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为何总能打假成功

方舟子认定，韩寒涉嫌代笔之争已进入司法阶段。纵观这场交锋的背景，这位十余年来坚持“执着于真相”的打假斗士，在与各类学者、名人的较量中，却鲜有败绩？其实，不是因为他手里掌握着多少真相，而是因为他“打得准”，因为他瞄准了那些“不得不犯的错误”。

方舟子指出，韩寒涉嫌代笔的主要论据是，他早年作品《求医》、《书店》等反映的人生经历与作者实际年龄不相符。但其实，每一个在大陆接受教育的人，都能感同身受学生时代的“假作文”。严格地说，从小学到高中，大家语文考试都是靠写“假空”作文通过的。说到亲情，就要写“母亲病逝”，说到诚信话题，班里一半的同学都在写捡到钱包交给警察叔叔……在高考高分固定模式的操控下，学生未必愿意在作文中撒谎，但为了考高分考进大学，只能想尽办法迎合范文，虚构情感，在作文中充斥诗词成语，外加杜撰。教育的现实迫使每个人都在文章中撒谎。

2010年初，英国广播公司发表题为《代写论文现象在中国学术界盛行》的报道，称根据中国武汉大学的一项研究，中国论文代写业务涉及的金额每年超过10亿元人民币。近3年来，中国论文交易市场规模扩大了5倍。《浙江大学学报-科学版》英文版主编2010年发给《自然》杂志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该杂志投稿的论文中，有高达31%的论文含有抄袭内容。前者多是因为中国大学几乎所有课程，甚至选修课的成绩都是以论文为衡量标准，研究生依靠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期刊的等级来确定成绩；后者是因为很多单位把发表论文数量乘以期刊的等级作为教师和研究人员奖金的主要来源。在制度规定和利益诱惑下，一些人难免会选择不顾诚信，去作假。

方舟子爆料农民工唐军伪造学历，引起职场“地震”。网友流传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第四批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显示，不少中国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曾在这所假大学学习。自2002年起，中央四部委组织开展打击官员学历造假专项行动，在全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干部和中央企业领导干部的学历学位中，发现错填、错填、虚填学历学位的案例达1.5万余起。虽然口头上说文凭不代表能力，但实际上，高学历仍是就业、升职的“敲门砖”。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按学历定薪，干部提拔、领导选举也以学历为标准。企业应聘时也更看重学历、经验。面对这些现实压力，选择用钱买文凭当然是高回报的投资。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去年做过调查说，“由于社保费用占工资的50%，再加上所得税，90%的企业如果不偷税，很可能破产。”中国大部分企业偷税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行为当然不值得赞扬，事实上企业也未必愿意这么做。但是，以营业税、增值税为主的间接税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57%，而个人调节税等直接税只占财政收入的6.6%。2009年，企业征收的非税费用超过2.19万亿元，占当年6万亿元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一。如果企业按规定全额缴纳，将面临生存发展困难，甚至面临破产的风险；如果想尽各种办法偷税漏税，企业主将承担违法偷税漏税的风险，并可能在未来随时被追究责任。

在中国，很多事情不是体制能搞定的，人脉关系是很重要的资产，该做的事没做成、该提拔的官员没升职、该领的补贴没分到，都无所谓。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的经营，过节送礼、宴请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扩大关系圈。以茅台为首的烟酒品牌的目标市场，已经从大众市场转向高端礼品市场，为此买单的大多是富人，目的往往是为了开拓势力网络。《中国经济周刊》此前报道，目前国内礼品市场年总需求在7684亿元左右。

除了涉嫌造假的对象“触手可及”外，方舟子对于事实或质疑依据过于绝对的标准，也常常帮助他取得丰硕成果。在2011年初方舟子实名举报上海大学教授、复旦大学博士朱学勤涉嫌抄袭一案中，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经过5个月的调查，认定涉嫌抄袭的指控不成立。朱学勤在长达9000字的声明中坦言，“这是我20多年前的学术论文，入门级的作品，怎么可能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余武进也指出，抄袭和学术规范松懈是两回事，80年代也应该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但也应该看到当时的情况。一些学者可能对学术规范理解不够，存在疏忽，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在方舟子质问贺卫方“二十年没发过一篇论文，怎么能当北大法学教授？”时，学者徐本指出，“他的观点、看法，甚至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简单直接的分析，很难说不是另一种学术研究”。他认为，贺卫方长期致力于参与社会公共问题的讨论，也是学术。从整个争论来看，方舟子对贺卫方教授资格的评价，是建立在“重视研究功能”的体制上，从而否定学科之间的区别和象牙塔的公共功能。退一步讲，即便贺教授的水平真如方舟子所说的那么差，方舟子其实应该质疑的是给贺卫方冠名的北大法学院，以及用公共财政给教授发工资的政府。

