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迷笛音乐节余波：剖析‘地域黑’背后不好笑的问题

从来如此，便对吗？

地域黑存在着由来已久的历史，这是不用忌讳去说的，最早受到其害的，同样是河南，更准确来讲，是处于现今商丘地区的宋国，宋人被当作愚蠢的代名词，差不多是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共同的认知，在宋楚泓之战里，宋襄公那被称作“妇人之仁”的行为，不但让他自身遭受重伤，过了数月就去世了，还致使宋国从此之后就再也振作不起来，这桩确切发生的历史事实，时常被当成宋人愚笨顽固的事例，关于宋人各种愚蠢的段子，在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嘴里笔下更是流传不停。打从孟子讲过的“揠苗助长”，历经庄子所说的“适越卖冠”，接着是列子提到的“负暄献芹”，进而至于韩非子所讲的“守株待兔”“智子疑邻” 这般系列，这么讲来哦，要是战国时期那些搞思想的人打算去编出一个跟愚人有关的寓言故事，那么宋国人可就是处于当仁不让的那种头号选择地位喽。

《守株待兔》连环画。

位于今天河南地区的郑国，是排在先秦地域黑头名宋国之下的第二名。韩非子在其寓言里，愚人代表除宋人外就是郑人，“郑人买履”与“买椟还珠”这两则脍炙人口的寓言，把郑人愚蠢固执的形象深深钉在了地域黑的历史柱头上。从这意义讲，若没有河南地区的宋国与郑国，那么中国先秦时代经典的寓言成语至少会少一半。

《东周列国·春秋篇》（1996）剧照。

各个朝代阅读这些寓言故事的人，必然会聚焦于寓言故事本身所含的寓意，毕竟这才是寓言的目的所在。然而很少有人在意，为何那些愚蠢的人会成为宋国以及郑国特有的产物？

回顾宋郑两国过往的历史，这样一种困惑便会愈发强烈起来。宋国之中，确实存在像宋襄公那般有着妇人之仁的愚顽事例，然而，劝谏宋襄公的子鱼却是具备远见卓识的典型代表，关乎那次劝谏，在《左传》里被记载下来的他那段针对战争的议论，更是深深地领悟用兵的道理，完全能够将宋襄公的愚顽不灵给抵消掉。编造“揠苗助长”这则寓言的孟子先师孔子，他的先辈恰恰就是宋人。战国时期纵横天下将近一半区域的墨家创始人墨子同样是宋人。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曾经担任过宋之漆园吏。说到郑国，它比宋国更无辜，郑国的子产被视作春秋时代最为有名的贤相，子产本可被孔子极力推崇为君子。这些通通能够证实宋郑两国算不上地域黑里愚人的大本营，反而可以说是君子贤才的故乡。那么，为什么战国诸子其中包括身为宋人的庄子自己，都会去对宋国进行“自我抹黑”呢？

刘师培所著的《清儒得失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3月出版。

近代刘师培在《清儒得失论》中解释愚宋原因时称，“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习于曾愚” ，其讲“盖宋人当战国时，其民甚愚，故诸子以宋人为愚人之代表也”。 此解释认为宋人之愚，源于宋国是殷商灭亡后，周人为笼络殷商遗民所建国家，故而沿袭了殷人事鬼的愚昧风俗。宋襄公在泓之战战败后，自称“亡国之余” ，似也坐实了这点。但《左传》只是如实记载史料，却并非特意从数十万字历史里单单挑出这一则来证明宋襄公愚蠢。时代是在战国中期以后，那时才真正把宋国黑成愚人大本营。恰恰就在宋国被齐、楚、魏三国瓜分覆灭的背景下，才频繁涌现出这样一大批宋人愚蠢的地域黑寓言。绝大多数郑人愚蠢的寓言出自韩非子笔下，原因也是这样，并且对韩非子而言，还有个更特别的原因：郑国是被他的母国韩国灭亡的。

