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不一样！美元的基石难道已经损坏？

特朗普回归白宫已超过两个月，关于美元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话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据消息来源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在3月底与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就货币汇率问题进行了私密会面。在此期间，拉加德向欧盟各国领导人阐述了特朗普重返政治舞台对欧盟可能带来的利好。

尽管人们无法了解对话的具体内容，然而，许多人已经意识到，特朗普不仅通过提高关税破坏了经济协议，也背叛了贸易伙伴以及欧洲等传统盟友，甚至还在逐步破坏过去80年美国所维护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在安全、经贸与文化冲突之外，一些欧洲领导人还预见到了欧元在未来作为储备货币将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实际上，有关美元国际地位的问题，更多是由经济学界人士提出警告。近期，金砖四国概念的提出者吉姆·奥尼尔、哈佛大学的杰弗里·弗兰克尔教授等都纷纷撰文对此进行评论。更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艾肯格林教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元是否还将保持货币霸主地位？”的长篇论述。该国际货币演变史研究的开创者指出，尽管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依然稳固地占据着全球核心位置，这主要得益于独立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稳固的地缘政治联盟等制度支撑；此后，美元能够持续保持其领导地位，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尤其是在全球经济总量（GDP）和金融交易中所占的庞大比重；另一方面，这也得益于业已形成的众多利益关系和互惠互利的合作原则。然而，在短短数月之内，特朗普已使这些关系和互惠原则遭受重创，即便并未完全摧毁。

历史上的“美元衰落论”

关于美元的衰退或其全球领导地位遭遇挑战的观点，公众已屡见不鲜。通常，对此现象的解读主要围绕两大因素：一方面是美国背负的巨额债务以及贸易上的不平衡状况，这通常被称作“双赤字”——即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赤字；另一方面则是外部新兴力量的崛起，例如欧元区的诞生曾一度备受期待，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如“金砖国家”的迅速发展等。美联储过往的研究论文指出，冲击主要源自三个维度：欧洲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快速兴起，以及支付手段的演变。这些冲击因素大多源自外部势力。

二十二年前的著作《美元危机：起因、后果与对策》中，经济学家理查德·邓肯曾作出预测：美国所面临的庞大贸易赤字和债务膨胀现象难以维系，经济衰退以及美元价值的大幅下跌将不可避免。

观察数据变化，进入本世纪，美国贸易逆差规模达到约3700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当年GDP的3.7%。到了2022年，这一逆差数值攀升至历史新高，高达9512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3.75%。然而，到了2024年，逆差数值有所下降，降至9184亿美元。

2000年年底，联邦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了5.67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占GDP的57%。然而，到了2024年年底，债务规模急剧攀升至约36万亿美元，这一比例已超过GDP的120%。

本世纪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增长了1.5倍，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翻了一倍，然而美元并未如邓肯在其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陷入疲软，尽管在国际储备和支付中的份额有所缓慢减少，但它的地位依然稳固，无人能撼动。

美元在全球范围内占据重要位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至少一半的国际贸易采用美元作为计价和支付货币；其次，全球各国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中，大约有六成是以美元形式存在的资产；再者，美元也是全球债务市场中最主要的融资工具。

必须承认，目前美元在全球的显赫地位，一方面是源于二战后各国在废墟之上重建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共识与无奈之举（英镑已衰落），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此后数十年来美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覆盖面广且深度深的金融资本市场、巨大的军事开支以及对外事务的强势干预能力、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的广泛扩张，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领先的高等教育、科研和创新体系等因素。这些要素共同构筑了美元的“傲慢特权”，而美国本身也从维护规则与秩序中收获了丰厚的有形及无形利益。

作为规则的倡导者和执行者，规则本身具备透明性和可预测性，这一特点使得众多国家对美国及其货币美元产生了信任，即便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某些国家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这种货币的强势地位，为各国在贸易结算、金融交易和货币兑换等方面带来了诸多便利，然而，其过度的特权也时常引发其他国家的抱怨。这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容易受到美国政策变动的不稳定影响，而且美国还有可能将美元作为对抗竞争对手的手段。因此，曾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都期盼着终结美元的霸权地位，并热切地推广包括本国货币在内的各种替代货币。