2011年底，方舟子公开质疑老罗英语学校超范围经营，涉嫌违法。坚持“干净赚钱”的罗永浩后来承认，“从技术上讲，完全按照各种规定经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罗永浩曾多次到教委申请民办教育经营许可证，但未获批准。为此，他的学校一直按55%的税率纳税（民办学校应按33%的税率纳税）。没有合法的“出生证”，并不是企业家有意不想拿。民营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时，一直面临重重阻碍，行政效率极低、官僚主义猖獗，特权垄断市场只占少数。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中国要求创业公司必须符合合法合规的标准，那么大多数企业可能早已胎死腹中。

在解释中国人喜欢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好吃）的心理时，有这么一句玩笑话，“我们痛恨贪官污吏，却拼命报考公务员；我们批判垄断，却拼命进高薪单位；我们嘲讽不正之风，却忙着找关系自己做事……”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言行不一致，甚至善恶不分的局面？每个人面临选择时考虑的“大环境”、“不得不”、“大家都这么做”，并不能完全算作借口。写“虚空”文章、请人代写论文、抄袭、偷税、行贿，可能都是现实中权衡利弊后的妥协，久而久之逐渐成为大众眼中的“正确之事”。当然，这并不是为个人开脱，但这些常见错误背后确实有着强大的生存空间。

毫无疑问，方舟子有权质问任何个人或组织，甚至面对公众人物，为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即使偶尔质问也应该免责。但必须看到，方舟子在打假方面的优异战绩背后，恰恰是他绝对、纯粹的打假态度，遭遇了谎言遍地的中国现实，让打假斗士的成绩格外引人注目。

方舟子此前的反造假交锋看似激烈，但某种程度上也凸显了另一种是非难辨的无奈。一方面有跨学科、跨领域论证不太强的怀疑或推论，一方面又确实存在着从理性角度无法完全否定的瑕疵；或者说，一方面是毫无瑕疵的真理追求，另一方面又有体制内普通人不得不犯的错误。将这两者放在一起，往往很难判断绝对的对错，要么两败俱伤，要么一事无成。总之，在广告欺骗、餐桌险恶、经济学家不靠谱、统计数据“全世界都不相信”、房地产利润永远神秘莫测的环境中，方舟子的“猎物”总是特别富有，但观看交锋的观众却总是难以抉择，纠结万分。

格式化的谎言（套话）、善意的谎言（甜言蜜语）、礼貌的谎言（鼓励的话）、无稽之谈的谎言（官话）这些中国人早已耳熟能详。但如果要讨论撒谎有多普遍，我们先来看看说真话有多难。在中国，说真话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尴尬的人像奥运冠军周洋，获奖后被批感谢父母不感谢国家，事后不得不改口；无辜的人像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一句“心里话”，结果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情绪”为由打成脑震荡；幼稚的人像哈尔滨小学生蔡桐桐，发现女老师在监考老师不注意的时候向其他同学扔小纸条，事后将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监考老师，结果被作弊老师打了两巴掌……

如果一个社会认为诚实背后有潜规则，谎言就会有语法。如果一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流行谎言的语法，诚实就成为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就成为熟人社会的通行证。历史学家吴思说，在一个说谎收益高、成本低的体制下，从最高层开始，大规模说谎势必会发生。《新闻联播》的固定语法非常明显，没有不重要的讲话，没有不热烈的掌声，没有不重要的领导，没有不友善的拜访，没有不顺利的进展，没有不满意的完成，没有巨大的成就，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问题。（以上内容节选自《新周刊》第期《中国人为什么爱说谎》）

如果把方舟子十余年的打假对象放到体制的背景下，每一个被质疑的对象都要承受质疑的冲击，甚至那些被拉下神坛的造假者也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但在追究责任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体制之恶在幕后施加的推力——体制逼人撒谎，这正是方舟子在坚持“对真相抱有洁癖”时所忽略的。方舟子的打假经历也能说明问题。他曝光过涉嫌学术造假的唐骏，但至今既未辞职也未道歉，而俞金永的涉嫌违法行为也无人调查。他甚至无奈地表示，“我们很多学术领域的打假，即使证据确凿，涉及体制内的打假，大多不了了之。我们揭发我们的，他们还是自己造假，完全不管。”方舟子打假的困境，不是像他这样的人太少，在这样的环境下，打假往往是“一打一打”，但真相不会更多，因为靠说真话活下来的机会太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太少，保护信息公开的法律太少。（文/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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