宋人或许在春秋时期就已然有了愚笨顽劣的名声，这是由于宋人乃是殷遗民的后裔，周人在灭掉殷商之后，尽管为了拉拢殷遗民而赐予他们官爵，准许他们臣服并建立诸侯国，然而依旧把他们看作“殷顽”，对其防范甚严，将他们安置在周人同姓诸侯国之间加以监管。位居这般征服者目光之下的宋国，自然而然地易于变成群体鄙夷的对象，并且，伴随宋国于战国时期被瓜分而覆灭，此类长久以来的鄙夷心态，便更易于转化为地域黑的讥讽嘲笑，毕竟，有什么能比讥讽嘲笑一个亡国之民更得心应手且更安全呢？

地域黑在相当大程度上，其开端恰恰是源自这样一种趋炎附势、欺软怕硬的心态。虽说先秦诸子极有可能仅仅是就近取材，把已然灭亡的宋郑两国当作愚人寓言的依仗，然而他们在有意无意间，正是借着自身炮制的精妙寓言，使处于战国时代血腥食物链底层被践踏的两个地域遭致污名化。并且他们那些经典的寓言故事，还让宋人与郑人作为愚人代表的形象广为人知——尽管，这不过是附带产生的结果！

若讲先秦时期的地域黑已展现出一种拜高踩低的心理状态，那么后世的地域黑，便掺入了更多的内心想法，或者是借助贬低对方来抬高自我，南北朝时期处在竞争态势的北朝与南朝就是这种地域黑的典型代表，为昭示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它们都自认为是正统，且对对方无情贬低，北朝把南朝轻蔑地称作“岛夷”，而南朝则将北朝贬损为“索虏”，双方逮住所有机会制造南北地域对立去抹黑对方。哪怕是于两国互派使者进行交往的正式外交场景之中，依旧想尽各种办法去抹黑对方一回，致使对方的使臣陷入尴尬境地。北隋的使臣卢思道前往南陈出使正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地域相互抹黑的事例，当他前去拜见陈朝的君主之际，陈主特意运用当时广泛流传的《观音经》里的话语去调侃他说道：

“是何商人？赍持重宝。”

把卢思道比作给陈朝进献物品的做买卖之人，那么卢思道所代表的北方隋朝，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充斥着铜臭味道的经商之地。在重视农业抑制商业的中古时期，这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极大的耻辱。然而卢思道却同样运用《观音经》里的语句回应道：

“忽遇恶风，遂漂堕罗刹鬼国。”

隋时，陈国沦为罗刹鬼国，较隋朝商贾之地更显不堪，卢思道回击，令本欲地域黑对方的陈主羞愧得无言以对。南北朝时，最出名的地域黑，源自《洛阳伽蓝记》记载的一场对话。名将陈庆之自视为南朝正统，于洛阳拜见北朝世家大族杨元慎。筵席上，喝得酩酊大醉的陈庆之对杨元慎等人说道：

即使魏朝那时极为兴盛， 但仍被称作五胡。正统的传承，应当是在偏安江南的江左之地。而泰皇玉玺，仅仅是在梁朝的时候存在。

《洛阳伽蓝记》，杨衒之著，中华书局，2022年1月。

杨元慎听闻了这段，公然对北方进行贬低的言论之后，反过来予以讥讽，把南方比作是蛮夷居住的地方：

江的左边暂且苟延残喘，偏安在一个角落，那里土地大多低湿，诸多虫蚁聚集繁育，疆土有瘴气疫病，青蛙蛤蟆共处一穴，人与鸟同处一群，头发短的君主，无不具备织布机头部的模样，身上刺花纹的百姓，生来就有着极其粗陋的资质，在三江之上浮游，在五湖驾船行驶，礼乐不能沾及，典章制度无法变革，即使有秦朝遗留的人口汉朝遗留的罪人，夹杂着中原语音，又有闽楚之地难以言说的部分，不能改变，虽设立了君臣，上面傲慢下面残暴，因此刘劭先杀害了父亲，休龙后淫乱母亲，忤逆破坏人伦，与禽兽没有差别，再加上山阴有将女婿卖掉丈夫的情况也不顾讥笑，在家中聚众淫乱，你受其遗留的风气影响，并未受到礼教的感化，就如同阳翟的百姓不知道脖子上长瘤是丑陋的。咱魏膺箓受图，定鼎于嵩洛之地，以五山作为镇守，将四海当作家园。移风易俗这类典章，能跟五帝并驾齐驱，礼乐宪章这般兴盛，凌驾于百王之上独自显高。难道是你们这些鱼鳖之辈，因仰慕大义前来朝拜，喝咱的池水，吃咱的稻粱呀？为何这般不谦逊，竟到了此种地步呢？

