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皆为考场：‘无限竞争社会’所付出的代价

有一位韩国导演, 他是奉俊昊, 其有一部著名电影, 名为《寄生虫》, 在这部电影里, 存在一扇很是令人难忘的窗, 这扇窗所处位置在半地下室那儿, 当中窗框呈现出这样的状况, 一半是露在地面之上的, 另一半是埋进土里的, 居住在里面的人能够看见街道, 然而所看见的只是行人的脚、汽车轮胎以及醉汉留下的污迹, 当暴雨降临的时刻, 城市最肮脏的那些东西就会从这扇窗这儿倒灌进来。

《寄生虫》剧照

韩国作家金敬哲, 凭借这部电影起始《坐困穷途: “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一书, 并且解说“半地下室”缘何成为韩国贫困的空间象征, 它依旧连通城市, 然而处在一个始终仰视的位置, 住户既未使与繁华相隔绝, 只是仅仅能够经由半扇窄小的窗户去观望繁华, 甚至就连身上的潮湿气味, 都会被识别成“贫穷的味道”。

可堪称全书隐喻的几乎就是这扇窗了。韩国社会并未将底层全然驱赶至现代生活之外。首尔大学、江南公寓、财阀企业以及体面职业, 每个人都能瞧见, 且还被再三叙说, 只要拼搏程度足够就存在抵达那儿的可能。不过, 上升的通道正变得越发狭窄, 而家庭背景对一个人的未来介入愈发深厚了。

将全书依次讨论的内容罗列如下, 有教育竞争, 有青年就业, 有中年危机, 有老年贫困, 还有政治分裂。此章节结构颇具意味: 所提及的竞争并非仅局限于学校以及职场, 而是顺着人的生命周期持续延展, 为何如此说呢? 儿童在补习班里匆忙奔走, 青年在证书与实习之中苦苦等待, 中年人惧怕遭遇裁员, 即便老人退休过后依然需要进行劳动。仿佛, 一个人的一生竟然被组织成一场自始至终都没有终场哨声的考试。

一、从大峙洞开始的无尽内卷

位于本书第一章里的大峙洞, 是韩国竞争社会之中最为耀眼且最为残酷的橱窗, 这个街区面积仅仅只有3.53平方公里, 却聚集了上千家补习机构, 放学后, 孩子背负着沉重的书包, 于数学、英语、写作以及面试培训班之间辗转, 小学生早早开始学习初中甚至高中的课程, 高中生在法定关门时间过后, 转入公寓、校车或者线上课堂继续上课, 某些热门补习班还需要举行入班考试, 进而催生了“为了进入补习班而上的补习班”。

这类场景令人压抑的缘由在于, 每一阶段都仅是下一阶段的筹备举措。幼儿园是为小学做准备, 小学是为名牌中学做准备, 中学是为大学做准备, 大学是为求职做准备。学习自身不再具备独立的意义, 知识持续被换算成名次、履历以及下一轮竞争的入场凭证。

大峙洞同样将教育、住房以及阶层紧密相连, 名校往江南迁移, 学区致使住宅价格提升, 富裕家庭因而迁入, 补习机构和升学咨询业进而进一步聚集, 教育资源促使房价上涨, 房价又对家庭进行筛选。从表面看, 考试依旧依照分数开展；然而在考试实际开启之前, 家庭已然凭借住房、课程、信息以及照料时间参与了漫长的预赛。

关于公平竞争的神话, 被大峙洞的故事给揭穿了。正如迈克尔·桑德尔所提醒我们的那般, 优绩主义最为残酷之处, 不但在于它将起跑线上那巨大的差异给掩盖了, 更在于它给予了赢家一种傲慢的态势, 与此同时, 把羞辱留给了输家。当一个社会把进入名校以及成为财阀当作唯一的成功标准, 且在不同的年龄段持续予以绩效评价的时候, 实际上它就是在剥夺普通人获取尊严的权利。那些被挤出轨道的人, 失去的不光是收入, 还有对自身生活价值的确信。

