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成世界难题背后，各国的红线究竟是什么？

如今，女性对自我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众多国家的相关法规也日渐成熟，但为何性骚扰事件依旧广泛存在？这其中，或许并不仅仅是“性”与“性别”因素在作祟。

性骚扰，各国的“红线”是什么

我认为做女人挺不幸的，性骚扰的问题似乎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伴随着我。”28岁的日本职场人士高桥（化名）向《环球时报》的记者表达了她的看法。她回忆起在研究生阶段，曾有一次陪同导师外出参加学术交流活动。那天晚上大约10点钟，导师突然给她来电，要求她前往他的房间对材料进行修改。高桥在敲门之际心中掠过一丝警觉，但这个念头很快被“导师怎会做出那种事”的念头所驱散。然而，意料之外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位平日里一本正经的导师竟然紧紧握住高桥的手，在她耳边低语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语。高桥心中想要推开导师，但又担心这样做会得罪导师，进而影响到自己的毕业，于是他最终没有做出过激的行为，只是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一局面。

高桥历经艰辛，终于走出了学生时代的困境，踏入职场后却遭遇了“怪异上司”。在日本，有一种说法叫做“权力骚扰”，高桥认为这可以看作是性骚扰的一种表现形式。她向《环球时报》的记者透露，在日本公司，下班后与同事一起去居酒屋饮酒是一种文化，不参与则可能遭受排斥。然而，每次她的直接上司都显得要么是真的喝醉了，要么是故意装醉，总是紧紧搂住她的腰，竭力劝她饮酒。其他同仁因上司的“权力”所限，不敢发声，却对高桥说道：“不必放在心上，他确实是喝多了。”

一般而言，日本将性骚扰分为“迷惑”与“猥亵”两大类。其中，“迷惑”主要涉及未经对方同意的身体接触、令人感到不适的性挑逗以及刺激性语言等行为；而“猥亵”则指对特定对象进行多次较为严重的骚扰，深入触及对方身体敏感区域，属于更为严重的性行为侵犯。

高桥所讲述的遭遇，在众多国度居民看来并不罕见。根据相关调查数据，美国、日本、德国、印度的女性中，遭受过性骚扰的比例大致介于30%至40%，而其中绝大多数受害者都遭受了职场性骚扰的困扰。

印度背负着“强奸大国”的恶名，然而实际上，它与其他国家并无二致，拥有完善的性骚扰相关法律。例如，在公共场所向女性播放色情歌曲或发表色情言论，分别可能被判处三个月至三年的监禁；若对女性进行不愿的身体接触，同样可能面临三年的监禁。2013年，印度出台了针对职业女性权益的法律。该法律要求，任何在印度注册的企业，若员工人数超过10人，必须设立内部投诉机构。此机构主要负责解决职场性骚扰问题，且必须由公司中的女性高层担任该委员会的领导职务。

各国对于性骚扰的界定多与日本、印度等国相似，主要涉及与性有关的、令对方感到抗拒的身体接触与挑逗，亦或是展示色情内容、含有性暗示的行为与言辞等。然而，各国在对待性骚扰的“严格性”上，或许存在一些微小的差异。德国社会学家斯凡尼亚·沃尔勒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德国，一种“直视”行为也可能构成性骚扰；美国政府中负责处理性骚扰投诉的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已将性骚扰的定义扩展至与性别相关的骚扰行为，例如对女性群体的侮辱性言论。此外，无论是骚扰者还是受害者，他们的性别可以是任何一种。

联合国工作人员遍布全球，各国文化背景各异。联合国记者协会曾向各国记者发出警示，以下行为可被认定为性骚扰：对成年女性同事使用诸如“宝贝儿”“亲爱的”等亲昵称呼；与异性同事分享低俗笑话；故意模仿亲吻声；散布或传播异性私人性历史；向异性赠送与个人生活相关的物品等。

为何有这么多受害者？

记者在《环球时报》对印度企业进行了实地探访，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在这些宽敞的办公空间里，十几位男性员工中，女性员工最多只有一位，她们通常承担着联络、内勤等行政事务。尽管印度女性的教育水平逐年提升，但她们的就业率却呈现下降趋势。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性骚扰问题。有印度媒体评论称，对于印度女性来说，找到工作或许意味着“噩梦”的开始。