这段反驳针对对南方的贬斥黑化，因其有着清丽文雅的骈俪辞章，致使陈庆之“杜口流汗，合声不言”。几天之后，趁着陈庆之生病之际，杨元慎凭借驱鬼祛病之名的那段对南方人的咒骂得以流传世人。虽说千百年来江山历经变数，可它依旧成为南方地域黑的经典范例：

住处在建康的吴国人化为鬼，做个头冠帽子小小、衣裳身量短短样式，自己称呼自己为阿依，说话带着阿傍，用菰稗当作饭食，把茗饮当作浆液，小口喝着莼菜羹汤，使劲吃着蟹黄，手里拿着豆蔻，嘴巴嚼着槟榔，刚到中原土地一时想起自己原本的家乡 ，赶紧手脚麻利地离开，回到你们丹阳。要是那出身贫寒人家的鬼，脑袋还修整，在河中的小洲那儿用网捕鱼捞鳖，嚼着菱角莲藕，捡拾着鸡头米，把青蛙羹和蚌肉羹当作美食，穿着布袍草鞋，倒骑着水牛，在沅江、湘江、汉江，划着船桨随意游玩，顺着波浪逆流而去，跟着水波起伏，穿着白色苎麻衣服起舞扬挥，扬起水波放声歌唱，赶紧手脚麻利地走去，回到你们扬州。

南北朝时期，存在着唇枪舌剑般的地域黑，在讥讽之外，还暗藏着一种关于政权合法性竞争的争斗，虽说南北朝以及说出那番南北地域黑妙语的刻薄之口，都一同被扫进了历史的尘埃里，然而那种南北对立互黑的思维，却好似一颗毒种，只要给其环境，再加以刻意灌溉，就会生长起来，从而为地域黑提供源源不断灵感以及动机的繁茂枝叶。

制造互黑：

南方与北方

北宋，是南北之间地域黑的一个典型例子，自上至下，都存在对南方人蔑视、贬低的心理。北宋中期起，朝野流传宋太祖皇帝曾立一通誓碑，上面镌刻着：“后世子孙无用南士作相，内臣主兵。”目的是断绝南方士大夫的宰相执政之路。北方士大夫对南方人的地域歧视，不仅公开宣之于口，还笔之于书。在宋人笔下，北方人的品质呈现出一派循良忠厚的模样，京东路被描述为“皆朴鲁纯真” ，河北路有着“质厚少文”的特征 ，陕西路则是“其俗颇纯厚”。除了有人指出其太过质朴 ，血气方刚 ，进而导致“失之滞固” ，不够灵活之外 ，几乎都是一派赞扬之辞。

且看南方，那可是遭受了接连不断的口诛笔伐。淮西之地被指“人性轻浮张扬”，两浙地区被说“善于积极进取，急切贪图利益，而且奇特技艺由此产生了”，讲到广南更是称“民众性情轻捷强悍”。《鸡肋编》里面居然记载了这样一则对于浙东完全是地域抹黑的民谚，说那儿“有山却没有树木，有水却没有鱼，有百姓却没有义气”“土地没有三尺平整土壤。百姓难有十日光辉恩情”。就连福建等地少有的盗贼这一良好风俗，也被归结为“民间风气胆小怯懦”。

