造革书包；他言语平常，总是面部和善地含着微笑，就恰似邻居家的普通老者。他虽是知名学者，但却从不摆丝毫架子，跟他谈话，如同身在春风之中，其平易近人的神态能让每个人在他跟前都不会产生紧张和局促之感。然而，他却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敬仰。

往昔于北大校园之中，季先生会遭遇这般事情，一辆自行车猛地停在他跟前，一个有着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开口询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什么特定之事，仅想当面跟您讲一句，我对您满怀敬佩之情。说完那些话语后，年轻人俯身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转身登上车子离开。有时还会有小轿车在季先生身旁突然停下，车里会走出个年轻人朝着季先生合起双手鞠躬行礼，依从弟子的礼节。每隔一段时间，且不论会议规模大小，只要是系里组织的会议，每当季先生跨步迈入房门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会在同一瞬间，没有经过任何事先商量，自然且一致地起身，朝着他所在方向，致以敬重之意，而众人这般从心底油然而生的崇敬情愫，追根溯源，实际上是发端于季先生自身所具备的人格魅力。

季先生，从来没对自身进行过评价，而是，讲过自己喜欢啥样的人，他说：“我喜欢的人，大致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并非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着想，关键就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出自《佛山心影》）这实际上，正好可当作先生对自己的写照。

季先生对身旁之人一直满怀真诚爱心，他爱母亲，爱儿女，爱老师，爱朋友。在他创作的一百五十万字散文当中，他凭借满腔热忱夸赞他们的高尚品质，表达对他们的爱；读他的散文，常常会被他的诚挚所打动。然而季先生绝不是那种不辨是非的好好先生，在“文革”期间，他曾“主动站出来”反对那个在北大一手遮天的“老佛爷”，甚至“险些丢了性命”。当处于无力进行斗争的状况时,他坚守自身的人格底线,绝对不会通过诬蔑构陷他人的方式来为自己谋求好处,而是秉持着公正的原则;对于那些曾经迫害过他的人,他做出了理解和原宥的选择,为了避免让这些人产生难堪或者不便等感受，他甚至将自己相关作品的出版时间推后了,这当中所蕴含的理由是很平常的,按照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我自己遭受折磨,被打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时候,我仍然虔诚地相信‘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那么我又怎么可能去苛求别人呢?”。

身为准学家的季先生，不失为始终持守着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感之人。回溯至1986年之际，一篇标为名为《为胡适说几句话》的文章，使得他在文坛之上声名大噪。那个时候，胡适尚是被定义为“反面教员”的存在，彼时根本无人胆敢轻易触犯胡适这一敏感而特殊的“禁区”。然而，在以季先生为代表的学者看来，鉴于胡适于中国现代学术漫长历程里所占据的举足轻重之地位，对胡适的正确评价这一关键问题，绝非仅仅针对个体人物的简单评判，实则牵连着众多深具重量的学术层面重要问题，因而自己责无旁贷，务必挺身而出，为其发声。彼时好多朋友都劝他别这么做，只因风险极大，然而季先生再三思量，依旧决定把那篇文章发表。出人意料的是，文章发表之后，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可与响应，并且从此开创了重新评估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曾有一位哲人讲过这样一句话：“伟大出自平凡。”不得不说，这句话在季羡林先生那里得到了极为出色的体现。他是平凡的，而且安然于平凡。他同样是伟大的，并且正因如此无需任何装饰。

拳拳的爱国之心

季羡林先生在1946年从德国留学回来后开始从事教学工作。根据一些老教师的回忆，在当年的时候，因为季先生在东方学研究领域有着突出的才学，剑桥大学曾经有聘请他到学校任教的想法，可被先生委婉拒绝了。在先生的认知里，学成后报效祖国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这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基本操守。

恰恰是由于这样平凡质朴的观念，这位先生始终都未曾把爱国或者报国当作自己激昂豪迈之作话语，仅仅是静悄悄地亲身去实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新疆博物馆的副馆长李遇春寻找到季先生，询问先生是不是能够把在新疆所发现的吐火罗语的文献进行翻译。先生讲自己长时间已经不再研习这门语言，已然忘掉了，恐怕没有办法胜任。这位馆长很无奈地讲，那仅仅能够找日本人去翻译了。季先生听闻这话马上说道，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为何要找日本人呢？我来翻译。于是，季先生已过古稀之年，他花费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重新学习吐火罗语，把残卷逐一进行考订翻译，出版了英文专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为中国学术界争得了荣誉。

