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北，找到最北｜万里边疆教育行·采访手记

在今年的暑假期间, 我有幸加入了中国教育报刊社开展的, 名为“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万里边疆教育行”的融媒体报道团队。随后, 我与团队成员们一同前往中国的版图最北端, 也就是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漠河市。

在这篇文章里提到的所有事情, 都是依据我个人在当地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心里思考过的、脑海浮现的, 以及内心感受到的那些内容来写的。同时, 这也是基于我个人的, 相对而言比较浅薄的生活阅历, 还有我自己在职业方面的某些经历而做出的总结。

身在最北，何处是北

虽然地理类的参考书中指出, 我国的南方和北方地区的分界线是秦岭淮河一线,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 不同的人对于南方和北方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在广东人的眼里, 所有位于广东以北的地方都被认为是北方地区。

那么, 我们到底为什么还需要方位感呢?

我以成长在我国东南沿海某省的我为例。去北方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找到北就意味着不会迷路。也才理解了作为引申的玩笑话找不到北通常的意思是失去方向没有头绪是心灵迷了路。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北极村, 是我们将这次行程的第一站进行定位的地方, 同时也是广大人群在心目中, 对于我国的最北区域以及极寒区域的一个认知地点, 当进入到冬季最为寒冷的阶段之时, 该处的最低气温表现, 是可以达到摄氏零下50多度这一数值的。

原来, 这个地方最开始并没有被称为北极村, 而是叫做漠河村。那些比较了解中国历史的大众都清楚一个情况。在清代的那份《尼布楚条约》还没有达成的时候, 中国的版图在最北边的地方, 其实是可以从漠河再往北头一直延伸到好几千公里远的范围内的。

漠河村的演变承载着一段沉重的历史, 清代以来到现在, 这里最先从江边的一片少数民族游牧地, 变成了多民族杂居的地方, 后来因为《瑷珲条约》的签订, 它沦为了边境线上的一个自然村, 接着又从边防驻地, 因为俄罗斯人盗采黄金而成为了盗匪入侵的前沿阵地, 再后来, 随着清代漠河金矿局的设立, 这个小村庄的地位就渐渐地变得重要了。

在1947年这个时间点上面,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个地方把民主政权给建立起来了, 让这个小村庄就获得了新鲜的力量以及活力。经过了多次的并在一起以及更换了名字之后,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北极村就已经变成了它那非常出名并且让人印象深刻的称呼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 北极村这个地方还有大兴安岭林海里面的那些其他地区, 全都一样, 都碰到了不让打商业木头这个事儿, 结果搞下来, 好多干活的人没工作了, 经济这一块儿呢也面临着一个特别让人心里难受的转变。

再往后看这几年, 跟着旅游生意越做越火的地步, “最边上”这个念头在当地人的心里头是越来越有分量了, 大家都认这个理。

在目前, 在这个小村子当中, 随处能够看到带有“最北”这两个字的标志物, 例如最北银行、最北邮局、最北医院、最北饭店、“最北一家人”等等, 此外还有一个被这些含有“最北”称呼的地点所包围的地方, 那就是位于北极镇的镇中心学校, 而在大家的印象里, 这所学校就是所谓的“最北学校”。

在学校展开采访的第一天，我与同事们把精力都投入到了既定的拍摄任务中去, 导致我们对于那个所谓的“最北学校”视频究竟该突出什么主题, 心里几乎是连个头绪都没有。

经过一番整体的感受与观察之后，我发现, 这所标榜为“最北学校”的所在之处, 其实在全国范围内的众多学校里来看, 它似乎并没有存在多大的、那种显而易见的差异性, 也就是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的感觉。

在晚上的八九点钟这个时间点, 我看见天空里那抹夕阳始终不肯离开, 同时也看见了北极村里那种熙熙攘攘的、到处都是游客的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 我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此时此刻, 对于那些不属于这里的异乡人来讲, 他们来到北极村这个地方,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那“最北”两个字的意义, 大家去查找北方的方向, 最后找到了那个叫做最北的地方, 这种想法似乎多数都是因为一种好奇心理所导致的, 这种好奇心是关于地域方面或者是关于生命边界感方面的, 基于这样的原因,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行为, 那么, 反过来想一想, 对于那些本身就生活在里面的人来说, “最北”这样的一种状态又代表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到了第二天去做采访的时候，我就随时随地把这个事儿抛给最北学校的老师们。他们摇着头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个题目。我不放弃鼓励他们说没关系那就现在想一想。