《鸡肋编》以及《贵耳集》，是张端义所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为2012年8月。

在这个时候，一种针对福建人的地域黑蔑称“福建子”冒了出来。北宋的士大夫对福建人蔑视到了让人难以想象的程度。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晚年在钟山书院写了好多“福建子”三字，这是因为他记恨出卖他的福建籍官员吕惠卿。他有一位朋友，还曾见到他在桌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福建子”三字。然而王安石没有想到，他自己这般痛恨“福建子”，可他的政治对手司马光当初却由于他任用了吕惠卿，指责他“心术似福州”。“福建子”的污名，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清末的时候，在清末，福建有名的大臣陈宝琛，奏请把顾炎武、黄宗羲两位，明末的大儒配享孔庙，然而却遭到了来自北京朝廷的驳斥，而且驳斥此次决定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是“出于福建子之请”。

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福建子”的厌恶者。

北宋针对南方人的那种地域黑，表面上看好像缺乏理性，实际上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有关政治方面的考量。宋朝政权合法性是从五代北方王朝那里承袭而来的，宋太祖建立政权所依赖的，全都是北方的将相臣僚，所以，对于北宋前期的统治者而言，北方存在一种天然的政治向心力，并且还是北宋政治权力的中心以及大本营。然而，南方地区，要么是靠出兵攻占得来的，要么是通过震慑威吓吞并的土地，那里民众的政治忠诚度远远比不上北方，民众心里还念着旧国，不一定会全心全意地向新朝奉献忠诚。在被宋人轻蔑地称作“福建子”的福建之地，此地一直对往昔治理这儿的闽越国各位诸侯王以及臣子极为恭敬，为之立庙来开展祭祀。他们的确在大宋武力的威慑之下不敢发起反抗，然而表面的恭敬并不代表内心的信服，起码在北宋统治者的看法中，他们是值得去怀疑的对象。北宋首位登上相位的南方人士王钦若，在当时更是被指责为奸猾谄媚之人。为了能够阻拦王钦若担任宰相，宰相王旦甚至搬出“臣见祖宗朝未有南人当国者。”而所说的“祖宗朝”，实际上仅仅是太祖太宗这两个朝代罢了。而真宗帝，只能在王旦离世之后，才去任用王钦若担任宰相一职。而至于王钦若，他身为南方之人却能成为宰相，除去他自身出色的才能之外，更为关键的是，竟然不是按照常规的途径，而是打通了后宫的门道——备受真宗帝宠爱的皇后刘娥，她就是出生在南方的。她是在蜀地出生成长的，在朝野的一些传说当中，甚至还被一些人传成为是出身娼门的女子，到了后世，更是被人们当作《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里奸邪刘妃的原型。

《梦华录》中的皇后刘氏，即以宋真宗皇后刘娥为原型。

京剧《狸猫换太子》剧照。

刘娥身为南方人，采用非常手段登上后位这一位置，本来就遭受了朝中执政之北方大臣的抨击以及指责，而王钦若同样是南方人身份，却与她站在同一战线之情况，借助皇后之力得以上位，更是被北方众多臣子看作是内外勾结，邀媚以固宠。并且更是使北方人对南方人善进取、急图利的刻板印象被坐实了这样的结果。然而对于真宗帝来讲，提拔王钦若不见得仅仅是因南方人皇后在枕边的言语，更为关键的是，在一个放眼望去皆是北方人的朝堂那儿，那些有着功勋且年历资深的北方众臣，对皇权处处加以掣肘，他需要提拔一个孤立无党之人，当作自己的心腹，以此来制衡那些北方众臣。对于北方群臣而言，这是一个南方人运用令人不齿的柔媚阴险手段，迷惑帝心而得以上位，可对真宗帝来说，这才是操控朝中南北制衡的权力奥妙之处。至于南北对立中南方背负的那些地域黑的骂名，这是不在帝王的考虑范围之内的。

