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汪曾祺的世界，探寻他在泡茶馆的别样经历

汪曾祺 泡茶馆

"光顾茶社"乃该校学子间特有的表达方式，那么汪曾祺是否确系借由光顾茶社来增长见识？

泡茶馆，涨学问

江南人士冯时可赴云南期间，目睹滇西清冽泉水，赞叹当地苍山洱海风光绝佳，却失望于寺中无上乘茶品，实为辜负了美好时光。另一位江南同乡徐霞客，却在云南觅得了别具一格的品茗之道。

许多年以后，他的同乡汪曾祺，在品茶时觅得了另一片乐土。他毫不避讳地坦言，自身的学识与才思是在昆明茶肆中慢慢酝酿而成的。

泡茶馆对联大的学子有何作用？回答如下：首先，有助于培养其刚正的品格。联大的学生当然也是良莠不齐，但多数是比较规矩的。那个时期相当肮脏且动荡不安，学生生活又窘迫得近乎困顿，然而许多人却能自诩清高，不屑平庸，并且能保持生机勃勃的诙谐感，用以对抗污浊的窘迫，并不消沉沮丧，这与泡茶馆是有些关联的。其次，茶馆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联大学生去茶馆，并非只是随便坐坐，除了闲谈，许多时候都在阅读。联大图书馆座位有限，宿舍缺乏书桌椅，看书大多在茶馆进行。联大学子去茶馆，很少不带上一本或几本书的。很多人的论文、读书笔记，都是在茶馆里完成的。曾有一年，一位姓石的讲师的《哲学概论》期末考试，我就把试卷拿到茶馆里做完再交上去的。联大存在期间，培养了大量杰出人才。探究联大历史，研究人才发展规律，必须关注周边的茶肆。泡茶馆有助于接触社会各界，我对形形色色的人和各式各样生活都充满好奇，渴望深入了解，这与常去茶馆有一定关联。倘若如今我仍是一名小说创作者，那么我这个写作者是在昆明众多茶社中孕育成熟的。

汪曾祺于1939年就读于西南联大，但他旷课的次数远超出勤的次数。学生缺勤会损害教师的威严，系主任朱自清对此颇为恼火，时常点名，过后又严厉斥责缺席的学生。而文学教授闻一多对此则采取放任态度，期末考核时，他依然给汪曾祺打高分。这主要是因为汪曾祺确实才华横溢。有回，他替人写稿应付差事，闻一多对此并不知情，便高声称赞，说那篇文章比汪曾祺创作的还要出色。

缺课的缘由，其一在于阅读，其二在于品茗。这种日子，当地人称作“闲坐茶肆”，而汪曾祺依据北方说法称作“围炉品茗”，需要整日地沉浸其中，仿佛将菜蔬泡入水中一般。

在联大，泡茶馆被学生们称作是体验本土茶文化的方式，他们通常会在茶馆停留较长时间，而且逗留的时间往往比较久。

从西南联大新校舍向前走，有两条道路，凤翥道和文林道，都不算宽阔。这两条道路附近至少分布着十家以上卖茶水的铺子。汪曾祺住在民强巷，其中一家离他住处不远，名叫“广发茶社”，是广东人经营的，他时常光顾，因此留下深刻印象，所以记住了它的店名。

那家茶馆是由蔡元培、鲁迅、周作人的同乡所经营。当汪曾祺等人经济拮据之际，他们常会委托同乡的学生向茶馆老板借款，收到钱后便立刻前往南屏电影院。来到昆明茶馆的，不仅有联合大学的学子，也有算命的、赶马车的、摆小摊的商人，以及表演围鼓的艺人。和胡适、陈独秀等人聚会闲谈不同，汪曾祺注意到昆明茶馆中的“围鼓”表演，舒新城则观察到成都茶馆里的“围鼓”活动，这两种表演形式，都反映出生活上的窘迫，茶馆方面借此吸引顾客，表演者从中获取收入，以此维持生计。

西南联大期间，汪曾祺唯独不去缺席沈从文的课，沈从文对他颇为看重，亲自指点小说创作，协助他发表文章，帮忙找工作，师生因此留下了一段美好的传说。除了在茶馆里品茶读书，偶尔写点文章也是常事。

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与巴金的《憩园》均诞生于茶馆之中，汪曾祺谈到他最初学习写作的经历，表示自己的几篇小说就是在一家茶馆里构思完成的，这家茶馆位于文林街，紧邻翠湖，从翠湖方向吹来的风里，常常飘散着水浮莲的香气，他大学二年级时，曾与两位外文系的同学频繁光顾这家茶馆，有时一坐就是大半天，彼此间却很少交谈。

那个年代，学子们常去茶肆，此乃普遍现象。唐德刚与汪曾祺同龄，在重庆沙坪坝求学期间，亦频繁光顾茶馆，四年大学时光，几乎一半消磨于品茗。他细致描绘了茶馆里的日常，情形历历在目。