令人感到颇为新奇的是, 尽管他们各自声称压根未曾琢磨过这个事儿, 但是他们在开口讲述故事的时候, 里头又全都包含着寻找方向这一类的情形。

举一个例子, 校长马建国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学习的专业是地理专业。当时的教授在课堂上给他们讲过这样一句话。教授说中国南方有三亚这个地方, 北方有漠河这个地方。漠河就是中国最北边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2025年之前的1997年, 他被这位教授的话所影响。

他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想象, 一头闯进了漠河地区从事教育工作。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进入新世纪以来, 林区经济开始进行转型工作。在这个过程里面和森林采伐行业有关的人群大量地迁移到了其他地方。

马建国和他的同事们亲眼看到了这些变化在教育方面造成的冲击情况，心里面感到十分无可奈何, 学校不仅没办法留得住优秀的老师, 而且学生的数量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急剧减少的态势, 在以前的时候一个普通班级里面会有五六十个学生那么多人, 可是到了当时那个阶段就只剩下八九个学生了, 学校的校园里到处都是空荡荡的一种景象。

担任校长以后, 马建国采取各种办法, 提升学校的教学水平, 丰富学生的课内外活动, 挖掘学校的办学内涵。近年来, 学校的学生数触底回升, 不仅一个生源都没有流失, 反而每年都有五六个外地学生慕名来学校上学。

谈起他本人的亲身经历, 马建国说得越来越激动, 结果脱口蹦出来一句话: 他说他觉得最北边就是祖国里最偏远的、最荒凉的、环境也最为艰苦的地方, 而且那更是最需要有人去坚持教育的地方。在说完这句话之后, 连他自己都被这话给吓得吃了一惊。

回到之后, 我们在那一个关于所谓的被称为是最北方的学校的视频去提炼它的相关主题的时候, 非常自然地就把那个切入点确定为在那个被认为是最北方的学校里面去找找看方向或者说去找找北这个意思。

完美之下，寸草不生

在前不久, 我接到了由马校长通过微信发送的信息。他当时说话的语气显得稍微有些生气, 还给我转发了一个链接。他表示觉得那个链接里面的内容“有着太严重的夸大之处”, 并且说那是在“否定其他边疆教师的辛勤付出”。

我点开了那个链接, 仔细一看, 结果是发现了由某个网站制作的视频, 这个视频讲的正是关于王忠雷、于晶夫妇的事情。这两个人是北极镇中心校下辖的教学点——北红村北红小学里仅有的两位老师。同时他们也是我们在拍摄“我在边疆当老师”这个系列视频时, 所选择的采访对象。

平心而论, 如果没有去过北红村, 也就是我国地理意义上真正的最北端的村落, 并且没有走进北红小学采访过那两位老师的话, 我很有可能会被视频里所呈现的所有内容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会深信视频编导想要传达的每一个字, 进而会生发出一系列并不正确的认知。

例如, 我的看法是把王忠雷、于晶到我国最北小学任职这件事, 看作是纯自愿的选择, 而不是命运给他们开的玩笑；当时王忠雷在填写特岗教师志愿的时候, 错把北红小学当成了在县城里头。

我会觉得王忠雷、于晶之所以在北红小学坚持下来, 能够忍耐孤独寂寞, 克服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困难, 完全就是因为他们自个儿喜欢、自个儿愿意干；这种看法忽视了他们跟周围环境的互动, 忽视了他们在温暖边疆孩子们心灵的时刻, 自己也被那些孩子以及家长们给温暖了。

甚至我还要进一步认为, 要是没有了王忠雷、于晶这个人, 学校和班级就没法办下去了；他觉得他俩就非得待在北红小学当一辈子的老师不可；如果这两位有一天想要离走的话, 那就是对边疆教育事业的一种“背叛”行为了。

换个说法来讲, 不负责任的叙事行为, 极有可能在暗中起到一种“绑架”的作用, 这种作用会深深地影响到两位老师的人生轨迹。

中国教育报刊社所组织的“边疆行”活动在黑龙江开展报道工作的团队, 和当地的那些师生一起拍照留念了。这张照片是由王友文提供的。

事实上, 在去北红村的从前, 当我查找有关王忠雷以及于晶的这些报道的时候, 我内心就萌生出了一个疑问, 就是为何那差不多是每一篇报道都要特意去强调这两位放弃掉了那些原本不过是仅仅表现为可能有的一种优越条件这件事, 而且还要说他们是心甘情愿地到那个边陲地区的小地方去为教育事业进行奉献的, 这事情从表面上来看起来那是完全就不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些85后年轻人他们的真实心态的一回事, 并且还存在着一个现象, 那就是那几乎每一篇报道中所使用的口径或者说所持的说法那都是不完全一样的存在。