政府自然不会对教育竞争恶化坐视不管, 历届韩国政府都尝试去限制超前学习, 把控夜间补习情况, 调整高考英语的难度, 还要增加综合素质评价。然而问题在于, 计分规则一旦有了改变, 市场很快就会创造出新的付费项目。虽说政府改变了竞争的形式, 可名校名额以及优质职位说到底是有限的, 学历在社会分配里的决定性作用同样没有发生改变。

这是一场极具典型性的“内卷化”竞赛, 一个家庭增添教育投入, 孩子有可能在短期内处于领先位置, 然而当所有家庭都加大投入之后, 领先的优势很快就消失不见, 而参赛的门槛却整体出现了提升, 恰如电影院中有人先一步站起来观看演出, 紧接着所有观众都不得不站立起来, 每个人都付出了更多, 可整体的视野却并未得到改善。

“教育贫困家庭”, 书中所提及的, 乃是“内卷化”的不良后果, 一些中年家庭, 哪怕背负债务, 却依旧要去维持高于平均水准的教育支出, 如此一来, 便只能对衣食、医疗、交通以及娱乐等方面进行压缩。教育, 原本被视作用以摆脱贫困的途径, 然而最终却有可能沦为制造贫困的一种制度机制。

二、“汉江奇迹”如何制造了窄门

非金敬哲将韩国人的竞争热情单纯归为文化性格, 她把大峙洞、考公热以及财阀就业置于韩国的压缩式现代化进程里予以理解。

韩国在朝鲜战争之后, 曾处于极为贫困的状态, 此后韩国政府将出口作为导向将有限的资本信贷以及政策资源集中投向少数财阀企业, 韩国在几十年间达成了工业化, 人均收入快速增加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从朴正熙到卢泰愚的三十年间, 韩国经济维持了颇高的平均增长速度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被压缩进两三代人的生命。

这种状态被韩国社会学家张庆燮称作“压缩现代性” , 带来问题的压缩现代性 , 不是社会单纯自身行进太快 , 而是原本先后接踵出现的制度被迫一块同时运行。一个算得上中年阶段的韩国人 , 既可以是在财阀企业那样大型商业组织中去接纳、享用最现代的绩效考核评测手法 , 又恰恰在返回到家庭之后成为承担传统长子的那些责任义务中身为赡养者的角色 ；他的妻子 , 能得以怀有现代女性面对教育以及职业方面那种期待 , 恰恰还被要求去完成特别密集的母职劳动 ；他们的孩子 , 则是从幼年这个年龄段起始就已经为全球化就业市场去积累资本。现代性并非是一步步替代传统 , 其做法却是把新旧责任堆积附加在同一代人身上。

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对韩国社会作出改变, 为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 韩国促使企业进行重组、实施裁员, 推行劳务派遣以及实现劳动市场灵活化, 韩国迅速偿还债务, 恢复了宏观经济秩序, 然而代价则是由众多普通劳动者负担, 终身雇佣的惯例随之瓦解, 非正式就业得以增加, 中产阶级对于失业以及阶层下滑的恐惧也随之加深。

危机过后的韩国人, 愈发坚信“可依靠的唯有自身”, 于是, 为获取更多证书, 年轻人积极积累, 家庭也加大了教育投入, 中年人更是不敢轻易离开公司。个人努力因此具备了一种防御性的意义, 即人们并非笃定努力能够带来阶层跃升, 而是担忧一旦停止努力, 便会迅速下滑。