那些茶馆极富特色。规模较大的茶馆，前台炉灶前总是摆放着十来个铜制水壶；门口篱笆旁，则放置着七八个尿桶。在水壶和尿桶之间来来往往的，正是那些头发蓬乱、神态自若、二十岁左右的所谓“大学者”、“真名士”。他们满腹不合时宜的见解，个个仿佛是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转世，只是略欠风雅，毕竟没能长出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那样浓密的胡须。各位茶罢酒足，在竹凳上时起时坐，玩牌时“大牌”、“对对胡”，纸牌声响个不停；下棋时红兵黑卒奋勇冲锋……没有牌局棋局，便谈论张家村前，李家坡后；吃喝男女，国家大事……当年那些达官贵人如今看来不值一提！哎呀，确实是在茶社里，却心系天下，目及四海，气魄真是宏大。

这些常去茶馆的人，看上去像是无所事事、浪费时间。不过唐德刚后来说过：他在国外执教，时间过去已有二十多年。他参与过的各种民族聚会，以及各式学术研讨会，数量相当多。然而，那些会议很少能比得上他们当年在沙坪坝茶馆时的氛围，既缺少才情，也不够富有见地。

他认为当年那些才气纵横的沙坪坝旧侣，本质上也是精英人才。唐德刚在泡茶馆的那段日子，归纳出了一套治学门道，他得意地表示：“我之所以不厌其烦，把这篇不入流的茶馆随笔重新讲述一遍，主要是因为我认为，当年沙坪坝茶馆里那帮二十岁出头的普通人谈论的‘学问’，好像已经超越了胡适先生所提倡的‘治学方法’的范畴。”

唐德刚曾选学文字学，以县字为切入点，最终完成了一部《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的著作，颇得顾颉刚的赏识，顾先生还曾对他寄予厚望，建议他关注商代历史研究。唐德刚确实具备谈论此事的资本，他在晚年专注于口述史研究，跻身史学大师之列，其学术成就自然远超胡适先生。

昆明后联大时期的茶馆

林徽因的昆明茶馆描述道：

这是立体的构画，

描在这里许多样脸

在顺城脚的茶铺里

隐隐起喧腾声一片。

各种的姿势，生活

刻划着不同方面：

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

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

西南联大现在的地址是云南师范大学，沿着一二一大街往前走，经过文化巷，就能来到有很多茶馆的文林街，继续向前走，便是青云街和翠湖附近，云南大学的主入口也设在这一带。

比汪曾祺他们晚十年抵达昆明的赵仲牧等人，同样在云南大学传承了西南联大时期学子们聚集茶馆的习惯。

从1949至1953年，持续了四个完整年份，我除了偶尔会去街东头的茶铺，欣赏一下滇戏的清唱，其余时间几乎每天都必定会到街西边那几家茶馆。

大学生们对从国外传入的游戏很感兴趣，桥牌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一种高雅的智力活动，在当时是大学生们热衷的娱乐方式。茶馆里的小桌子，非常适合四个人围坐玩桥牌，两间门面的店铺，常常同时摆出好几个桥牌的牌桌。现在打桥牌使用汉语叫牌，那时候普遍采用英语叫牌。午后或黄昏，若于云大东门外游荡，便远远能听到“一把锄头”“两把”……的叫卖声，这算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青云街的一大景致。街的西面，忽高忽低的洋货叫卖声，与东面震天响的滇剧鼓乐声，一西一东，彼此应和，构成了颇为奇妙的风情对比。

赵仲牧提及，青云街西段的书肆，即为校园的拓展，亦是课堂的延续，设有诸多讲习活动。云大中文系的刘文典，带着其特有的方言，在茶肆中阐释温(庭筠)、李(商隐)的诗词。刘尧民则讲授《词与音乐》，张若铭则探讨纪德的作品。他表达感慨，指出抗战末期及五十年代初，青云街的书肆汇聚了当时的文化资讯，成为信息交流的中心场所。

那一代人把泡茶馆当作共同的警戒信号。汪曾祺笔下的正义路茶馆，老舍书写的北京茶馆，还有闻一多的《茶馆小调》，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不要议论国家大事。

赵仲牧讲述道，1949年12月之前，部分茶店悬挂着“莫议时事”的告示牌，相应地出现了“茶肆歌谣”，然而大学生和文教界人士讨论“国家大事”和“世间事务”却难以被阻拦。12月之后，青云路上的茶馆里那些告示牌消失了，“茶肆歌谣”也失去了市场，不过自由讨论“国家大事”和“世间事务”反而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说的限制。

赵仲牧先生曾在青云街茶馆参与过关于“12·1”运动的话题讨论，随后又去聆听了闻一多先生做的最后一次演讲，他提到“李闻事件”让青云街东边的茶客们都感到十分气愤和激动。不过后来，那家茶馆所在的青云街中段，环境氛围发生了变化，茶馆和商铺都早早地闭门歇业，整条街道显得非常安静，看不到任何行人的踪迹。昏暗的街灯照耀下，云大东门外和门内布满了军人警察及便衣人员，任何人都不被允许进入也不被允许离开，我因此只能离开青云街。第二天清晨时分，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大批军警向会泽院发起了攻击。‘9·9’事件清查行动之后，学生们有的返回了家中，有的前往乡下，有的则参加了所谓的‘夏令营’活动。青云街西边茶馆里的客人渐渐变少了，说笑声和牌局叫卖声一时之间都消失了。

又过了这么多年，今天的学子还会上茶馆吗?