有人说, 王忠雷本来是可以去齐齐哈尔的一所中专学校当老师的, 但他为了去北红小学当老师, 所以干脆就放弃了那个机会。有的人呢, 干脆把王忠雷大专毕业的学历, 直接抬升到本科的程度去介绍。

还有的人说, 于晶之所以到北红小学去教书, 完全是因为受到了王忠雷的大力劝说才决定的……这些人好像觉得, 如果不把这几种说法特别拿出来强调一下, 就不足以表达出这两个人对边疆教育工作无私的奉献精神。

我抵达了北红小学, 在和王忠雷、于晶把事实一个个都对完之后, 我的脸上露出了有些荒诞的笑意。

那些媒体报道, 大多都是建立在把事情夸大其词, 甚至是无中生有这些基础上面的, 它们以此来塑造出两个几乎是没什么毛病的, 完美至极的人物形象, 但这种完美程度高到让人觉得不沾一点人间烟火气, 离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现实时代非常遥远。”。

那些报道是这样写的, 原因在哪里呢? 我来猜一猜, 一种情况可能是记者们继承了以前那种高大全的人物报道模式, 除非用这种方式, 他们想不到别的办法来表现人物的特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记者他们不想或者说没有本事走进采访对象的心里头, 去听听听看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看看他们的真实要求是什么。

站在我的角度来看, 所有的表现出“不愿意”或者说明自己“没有能力”, 从根本上来说, 都是因为“身份”和“视角”方面产生了疏离感所导致的。

那种由这种疏离感所营造出来的、看起来非常完美的状态, 一旦近距离去观察的话, 只会给观察者一种“在大树底下生长”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是“寸草不生”的, 也就是没有任何生机与活力的。

边疆教育，自有逻辑

把北红小学里的两名在职教师给神化成那样的话, 很有可能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出现, 那就是大家在不自觉地就忽略掉了或者是遮蔽住了那些在过去曾经为学校辛苦付出过的人们, 马校长所表现出的那种愤慨情绪, 其实也是和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的。

在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了解到相关情况, 关于王忠雷到来之前的那段日子, 北极镇中心校里只要是教龄超过了10年以及等于10年的这些教师, 所有的人都在过去去过北红小学进行过支教活动, 最长的时间达到了5年, 最短的时间也有半年之久, 有一些老师甚至先后多次去过那里支教。

另外, 老师们还向我们讲述了一段被大家称为佳话的轶事, 这段佳话主要讲的就是中心校的副校长刘永奎曾经在北红小学支教的时间跨度长达5年之久的故事。

由于当时刘永奎的女友在镇卫生所工作, 只要没遇到大雪封山的情况, 他就在每天放学之后, 驾驶着他的大摩托车, 行驶3个小时到达镇上, 好和那个他所心爱的姑娘见上一面, 随后再返回到村里去。

你不妨想象一下那样一个场景, 一位学体育出身的英俊老师骑着车飞速经过, 那样子确实非常引人注目。然而这个故事在浪漫之中, 也掺杂着许多辛酸的细节。北红村的冰封期每年都有长达八个月之久, 当地居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那里的情形, 那就是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

在这个出不去的漫长日子里, 刘老师应该如何是好呢? 他曾经这样对我说过：可以每个周末到边防连队里打一次固定电话。是的, 这说的便是北红村。在2009年之前, 那里的不通水、不通电、不通邮的局面是存在的, 当时的手机信号也完全没法覆盖到地方。

当然, 这里头还有个让人挺高兴的事儿, 后来姑娘被刘老师的诚心给打动了, 两人最终结为了夫妻。再往后走, 刘老师结束了他那5年时间的支教生活, 于是便回到了北极村, 接着就和自己的妻子过起了幸福舒心的日子在一起。

每一个看上去很容易就把事情完结了的结局背后, 其实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让这只手能够不停地运行下去的, 则是边疆教育管理里面所存在的基本逻辑。这种基本逻辑, 和教育教学这两件事儿之间, 仿佛根本就没有直接的联系。同时, 也没有人会用正儿八经的态度去研究它, 或者把相关的经验给总结出来。

然而, 它就是边疆里面的乡村教育管理者, 每一天都在实际操作着, 并且还在不停地拿着实践去验证着它的有效性。

它所涉及到的一系列问题, 或许是不方便摆在台面上说的, 也是无法直接写入到正式的学术研究论文里面的, 但是, 这些问题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它们对于乡村教育的正常运转情况产生了非常切实的影响。就拿具体例子来说, 比如说一个未婚的男教师, 他能够自己在边境地区的小学里面坚持工作多长时间?