这同样属于“内卷化”趋势难以被遏制住的缘故, 它没办法仅仅凭借观念劝解把事情处理好。在缺乏保障的状况里面, 率先从竞争当中退出来的人会最先去承担失败所要付出的代价。父母明明知道超前进行学习会对孩子的兴趣造成损害, 然而依旧不敢让孩子停下来；青年明明清楚证书持续处在贬值之中, 可是仍旧要买取下一项资历；中年人明明明知创业之时风险程度极其高, 可也很难准许失业之后出现空荡着的情形。每个人进行的选择皆涉及对现实情况的考量。所有个体进行的理性选择累加起来, 却打造出了一种集体性质的非理性秩序: 社会投入进去越发加多的时间以及金钱了, 仅仅是为了去争抢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多的位置。

三、从青年失业到中年危机

离开大峙洞后, 竞争没结束, 只是换了形式, 大学生为保“应届生”身份推迟毕业, 有人休学学外语, 有人参加海外研修, 有人考计算机托业等各种职业资格证, 履历越变越长, 正式工作却越发难找, 大学生乃至要花钱维持学生身份, 免得失去参加校园招聘资格, 实习也成了竞争一部分。书中出现了“土实习生”以及“纸巾实习生”这般的流行语, 其中, 前者所指代的是源自底层家庭的实习生, 而后者则是用来形容年轻人恰似纸巾一般, 一旦用过一回就会被丢弃。

需将所谓的“N抛世代”放置于这一具象的背景里面去理解, 最初出现的是舍弃恋爱以及结婚还有生育行为的“三抛世代”, 随后鉴于住房、就业以及生活方面的压力不断攀升, 被迫放弃行为的事项变得越来越多, 故而“N抛世代”演变成了全新的自嘲性质的标签。

年轻人不是集体去拒绝家庭责任, 他们所面对的, 是一种没办法建立长期预期的生活, 工作合同不稳定, 住房价格高昂, 教育和育儿成本持续增加, 个人很难确定几年之后会在何处工作, 是否还能够支付房租,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 推迟婚育是一种风险管理, 也是一种被迫进行缩减的人生方案！

步入中年之际, 压力朝着裁员方向转变。往昔曾为韩国工业化予以支撑的公司职员 , 在四五十岁的年纪得再度去证明自身价值。于离开大企业之后 , 有的人考取职业证书 , 有的人进入中小企业 , 更多的人利用补偿金去开餐馆以及炸鸡店。那句“人生最后转向炸鸡店”的黑色幽默之语 , 揭露了韩国中年人的共同困局: 职场生涯提前终结 , 养老生活却尚未开启。

其间, 中年人得去承担子女教育之事、住房贷款之事以及对父母的赡养之事。书中将这种情形称作“双重照顾”, 此乃因为子女长久以来没法实现经济独立。再说, 年迈父母这时又亟需可得以满足日常花费的生活费、对应病症所需的医疗费以及协助生活的护理费。如此一来, 一个家庭就必须同时去供给两个不同指向的代际关系。

存在这样一条贯穿那些故事的暗线, 此暗线是公共风险持续朝着家庭内部进行转移。就业处于不稳定状态, 父母依旧对成年子女予以供养。学校教育存在不足, 家庭会去购置私人教育。养老保障较为有限, 子女要承担起赡养责任。护理服务价格昂贵, 女性亲属会提供无偿照料。家庭于是成为了韩国社会最后的福利机构。它起到了缓冲风险的作用, 然而也强化了不平等现象。富裕家庭能够购买课程、住房、留学以及照护服务。普通家庭依靠加班、负债以及家庭成员的牺牲来应对。贫困家庭则难以阻拦风险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

乌尔里希·贝克针对风险社会以及个体化所做的分析, 给领会这样一种现象提供了另外一个入口。现代制度一方面持续制造出新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又将应对风险的责任交还给个人。失业原本跟产业架构以及劳动制度存在关联, 却被阐释为个人缺乏竞争力；教育焦虑源自优质资源以及体面职位的稀少, 然而解决办法却被限定为家庭加大投入；养老保障不够充足, 同样被转变为成年子女是否尽到孝道的问题。结构性矛盾就这样进入到个人生平之中, 公共风险被改写成为家庭事务。家庭, 看上去好似是那能抵御风险的犹如港湾般的地方, 可事实上, 它愈发变得类似于那种既没有预算限定, 又不存在下班时间概念的社会保障体系了。