今年初，印度国家律师协会进行的一项调研揭示，在参与调查的6000多名受访者中，有38%的人表示在职场遭遇过性骚扰，而在这些人中，高达69%的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对于印度女性而言，即便是婚前有过恋爱经历，也可能被视为“污点”。若她们公开表示自己遭受了性骚扰，不仅难以获得实质性的帮助，反而可能损害自身声誉，这样的代价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

印度性骚扰事件频发，保守的性别观念是其中一大诱因。在一些印度地区，女性仍旧被当作“财产”来对待。《环球时报》的记者曾从朋友那里得知，她的一个好友虽然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却从未踏入职场，她全职在家照顾丈夫和孩子，连洗衣机都不能使用，衣服必须亲手洗涤；而且她不能单独外出。

这种有问题的性别观念不仅存在于人们熟知的印度、日本等“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国家，同样在美国等地区也普遍存在。《时代》周刊指出，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包括其前董事长罗杰·艾尔斯、高收视率的节目主持人奥莱利以及福克斯体育全国电视网总裁霍洛维茨等，近一年内相继因性骚扰丑闻被解雇）将女性记者描绘成极具魅力的“尤物”，原因在于该公司的女员工几乎都是苗条体型。有女员工曾抱怨，她们常常被视作“金发碧眼的摆设”。《时代》杂志指出，评价女性应当看重她们在职场上的表现，而非外貌。研究早已发现，性侵犯者往往沉溺于传统性别角色，这一现象在性骚扰者中也普遍存在，他们普遍将女性当作“低等”的性别对象。再者，那些憎恨性别平等、抵制“政治正确”的文化氛围，可能助长性骚扰的猖獗，同时也让举报行为变得更加艰难。

有观点指出，性骚扰问题的本质并非在于“性”或“性别”，而是“权力”这一要素。甚至有女性上司对男性下属实施性骚扰的实例存在。美国《赫芬邮报》报道，许多女性遭受性骚扰却未能让施害者受到应有惩罚，其中一位声称被好莱坞名人韦恩斯坦性骚扰的该公司员工的说法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权力悬殊的对比中，我处于劣势，而韦恩斯坦则占据绝对优势。”文章指出，美国男女性别在权力上的差异已变得极为显著：国会中男性议员的比例高达81%；在《财富》500强企业中，仅有32位女性担任首席执行官；尽管女性在教师和校长职位上占据多数，但在全美约1.4万个学区中，女性担任学区督导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

数据显示，全球女性议员的比例大约为23%，具体来看，日本女性议员的比例大约是10%，印度则是12%。今年9月德国的大选中，女性议员的比例达到了31%，但相较于上届，下降了6个百分点。职场方面，全球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高管职位由女性担任。根据日本某智库今年的研究，日本女性中仅有6.9%从事管理职位，而在49.2%的企业中甚至没有女性管理者。

《赫芬邮报》指出，那些掌握“权力”的男性，往往拥有更多传播自己文化和政治观念的渠道。以近期被曝光涉嫌性骚扰并侮辱女同事的美国政治记者马克·哈珀林为例，他不久前还在电视节目中讨论了针对美国政治人物的性骚扰指控。面对这样的人讨论其他涉嫌性犯罪的人，女性难道不会感到恐惧吗？这家美国媒体不禁质疑道。