倘若讲北宋塑造出的南方黑，是权力制衡所产生的附带产物，那么清朝雍正皇帝对南方的地域偏见，则是特意而为，身为一位执政作风苛刻且行为与众不同的帝王，雍正皇帝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官职，“观风整俗使”，派遣到浙江、福建等南方区域去整治习俗风纪。雍正帝于谕旨里，对浙江风俗极为痛斥，简直如同咒骂，他指控浙江称，“风俗浇漓，比其他省份更甚……恩德都无法感化的，狼子野心聚集在一处”，所以必须大力整顿江南地区的风俗，此后，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皆因各种各样风俗浊恶、民风刁劣的名头，派驻了观风整俗使。

雍正帝通过谕旨这种形式，给南方贴上了一张由官方钦定的地域黑标签。然而，他这般对南方大力挞伐，其真实缘由并非南方的民风真的恶劣到他所斥责的那种程度。正是由于南方文风极为昌盛、士气坚韧不拔，所以才变成了他的心腹大患。雍正深切明白，清朝这一朝能够夺得天下，依靠的并非人们所说的那种顺应时代、人心归附，而是凭借铁蹄指挥的大军进行的无情杀戮。当北方处于清军铁蹄之下从而投身跪服之际，是南方在持续坚持抵抗，而如今，他经由夺嫡实现登基，对待往昔竞争皇位的手足兄弟格外残忍，这足以表明他统治的合法性是多么脆弱。此时，恰巧是南方发生了曾静投书案，曾静对雍正逼母囚弟篡夺皇位的指控，更凸显南方一直暗藏着不服从的潜流，所以，他需要寻觅一个借口，去压服南方的抗争之心。

难道还有什么能比朝着南方泼洒一盆带着风俗浇薄意味的地域黑污水，更堪称是雍正帝将辣手伸向南方的绝妙恰当理由吗，雍正帝固然把地域黑当成敲打南方的工具载体，然而这种看似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的地域黑背后，真正被敲打的，却是他那颗不安且自卑的内心，雍正帝心里明白，相较于南方那所谓的风俗浇薄，自身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才是黑暗到不可告人的，所以，他要用那所谓的义愤去掩饰内心的羞愧，这便是所谓的移羞作怒。

因羞而怒是地域黑背后潜藏的心理所在，那些声称对某地域得意地嘲讽谩骂的行为，并非仅是放大该地黑料以偏概全，更是以别的地域黑来掩藏自身周边丑态。这里的逻辑看似矛盾起来，实则简单些：借由谩骂他人别处诸多黑料，以表明自身未沾染此类黑料，如此一来便能掩藏污垢，为自己洗白。地域黑越是大肆喧嚣，就越为转移众人目光，令世人将视线聚焦于被黑地域，从而给自己留出藏污纳垢的时段。

黑是黑，白是白

抬高一方贬低另一方、制造矛盾对立、转移羞耻因作愤怒，这确实是地域黑形成的主观心理层面的情况，然而这并非地域黑的全部内容。地域黑所擅长运用的方式是借助以偏概全这种手段来打造焦点，进而转移大众的注意力。但是，“偏”的存在，也是无法争辩的事实。特别是当出现某种群体现象的时候，“偏”就越发容易被视作整体，然后被“地域黑”拿来进行炒作。如同每一个点开这场涉及河南南阳地域黑段子并看过的人，只要能够静下心来思索，就都会清楚知晓，那些实施偷窃迷笛音乐节乐迷财物行为的人，仅仅是南阳人群体里极为稀少的一小部分而已，好多丢失财物的乐迷都坦率陈述，在音乐节举办期间，南阳展现出的热情好客给他们留下了美妙的印象。恰似一段采访之中所提及的一位南阳司机 ，了解到有乐迷想喝一碗正宗的胡辣汤 ，然而由于到达之时已经没有胡辣汤了 ，所以特意带着他前往了一家最为地道的胡辣汤馆子。有一位乐迷没带够琴弦，南阳市民在大雨倾盆之时，为其送去了六套琴弦。和音乐节后小偷行径形成反差的是，有一名乐迷把手机遗落在餐馆里，店老板鉴于担心他对路途不熟，亲自将手机送至酒店——南阳这些个体展现出的善行汇集起来，同样是这片地域闪耀的明亮白月光。