正是因为怀揣着这般诚挚的爱国之心，先生把自己于国内开展的东方学研究，和民族的发展以及振兴关联起来，激励后辈的学人积极奋进，争取在国际学术界确立“中国的东方学”的地位。在1996年东语系建系50周岁的庆祝活动上，季先生严肃地提出，要把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打造成世界的东方学研究基地。同样是源于这样的爱国热情与治学态度，季先生期望《东方文化集成》丛书日后能够被翻译成英文以及对象国语言，进而在国际东方学界造成影响。先生深切明白东方学研究肩负着长远且重大的责任，所以常常激励众人，“要始终如一地去弘扬东方文化”。

在当年，季先生留学回来的时候，国内对于东方学的研究能认真钻研的人少之又少，至于教学和科研顺利往前推进，更是几乎没那回事儿可言。回国之后很短时间内，先生就被北京大学聘请成为教授，而且还被安排任务去创建东方语文学系。那个时候构建咱们现在说的东语系，仅仅只有7位教师，还有十几个学生，条件是相当艰苦的。季先生那个时候已经顶着教授的头衔了，可是他始终都在本科生教学最前线，哪怕是从最基础的字母教学开始教起，先生也亲自拿着教鞭，用心地教导那些年轻的学子。靠着一心扑在学问上的这种干劲做法，先生为咱们国家的东方学学科培育出好多非常出色的后续接棒人才。

于1996年，季先生倡导编撰《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目的是进一步促进东方学研究的发展，并且推广其研究成果，该丛书当前已经出版了130多部，然而季先生期望这套丛书最终能够达到500部，这不但表达了他对后辈学人的期许，而且体现了他对自己毕生耕耘的东方学学科的挚爱。

勤奋的治学之道

季先生先是求学于清华，而后经历留德十年，接着初归红楼，随后传道于燕园，再后来身处受难牛棚，又曾看守大门，无论处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之际，还是到阳关大道、光风霁月之时，先生始终都未曾放弃自身的学术追求。先生在万马齐喑之际，一边从事看门房的工作，一边暗地里翻译了卷帙浩繁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已过八十多岁的高龄时，先生依旧整日沉浸在图书馆里，以一目十行的速度，在《四库全书》中查找“糖”和“石蜜”，北大有很多人都清楚，先生桌前的台灯成了朗润园的“启明星”，甚至在301医院的病床上，先生仍然笔耕不辍，佳作连续不断地出现。

专治七八十载学问的季羡林先生，正在陆续出版的《季羡林全集》多达30卷呵，拥有将近1200万分字，真堪称著作和他自身之躯等同那么高。这些著作所涉及的内容，其广度和深度，那是足够令人惊奇赞叹不已的。季先生一生进行学术方面探究，涉及到了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的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文化交流以至科学技术等等诸多方面。除了诸多专门研究论述文章之外，他还翻译过相当数量的国外文学作品，并且写有不少数量的回忆或者自述性质的种种散文。季先生是一位像百科全书一样的学者，他在自己所涉足的每一个领域当中，都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

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举世闻名的学者，这当中存在成功的“窍门”吗，有人向先生如此问过。先生回答，自己记得鲁迅先生在文章里讲过笑话，一个江湖郎中于集市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妙方。有人花钱买纸卷，纸卷层层用纸包裹。打开观看，妙方仅两个字，即“勤捉”。其说法对不对呢，不行，它完全正确。然而说了仿若没说，自己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便是“勤奋”。季先生每天清晨四点准时起床，然后伏案读书写作，一直持续到92岁因病才入院，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就是先生所说“勤奋”的注解。

靠着这般皓首穷经的奋斗精神，季先生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正是如此。

此刻，季先生已同我们作别。可是先生能够离去，先生那高尚的品德，把学术当作生命的精神却不可离去，特别是在当下充斥着喧嚣与躁动的学术界，我们更得让先生的精神大力弘扬，始终铭记先生对我们的教导，用更诚挚、更踏实的态度，让先生开创的事业流传下去，源源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