惩罚，多严厉才够？

在许多人看来，日本被视为一个性开放程度颇高的国度，“痴汉”和“性骚扰”现象几乎成为了该国的“瑕疵”。然而，日本对于性骚扰的打击力度相当严峻。一旦警方接到性骚扰的报案，便会立即对嫌疑人实施拘留。嫌疑人有权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通常需要自行证明自己的清白。若嫌疑人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又无法与受害者达成和解，那么他们将面临严厉的惩罚。若被判定为“迷惑”，将面临半年监禁或高达五十万日元的罚款，而对于屡次犯案者，惩罚将更为严厉；至于“猥亵”行为，其刑期则介于六个月至十年之间。在日本，女性往往不会因金钱或其他因素而选择和解，因此违法者通常都会受到最重的刑罚。高达90%的针对性骚扰案件起诉率，使得众多日本男性因此类事件而名誉扫地，这样的新闻在日本媒体上频繁出现。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部分日本男士在上下班高峰时段会预先准备好一份报纸。一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若无法握住吊环且又与女性乘客相邻，他们便会一边提着公文包，一边手拿报纸，以此来表明自己的双手不便进行“其他行为”。在职场中，一些日本男士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要求严格，近乎达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本田（化名），某日向《环球时报》透露，他曾在网络上深入研读了多起“可能涉嫌性骚扰”的案例，其中包括诸如“不可触碰女员工发丝”、“不可将手置于其肩上”以及“不宜评论其今日袜子的美观”等，这些话语均带有潜在的性暗示意味。偶尔目睹女职员捂住腹部伏案而坐，似乎正经历生理期，若想表达关切，却需谨慎措辞，提及“生理期”三字或许会招致性骚扰的指控。不宜询问“你偏好哪种类型的男性”“是否有男友”，任何可能引起女性不适的敏感话题都应避免谈论。本田通常不会与女员工独处一室，若非万不得已，他会选择敞开房门；在递送文件给女秘书时，他会尽量避免直接接触她的手，通常将文件放在桌上，让她自行取用。

本田，这位从业多年的职场人士，半开玩笑地表示：“我无所畏惧，唯独畏惧遭遇性骚扰的麻烦。”他坦言，一旦被指控，那可就“前程尽毁”了。即便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公司在面对此类事件时，往往更倾向于支持女员工。不论是否有证据，公司都会先行成立调查小组，通过询问、搜集证据、寻找证人等一系列程序，事件便会迅速升级。最终，真相往往无人关心，而男上司则可能因此背负上“性骚扰”的恶名。”

日本女白领高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本田所提及的行为确实涉嫌构成性骚扰，然而，通常情况下，女性员工并不会过度解读，“我们通常会依据日常的交往来评估上司的品行，若是品行端正的人偶尔有所失态，或许只是无意的举动”。

性骚扰的指控对日本的政治人物来说具有极大的破坏力。若国会议员被揭露光顾娱乐场所，他们可能只会面临道德上的谴责，然而，一旦涉及性骚扰，他们便会遭受严厉的追责，这对整个政党的名誉造成严重影响。鉴于此，各政党普遍采取了一种宁愿相信其真的态度，迅速采取应急措施来应对这种情况。10月26日，《周刊文春》日本版曝光，新任议员、立宪民主党成员青山雅幸遭到其女秘书指控，涉嫌性骚扰。事件发生当日，该党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成功跃升为最大在野党，随即紧急召开高层集会，决定暂时剥夺青山雅幸的党员身份，且此决定将持续至无限期。

日本的情况与此颇为相似，尽管美国性骚扰事件屡见不鲜，但该国在法律和社会层面对此问题的监管却相当严格。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美国拥有全球范围内被认为最为严厉的性骚扰法规。这些法律允许对遭受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进行赔偿，赔偿项目包括：之前因性骚扰而损失的工资、福利、保险、休假、退休金等，以及未来的工资补偿（若胜诉者得以复职，否则可转化为现金赔偿）。此外，还包括心理伤害的赔偿金以及诉讼过程中律师费用的支付。2012年，在一宗医生助理指控医生性骚扰的案件中，陪审团判定受害者应获得1.68亿美元的赔偿。这起案件堪称美国个人原告提起的性骚扰诉讼中的最大赔偿案例之一。

在美国，这个动辄提及“政治正确”的国家，性别平等的性骚扰问题同样与“政治正确”紧密相连。美国经济教育基金会的网站上曾经发表文章指出，“政治正确”的荒谬性已经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的一名学生瓦赫尔本在参加一次测试时，面对“你的实验室指导员叫什么名字”的问题，他无法回忆起具体名字，于是按照测试的提示，写下了自己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女孩名字——“萨拉·杰克逊”。瓦赫尔本可能并不清楚，“萨拉·杰克逊”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一位色情模特的代号。他的回应遭到了学校教授和实验室女指导员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认为这构成了性骚扰行为。

美国《纽约邮报》报道，肯塔基州的3位共和党参议员曾提出取消一项关于州议员需接受预防性骚扰培训的法律，他们认为这仅仅是政治正确的演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