名为《腹地的边缘化：近代南阳盆地社会变迁研究（1906—1937）》的书籍，是刘振华所著，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7月出版。本文最末部分有关民国时期南阳匪患的史料，全都源自此书，以及贝思飞著、徐有威译的《民国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还有《洛阳文史资料》第9、10辑中的《豫西绿林》一书。

不过黑与之为白者可相抵，然不可以相掩，盗窃之行确已然发生，此乃一事实，然而倘若吾等单单执着在盗窃此一种现象之上，用以大肆渲染作文章，编造出林林总总地域黑之段子，除了能博得他人一笑，造成刻板之偏见以外，没有别何种用途。恰似研究地域黑的历史渊源那般，着实有待仔细追究的，是铸就这种现象的缘由。

一个世纪前南阳的一段历史，或许能提供些许启示，20世纪初的南阳，被称作“匪窟”，1914年，，北京内务部发出的一道训令写道，“豫省南阳一带，山麓丛杂，素称盗薮，改革以来，游勇散兵，晡聚尤众”，1923年《晨报》的一份报道则简要概述了南阳的匪患，“无村无匪，几无好人”。

在那些有地域黑观念的人眼里，说不定又成了坐实南阳偷盗形象有着一定缘由的证明，不过要考察的是，南阳到底为什么会成为匪窟，导致这一切的缘由，不是民众习惯当盗匪，而是当地恶劣环境致使民众去当盗匪。

《河南人惹谁了》，马说著，海南出版社，2002年3月。

曾几何时，河南之地归属于中州范畴之内，其乃是过往历代王朝定都的选址之处，并且还是人口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的所在区域，直至当下，河南始终都是我国人口数量庞大的省份。然而，在帝制时代，处于皇权统治之下的充满榨取性质的经济发展模式，把王朝的中央核心区域转变成为了可供皇权肆意榨取各类资源的核心地带，所以，这就导致了围绕在帝都周边，形成了一层又一层连绵不断、范围广泛的贫困区域。另外，因为对水土、林木、资源进行过度地开采利用，进而引发了极为严重的环境方面的灾害。当河南这片土地所蕴含的地力被皇朝的中心地带持续榨取殆尽之后，帝都便随之发生转移，最终留下了一片日益走向衰败的广袤土地。在明代的时候，南阳的情况是，泌水、洧水等诸多水流，都是向南流入汉水，好像与中原地区没有关联一样，然而船只运输以及商人往来，反而凭借这些水流获得了利益，当时序进入晚清时期的时候，还能够看出有几分类似“汉水之小长安也”的景象，但是随着京汉铁路开始通车，航道出现了淤塞的状况是，交通的便利之处也因此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20世纪初的时候，南阳的经济迅速衰败了。民国初年，政治紊乱又腐败，这让南阳的灾难变得更加严重，自1913年到1930年，军阀混战，驻军会派任县长、区长，还会就地派征粮食来供给，一年要派征六七次，每次每亩地派征数量不等，有的时候派征一升少一些，有的时候派征一升多一些，派征类型不止一种，有派征粮草的，还有派征现款的。残酷繁重的苛捐杂税，数量多得如同牛身上的毛那样难以计数，依据1927年中共河南省委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河南的田赋方面，鉴于当下存在的苛刻捐税勒索情况，按照每亩进行摊派，此刻已经预先征收到了民国三十九年，也就是1950年，最少的情况也已经征收到了民国二十年，那便是1931年，再加上今年气候干旱，众多县份，像郾城、杞县等等，农作物收成很差，各地驻军又大多在当地强行摊派征粮，自耕农就连同小地主，都没有能力缴纳粮食，军队也感觉直接提征田赋难以开口，于是就改成了借款。那一年，路过南阳的军阀军队无一例外，都是在大肆搜括一番之后才心满意足地满载着离开，1932年的时候，刘镇华所率领的第十一路军在南阳进行驻防，强行向邓县征收了军麦万斤，当时刚好旱荒接连不断，农民们所获得的收成极其微薄，除了卖儿卖女之外就只能拆房卸屋，把砖瓦木料零售以图生计了。