再者就是, 他在那里当地的生活之中如何解决每日的吃饭问题? 还有, 关于派遣已婚的女教师去偏远的教学点任教的情况, 究竟多久进行一次派遣是合适的? 如果是只派遣一个人去的话那么怎么样, 还是说派遣两个人结伴一起去比较合适?

面对偏远地区小学教师数量严重短缺这样的状况, 教研活动层面的问题又应当如何着手解决。在学校这一方面, 需要去弄清楚应该如何同所属区域的边防连队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模式, 这样的做法才能够使学校处在最有利的那个位置之上, 以便从该连队那里获取到更加强大的助力与支持……

从我的角度来看, 马校长实际上是一个心眼特别多的人。他把乡村社会组织和教育运作的那些门道看得清清楚楚。他认为让一个年轻的老师一个人长期留在北红村去坚守岗位, 这件事根本就不是现实的可行方案。

他在管理中心校以及各个教学点的时候, 手里掌握了一整套方法。这套办法虽然没有被写成文字规定下来, 但事实证明是简单且管用的。比如说, 他会把年轻老师的个人职业发展、还有找对象结婚这些生活问题放在一起进行整体的考量。

在他的大力运作下, 到了2012年, 于晶通过招考, 王忠雷那时候的女友, 也是他曾经的校友, 编制挂靠在了县育才中学, 人则是进入了北红小学先去工作, 后来经过不断的调整, 正式调入北红小学, 和王忠雷团聚。

马建国这个人的行事风格是非常另类的, 他做过许多让人觉得很神奇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说吧, 有个叫郭素丽的人, 她是兰州大学政教专业的研究生身份存在的人物。她在毕业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是专心致志地追随她的丈夫前行。这位丈夫的身份是一名边防军人。他们两个人到达了叫做北极村的那个地方居住。

由于她的工作问题没法得到解决, 她就只能在周边的区域之内做零散的工作。马建国是偶然间认识郭老师的。他在听了郭老师的试讲内容之后, 认为郭老师的表现是相当厉害的。随后, 他想起了学校内部还存在没有达到研究生学历标准的教师这种情况。

因为上述这些原因的存在, 他就做了一个决定, 目的是要把郭老师这样的优秀人才引进到学校的队伍里面来。为了帮郭老师搞定编制问题, 还为他解决了教师周转房的住房困难, 这些在当地人眼里看起来完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可是呢, 只要他心里头始终存着是为了学校、为了孩子这个信念在心里面转悠着, 那么他就绝对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同时也就绝对没有什么他不会向上级部门去开口商量或者提要求的事情。在很多那些地方的习惯做法里面, 人们向来都只能看到上级部门向下级部门去抽调借调人员这一种固定模式存在。

但是, 我们中心校的教职员工人员数量却严重紧缺得很, 于是咱们的马校长就竟然大张旗鼓地打着报告走形式流程, 硬是从镇政府的部门那里成功借调过来了两个人来专门协助和辅助进行校园方面的管理工作。

在采访的过程之中, 我甚至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 那就是边疆地区以及偏远地区的乡镇中心校校长, 他们在实际角色上基本上和当地的社会活动家是一回事。

想要能够具备成为社会活动家所需要的那种能力, 这不仅仅是需要通过长时间的扎根基层和做出无私的奉献来实现的, 而且还需要拥有丰富的人生智慧, 同时还需要掌握应对现实的生存智慧。

我更是进一步地去想, 在特定的情境之下, 研究人员以及制定政策的人员这些被视为“旁观者”或“外来人员”的群体, 若是基于他们自身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话, 确实是很有可能比较容易针对边疆地区教育的状况提出一些用来加以改善的看法或者具体的建议方案, 然而非常关键的一点在于, 上述提到的所有的那些意见或者建议最终究竟能否真正得到执行和落地, 归根结底、最后还是必须要依靠那些身处边疆当地的教育工作者们去付出不懈的努力来实现其目标与效果的, 所以从整体的大方向上来考虑的话, 关于边疆教育未来具体会走向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和局面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理当由两股力量合在一起进行协商并且共同做出决定才行, 而这两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分别是哪两部分人群呢, 一部分是从原本所熟悉的边疆地带走出去的那些人，另一部分则是目前此刻依然在边疆这个地方坚持留下来守着自己岗位的人。

最终, 边疆教育的逻辑并不是离开教育工作自身来单独存在的, 它在大多数的时刻是在考验着进行实施工作的人的能力的程度。而且的情况下是, 那些地区越是远离中心区域的那些地方, 那就越是需要拥有优秀品质的教育工作者人员去加入到那里去的。（作者是本期刊物的记者、中国教育报的记者）

作者 | 张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