四、无法退休的老年人

韩国老年人的竞争延伸到老年, 而这是这本书最令人不安的部分, 他们曾经历战争, 还经历贫困, 并经历工业化以及政治转型, 他们为国家增长投入一生, 又为子女教育投入一生, 然而退休之后觉察到, 养老金还有储蓄很难支撑体面的晚年生活, 书中援引的数据表明, 韩国老年贫困率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 而且老年自杀率也长期处于高位, 众多老人不得不继续从事公寓保安工作, 还得从事出租车驾驶工作, 甚至要从事地铁快递工作以及废品回收等工作。

他们所面临的排斥之中还涵盖了数字化这一方面, 韩国具备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相关基础设施 , 有着线上购票得以迅速普及的情况 , 有着手机银行快速推广的情形 , 有着无人服务广泛铺开的状况 , 在效率因之得以提升起来之后 , 其中那些对智能手机不够熟悉的老人们便被推到了服务的边缘地带。在节假日的时候车票大多是在线上进行预售的 , 使得老人只能在清晨就赶到车站去排队 , 银行的网点在不断进行缩减 , 进行线下服务的时候还极有可能会收取一些额外的费用 , 以至于这些费用被讥讽成为了“老人手续费”。

数字技术常常被说成是中性的那种进步, 书中所举的案例向我们发出提醒, 技术向来是借由具体制度而进入到生活之中的, 企业把窗口取消掉、让员工数量减少, 这般能节俭成本, 学习怎么去使用软件、承担操作失败风险的责任, 却落到了用户的身上, 对于年轻人来讲, 线上服务意味着便利, 对于部分老人而言, 线上服务意味着必得证明自己依旧具备进入公共生活的资格。

书中一个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地点是塔谷公园, 它曾是韩国近代关键的政治空间, 而后渐渐成了让无去处的老人汇集之地, 有的人在下棋, 有的人在谈论政治, 更多的人仅仅是坐在长椅上, 一个往昔承载民族历史的公共空间摇身变成了老年人的临时客厅。

从大峙洞前往塔谷公园, 书中绘制出一条充满残酷意味, 呈现阶段性特点的生命曲线。儿童阶段里, 时间被升学这一行为大量耗占。青年的岁月, 受求职情况充斥主导。迈向中年时期, 因家庭债务问题, 时间便没了更多自主支配可能。步入老年, 时间用于换取基本生存所需。人于不同年龄时节段履行不一样角色扮演, 自始至终都未曾真正获取离开基于既定标准、由结果衡量是否成功有效运作的评价体系的资格。

这般结构会逐步改变一个社会针对“无用时间”的态度, 发呆、闲谈、照料、游戏、陪伴以及休息, 鉴于难以转化为学历、收入与竞争优势, 易于被视作浪费, 然而, 正是这些无法计量的时间, 构成了生活的质地, 无限竞争最深的代价, 也许就在于它致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 即便没有持续进步, 一个人的生活依旧值得被尊重。

五、一部社会症候志的力量

最能体现《坐困穷途》鲜明度的写作资源, 乃韩国社会里接连不断涌现的自嘲词汇。“汤匙阶级论”借金汤匙、银汤匙、铜汤匙以及土汤匙来描述家庭出身 ；“N抛世代”记载年轻人持续缩减的人生清单 ；“纸巾实习生”则揭露廉价劳动具备的可替换性。这些词汇带有网络语言的夸张特性 , 又仿若一套民间自行编制的社会统计: 当正式语言一直围绕增长、奋斗以及国家竞争力展开谈论时 , 日常语言已然针对疲惫、失败与无望缔造出精细的分类。