天灾相比人祸却还稍逊一筹，几近崩溃的是传统经济模式，依靠安分守己来谋生根本就不够，军阀进行刻敛，官员存在腐败，这使得人没有办法求生，只能冒险去当盗匪，才可能有一线生机，就如同《经济崩浪过程中之邓县》里所讲的那般，“自民元以来，起初是三五个人成群结队，夜晚聚集白天散开接着便是成百的人结成一伙，公然打出旗号明目张胆行事；贪婪的官吏对他们畏惧得像害怕老虎一样，官军还给他们送去枪弹，这些盗匪奸淫掳掠、肆意烧杀，为所欲为，这样便逐渐养成为数众多的大股盗匪”。南阳，甚至整个河南，也由于此而沦为了一个弱肉强食、盗匪横行的绿林世界。盗匪驱赶良民，情形恰似劣币排挤良币，“当地农民，起初都惧怕盗匪，接着因为盗匪众多，没有地方可以隐匿躲避，不得不奋起自卫；在枪林弹雨当中，历经杀伐存活下来，胆量日益壮大，性情日益刚硬，也常常会沦为盗匪”——河南这个地方匪患丛生的坏名声，也就因此产生了。

但当下，河南土匪已然成了一个过往的称谓，仅在书中或者影视剧的屏幕上才会现身，人们行经南阳的路途之时，可能会担忧遭偷窃，然而无需忧虑会被掳去当作人质，不管是街头抑或是村庄，也不会再度呈现枪炮械斗的情景，往昔土匪盘踞的山洞，如今都已然化作了主题观光的旅游景点，游客也许会担心被景区摊位狠宰一回，可不会担心丧生于土匪之手。

解决问题的办法，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已被那位曾于寓言里抹黑河南的贤明之人孟子阐述清晰了：

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坚定的信念，只有士人能够做到，至于普通百姓，要是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会因此没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就会放纵胡为、做出不正派的事，没有什么都做不出来的，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跟着施以刑罚，这是陷害百姓，哪有仁慈的君主在位，却能做出陷害百姓之事的呢，所以贤明的君主规定百姓的产业，一定使他们上能赡养父母，下能养活妻子儿女，丰收年成能吃饱，灾荒年也不致于饿死，然后驱使他们向善，因而百姓跟进也容易。

陷入绝路之人，才会沦为盗匪去劫掠财物，历经匮乏岁月之人，才会总想着贮存物品，用以缓解匮乏再度降临的那种不安之感。“粮仓充实人们就知晓礼仪，丰衣足食人们才明白荣辱”，这是改变风俗的唯一途径，也是社会进步的唯一办法，可能从前的陋习如同积毒一样需时间去消解，如同过去的匪窟跟如今的小偷小摸，而地域偏见同样需时间去转变，使人们认识到所谓的地域偏见并不好笑，以怎样的方式去看待对方，其实恰是自身内心的映照。

自然是，关键的仍旧是存有那么一点儿自黑的精神，将他人给予的批评嘲讽转化成予以自嘲的一回浅笑。接下来的这般段子虽说并非存有地域歧视，不过却也展现出了一种有关地域方面的刻板印象：

眼下正值开学季，进入大学之后，我们能够发觉，上海的同学不存在那种盛气凌人的语调，广东的同学并非是什么都往嘴里塞，山东的多数同学都不具备开挖掘机的技能，河南的同学十分注重清洁且安分守己，湖南的同学并非像传闻中那般好似土匪，内蒙古的同学不是骑着马来的，福建同学说的普通话非常悦耳动听——我们统统生活在一个听闻的世界里，生活在他人的言辞之中。然而天津来的同学，确实会表演相声。

我要声明，我是天津人，但我真的不会说相声啊！

作者/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