茶客汪曾祺

汪曾祺曾为大理撰写一副对联，内容为“苍山覆雪，洱海飘云”。他为武夷山招待所构思的另一副对联是“群山环绕窗前景致美，整夜溪水声响梦中清”，整体呈现出一种宁静安逸的意境。

这种场所，总让人想要品茗解渴。杨丽萍、叶永青、野夫、普明等人，在此共度了一个下午的茶时光。2014年，我们应邀到大理，举办了一场茶艺活动，用特制酒杯品尝浓缩的茶膏，弹唱吉他的是周云蓬，讲述趣闻的是野夫。

汪曾祺饮茶没有偏好吗，各种茶类都能接受，包括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都适合他口味，而且饮茶次数相当频繁，每天要更换三次茶叶。不过他对茶叶的等级有明确标准，上好的茶会自己品尝，普通的则用来烹煮茶叶蛋。他曾经自谦不懂茶道，却归纳出一套品茶准则，认为“深、热、满”三个字概括了茶的真谛。似乎他年轻时经营过茶馆，因此掌握了不少泡茶技巧。再说他饮茶的习惯也是家族遗传的。

汪曾琪幼年时，曾目睹祖父以宜兴紫砂壶烹煮龙井茶，随后又用精致的小瓷杯将茶汤分盛出来，供他品饮。在那个时刻，祖父一边为他讲解《论语》中的篇章，一边将泡好的茶分给他。

1947年，汪曾祺在杭州品过一次龙井茶，由此领会到水对茶的关键作用。这让他忆起在昆明饮茶的惬意时刻：策马赶往黑龙潭，纵马奔腾后，下马进入茶肆，饮一杯山泉冲泡的茶，倍感畅快。他还指出盐城的水质欠佳，泡茶宜用收集的雨水存放在容器中待用。并且认为菏泽的水最为劣质，根本无法用来泡茶。这种感觉跟胡适和闻一多在国外没茶喝时的心情如出一辙。根据他的讲述，菏泽的水质恐怕连闻一多饮用的白开水都不如。汪曾祺对花茶并不感兴趣，唯独偏爱老舍家的花茶。他曾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品尝过碧螺春，也在湖南桃源体验过擂茶。

汪曾祺认为，茶可以用来烹饪，做成各种食物，这或许是他厨艺精湛的一种本能想法。他还亲自尝试过用茶熬粥，觉得味道十分美妙。不过，他觉得用茶叶熏制鸭子，虽然带有茶香，却缺少茶的风味。由此可见，不同领域的融合并非易事。因此，茶和美食各有其位，汪曾祺非常明白两者之间的界限。

烹饪需要亲身尝试。要大量尝试，积极请教，仔细观察（研究食谱），不断练习。一道菜需要反复试制几次，才能准确把握味道和火候。冰糖肘子、乳腐肉，怎样烹调到软烂入味，这需要领悟，但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创造力。只有构思周全，才能成功完成。我以前曾用家乡拌荠菜的方法来拌菠菜。半大的菠菜，太老或太嫩都不适宜，先在开水里烫熟，然后取出，去掉根部，切成小块，加入少许盐，挤掉水分，与香干碎（北京没有香干，用熏干代替）、虾米末、蒜末、姜末混合，在盘子里堆成宝塔形，端上桌时浇上麻酱油和醋，再搅拌均匀。有位余姚的作家品尝后，评价说“非常像马兰头”。这道菜就成了我家招待临时来客时的必备菜肴。有一样食物，可以称作是我所独创的：夹馅复炸油条。油条切成约一寸半的小段，肉馅剁成极细的颗粒，再掺入少许切碎的香葱和少量榨菜碎或酱瓜丁混合均匀，**将油条小段放入半热的油锅中再次炸制。炸出来的油条口感极为酥脆，咀嚼时发出的声响足以传到很远的地方。

鲁迅如同峻岭，非历尽磨难难解其意。胡适似沃野，处处皆可感受和煦。汪曾祺宛若雅致庭园。里面有石桥流水，奇石嶙峋，修竹茅舍，野蔬清茗，锅灶碗盏，让人倍感温馨。偶尔，即便在曼松村品尝土鸡汤时，也总觉老汪相伴左右。

汪曾祺不仅是美食鉴赏家，而且擅长烹饪，做菜技艺精湛。古代那些知名的厨师都非常出色，汪曾祺对美食充满痴迷，确实过得相当明白。有一段时间，汪曾祺应江青之邀参与创作革命样板戏，老汪顺便创造了一句“人走茶凉”，这其实看得很透彻。他评价江青说过的话，认为“小萝卜去皮，实在令人扫兴”这一句说得很有道理。那会儿掌勺的厨子讨好江青，切凉拌小萝卜时，把外皮去掉了，老汪觉得，萝卜脱皮，口感就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