作者的长处处于现场, 她采访学生, 采访家长, 采访求职者, 采访公司职员, 采访心理咨询师, 采访房地产经纪人, 还采访老人, 随后把在现场的个人经历放进政策之中, 放置入统计背景内, 读者因而能够看到, 宏观制度怎样进入一只书包, 怎样进入一笔房租, 怎样进入一张车票, 怎样进入一间炸鸡店, 抽象的“两极分化”借此获得了触感。

在全书的最后那一章当中, 作者针对韩国政府所推行的提高最低工资之举, 以及限制工时的举措, 还有改革财阀的相关行为, 持有批评的态度, 觉得这些政策会让企业的成本有所加重, 进而对投资以及就业产生影响。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 自然是值得去进行讨论的, 特别是很有必要去评估小企业以及不同产业的承受能力。然而, 作者着重强调了劳动保护所产生的成本, 却较少针对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减少超时劳动和限制财阀滥权所带来的社会收益进行讨论。她指责改革会对大企业的活力造成损害, 而且也没有充分地去回应前文已然展示出的财阀集中、非正式就业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情况。

这致使全书遗留下一道两难的裂隙: 劳动市场朝着灵活化方向发展, 会加剧不安全感, 而增强劳动保护, 又兴许会对就业造成影响；财阀形成垄断态势, 会压缩社会机会, 对财阀进行限制, 又可能致使出口竞争力被削弱；扩大福利, 需要财政予以支撑, 维持增长, 又常常是依赖效率以及资本积累。韩国要怎样在增长、分配以及安全之间再度构建平衡, 作者抛出了问题, 然而却并未给出能让人信服的解决办法。

这种欠缺并未削减本书的价值, 换而言之, 正是由于解决方案并非明晰, 书中材料所提出的问题显得更为沉重: 一个社会如何去降低失败的代价? 如何能让普通岗位具备尊严? 如何使教育不以独自承揽全部阶层流动功能? 如何规避照护风险全然由家庭承受? 以及如何让退出某一场竞争的人依旧能够得体地生活?

对于中国读者来讲, 书中众多场景并不陌生, 其中包括学区房、超前学习、考公热、履历膨胀、中年危机、代际供养等等。人们极易得出一个耸人听闻的判断, 即韩国正在预先演示我们的未来。然而, 这般类比自然需要慎重。两国在人口规模、城乡结构、产业体系、福利制度以及政治历史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更为有价值的阅读方式, 乃是将韩国当作一面具备折射效应的镜子。镜中之图像不会按照原样复制, 但是却能够让一些正在生成的轮廓变得明晰。

让人在《坐困穷途》里感到最心里不踏实的地方, 是它呈现出了一款循环, 当阶层之间的横向流动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 人们就会把更多的资源投放进去从而去争抢流动的机会, 投放进去的资源越多, 随之而来的竞争门槛也就越高, 家庭所拥有的背景就越容易转变成教育以及职业方面的优势, 所有人比之前要更加倍努力, 只有少数的人能够获得相应的位置, 大多数人收获到的仅仅是更深一层的疲惫。

折返至那扇处于半地下室的窗, 窗内之人并非瞧不见繁华程度, 他们每日都会看着这般迹象自眼前穿行, 将他们禁锢的, 是视线所达高度层面内容, 是暴雨降临初始时分必被淹没的区域位置, 同样也是短缺退路之境必须持续奔忙的类情生活场面。

并非金敬哲产出了一张完整的改革蓝图, 她所留下的反而是一份社会症候记录, 这份记录是密集的, 是焦虑的, 有时又带有立场偏向, 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 迫使读者去承认: 竞争一旦越过某个临界点, 就会开端蚕食吞掉教育, 蚕食吞掉亲密关系, 蚕食吞掉代际信任以及个人时间, 而一个社会 truly 需要去保护的, 恰恰是那些无以凭借排名、无法书写进履历, 却构成生活其自身内容的事物。

王翔（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