经过特朗普1.0时期的经历，普拉萨德进一步承认，美国的行为实际上也在助力那些愿望的实现，例如，公共债务持续攀升，政策摇摆不定，更严重的是，“民主法治、美联储的独立性、权力制衡机制等美元实力的重要支柱，已经被民粹主义政治人物所破坏”。

这一次有何不同？

历史上，美元之所以赢得广泛信赖，一个显著特征是：在遭遇地缘政治纷争、恐怖袭击或金融风暴等不稳定因素时，全球对于安全的需求愈发强烈，美元往往成为资金寻求庇护的首选之地。

此次情况略有不同。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美元的影响力似乎减弱，导致短期资金纷纷流向黄金、日元以及欧洲股市等资产。在今年前三个月，国际金价持续攀升，创下新高，现货黄金累计上涨幅度超过18%。与此同时，日元和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分别上涨了大约5%和4.5%，而美元指数则下跌了3.94%，美股市场也遭遇了抛售潮。

此中原因，不仅包括日本可能持续提高利率、德国解除“债务限制”政策并设立五千亿欧元专项基金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更关键的是所谓的“特朗普效应”——他随意打破现有秩序和规则的一系列政策行为，以及美国政策的难以预测性。

特朗普及其团队大刀阔斧地减少联邦政府工作人员数量和财政支出，此举已对国际援助项目、关键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科研领域造成伤害。同时，人们普遍担忧，金钱可能侵蚀政治纯洁性，使司法体系沦为权谋和报复的牺牲品；社交媒体上的流言蜚语和阴谋论开始取代专业媒体和公正的评论，这一切都在损害美国的声誉和其软实力。

就美元价值所受的影响而言，以往遭受的冲击仅限于表面，但这次却触及了核心。特朗普及其团队在俄乌停火协议的谈判以及全面贸易战的议题上，均违背了道德准则，背离了盟友立场，颠覆了自二战以来的国际经贸规则和秩序，甚至对加拿大、格陵兰岛等地提出了领土吞并的诉求。这种保护主义、孤立主义以及专制主义的组合，在美国历史上近百年来极为罕见。因此，美元所依赖的核心价值观和制度体系首次遭到了挑战；随着美国不再对这些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保障，其他国家和集团不得不站出来捍卫自身利益，同时也在逐步降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

特朗普的顾问团队，包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斯蒂芬·米兰和财政部长贝森特等人，虽然表面上表示要捍卫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然而，斯蒂芬·米兰提出的“海湖庄园协议”却包含了一系列零散且可能存在矛盾的观点和策略。这些策略既迎合了特朗普增加关税的意图，又试图通过让美元贬值来减轻关税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还期望其他国家能够帮助美国进行债务重组，以此解决美国国内的财政不平衡问题。特朗普在四月初启动的全面关税冲突，或许将导致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攀升至近百年来的顶峰，而贸易的裂解趋势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和美元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

艾肯格林指出，美元的未来走向将取决于美国决策者是否坚守法治原则、恪守权力制衡机制，以及是否切实履行对国际盟友的承诺。这一切又取决于国会、司法机构以及公众是否愿意对领导人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然而，又有谁能预料到事情竟会演变至此地步呢？

尽管“特朗普动荡”正在动摇美元的根基，全球储备的“去美元化”或转向多中心化趋势仍将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而且，美元的跌落与新兴力量的崛起并非是同步进行的。以欧洲地区为例，众多主要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增长的瓶颈，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在科研和创新领域，相对而言也显得较为滞后，欧盟的科研经费投入仅占GDP的2%，远低于美国的3.6%，并且资金分配较为分散；在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方面，无论是其覆盖范围还是深度，都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

尽管我国在经济规模、研发资金、专利数量等方面正努力赶超美国，甚至在产业链的完整性上已有所超越，然而，在经济模式转型、技术创新、资本市场运作效率、资本项目开放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仍存在不少提升空间，亟待进行改革与强化。

（作者系经济学者、长平投研主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