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格的智慧：选对地方钓鱼，鱼多之处收获丰

2018年，在每日期刊的股东会议上，芒格特地邀请了彼得·考夫曼出席。考夫曼分享了他挑选基金经理的五大准则（即彼得·考夫曼的五大策略），同时，芒格也借此机会探讨了莫尼卡和李录这两位基金经理的案例。此外，他还涉及了一些普遍适用的原则。以下是一些值得深入讨论的要点。

在有鱼的地方钓鱼

钓鱼之道，其中奥妙颇多。首要之则，便是寻觅鱼群聚集之地进行垂钓。其次，便是牢记此首要之则。在投资领域，亦是如此。某些区域鱼儿众多，即便垂钓技艺尚浅，亦能有所收获；而另一些区域，即便技艺高超，也难以捕获几尾鱼儿。

在垂钓时，我们倾向于寻找鱼群密集的区域，然而在投资领域，却往往并非如此。我们并不总是选择真正有盈利潜力的地方进行投资，那么，我们通常会选择哪里呢？通常我们会听从他人的意见，选择那些被誉为“盈利宝地”的地方进行投资。

恰似在《雍正王朝》中，太子首次被废除之际，佟国维对隆科多所言：“人人皆能目睹之事，人人皆可插手之局，这怎能称之为机遇？”投资领域亦是如此道理。

在社会中，某一特定时刻的财富总量相对稳定，若某个地方被认为是“赚钱”的宝地，那么这个地方是否还能持续带来收益呢？那些被他人宣扬为“赚钱”的良机，往往也是众人皆知的“赚钱”机会。

投资与钓鱼有所区别，因为钓鱼时，鱼的数量一目了然；但在投资领域，所谓的“收益”却往往难以直观识别，这也是投资之所以复杂难解的原因。

大公司的文化出了问题，

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治

规模越大的企业，构建恰当的企业文化愈发困难。不妨以通用汽车、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大型企业为例，它们的企业文化普遍缺乏亮点。尤其是那些庞大的公司，往往更容易陷入官僚主义的泥潭。

伯克希尔对官僚主义的倾向始终保持着极高的警觉。在总部，我们采取了一种空城计的策略，确保官僚主义无法找到滋生的土壤。实际上，这并非因为我们具有超前的预见能力，而是我们顺应事物自然发展规律的结果。

我们擅长于探寻恰当的策略，并持之以恒地执行正确的行动。然而，面对大公司文化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却感到困惑，不知如何着手解决。

在衡量一家企业价值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对该企业的企业文化给予重视，然而，企业文化却是一种相当难以进行评估的元素。这种文化是抽象的，它通过公司管理层与员工的日常行为，以及企业与外界各方的互动中得以展现，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身处企业外部的人来说，获取关于企业文化的详尽信息往往颇具挑战。此外，文化和企业业绩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相较于常规的投入产出比，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并不那么紧密和稳固。

大公司文化往往更容易遭遇问题，这一点也反映了大型企业投资所面临的风险。通常情况下，投资于大公司被视为一种较为稳妥的策略，然而，大公司所呈现出的官僚化倾向却是我们不得不关注的一个潜在风险因素。

持有著名品牌，

股东收益并不一定会好

知名消费品品牌的繁荣期已不再如往昔那般辉煌，然而，它们依旧极具价值。以士力架等知名品牌为例，即便在六十年之后，依旧被视为宝贵的财富。即便这些品牌所属的企业未来的境遇不如过去，它们依然能够维持良好的经营状况。然而，对于这些企业的投资者而言，情况则大不相同，他们所获得的回报或许将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前文提到，拥有大型企业的收益可能并不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稳定，而接下来要讨论的是，即使投资于知名品牌的公司，其股票的收益也不见得能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在投资领域，并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情况的普遍规律，很多时候，某一公司的经营理念或原则，在另一家公司可能并不适用。

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尤其是针对消费品领域。因此，即便投资于知名品牌，也未必能保证稳定的回报。从某种角度来说，品牌的收益与科技进步的收益相似，都存在一定的时效性。一旦超过这个时效，就很难再获得令人满意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