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大学生为何线上热聊，线下却社恐？背后原因引人深思

招募新成员期间，付明建立了微信群聊，作为青年志愿者协会的部长，她是大三学生。同学们在群内交流活跃，她便策划了这次线下聚会。然而实际效果与预期相去甚远，现场气氛冷清。

到场后彼此都不开口，只是呆呆地互相望着，仿佛都成了互不相识的人，这种情景让付明至今想起仍感到不自在。为什么见了面就一句话不说呢？她心里嘀咕着，便摸出手机，悄悄在群里插了个小图片，没想到立刻引来了大家的回应。付明手握手机伫立在原地，周遭环境依然一片寂静。

付明的遭遇并非特例。大学校园里，学生们在社交平台上互相发送图片，在群组里随意聊天，气氛十分活跃，言谈间充满欢笑；然而，一旦转换到现实中的聚会场合、课堂上的发言时间，又或者是一般的日常交流，他们却往往变得话少，陷入沉默。

近些年，社交焦虑（简称“社恐”）正变成大学生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次调研，有80.22%的受访学生承认自己有轻微的“社恐”，同时，6.90%的受访学生表示自己有较为严重的“社恐”。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强调，现在年轻人面临一种问题，他们当中很多人因为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虚拟技术的广泛使用，变得不太擅长与人交往，也不太会一起工作，这种情况被称为“社交能力不足”。

这些年轻学子是否彻底丧失了当众沟通的本领？那些在现实社交中感到不适的在校生，又该如何摆脱言语表达上的障碍？

线上“畅所欲言”，线下“欲言又止”

打开宿舍门的时候，刘响已经反复构思过无数次见面的开场白。可当真的看到室友时，他瞬间懵了，只能讪讪地笑了笑。刚进大学，刘响还在慢慢习惯和大家住在一起的日子。开学前的宿舍群里，同学们彼此间的态度已经从拘谨变得亲近，还会开玩笑、搞怪，可一旦大家住进同一个房间，最初那种拘谨的感觉又冒出来了。

刘响总结出一种独特的网络交流方法：首先询问对方的出生地，然后根据这个信息开一些地方性的玩笑，接着了解对方的爱好，再配合发送大量表情符号来拉近距离，通过这一系列流畅的步骤，很快就能和对方成为网络上的朋友。

然而这种做法在现实层面难以实施，我自己也会觉得不自在。通过微信对话框，他可以仔细推敲每个字词，发送的消息还能随时撤销，谈话内容也能暂时中断，甚至可以随意更换交流对象。此外，网络世界的记忆与现实截然不同：不断刷新的信息会迅速覆盖之前的对话，线上互动仿佛拥有更强的包容性，使人能够更自在地抒发情感，并且随时选择消失。

新一代人伴随网络环境成长，虚拟空间更像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大一学生季小馨谈到，数年前曾风靡一时的“加好友”活动：借助动漫等亚文化群体，与五湖四海的不相识者建立联系，在社交动态中交流互动，有时还会长时间保持沟通。

“然而在现实场景中，她必须顾及更多细节。”季小馨表示，只要与人对视，她就会感到十分慌乱。面对陌生人，她所能展现的神情，远不如网络聊天时发送的图片来得传神自然。“她内心存在不足，非常在意他人的评价，总是忧虑自己无法举止得体。”与人当面交流时，说话的腔调、显露的神色、身体的姿态等，能够透露出远比笔墨所载更多的内容，然而正因如此，其中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会被格外关注，因此务必更加小心。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网络环境下，个体的自我呈现拥有更高的自主性。他以听众对笑料的回应作为例证：虚拟空间里，人们能够便捷地发送一连串表达捧腹的符号；现实场景中，这种情绪的演绎则要困难许多。或许可以伪装出欢笑，但旁观者容易察觉到不真诚。互联网平台上，个体对自身形象的控制力更为显著。这也为我们的自我呈现提供了一种新方式。”

与人交谈时，短暂沉默就会让她心神不宁。巨大压力迫使她退回到习惯的网络环境，转而寻找更自在、更易把握的社交方式。

假社恐：一场关于社交成本的计算

江年自认是“线下社交恐惧症患者”，但真到了面对面交流时，他并不会显得胆怯，理由是“线下沟通需要付出太多时间，这样会影响到我的安排”。作为一名大三学生，江年承受着升学的压力，他的日常生活安排得非常紧凑：上课、自习、锻炼，每天都过得密不透风，几乎没有空隙，“如果我要参加线下社交活动，就必须打乱原有的计划，从中挤出一块时间出来。这种社交活动是有不确定性的，代价也很大”。

他在网络世界里能够自由进出，想参与就参与，想离开就离开，在处理学业或锻炼的短暂空档，会去处理那些积压了好几个钟头的讯息。读大四的许夏对此深有体会，她坦言道：“偶尔‘社交恐惧’也能当作一种挡箭牌，当我无意与人互动时，便以有社交恐惧为由。”

这类大学生并非真正害怕与人交往，而是他们多数拥有出色的沟通技巧，只是利用这种方式有选择地避开某些不想参与的社交活动。他们会根据环境和对象变换社交方式，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率地达成目标。

董晨宇谈到，如今是一个高度分散、发展迅猛的时期，在比较情感与效率时，我们更看重后者。通过文字进行的网络沟通，通常把信息传递和效率放在首位，而面对面互动则带来了更多情感交流。面对快节奏、高负荷的生活，年轻人往往先衡量社交活动的成本收益，然后才会决定是否参与。

社交方面的需求，已经暂时让位给了其他优先事项，我认为这是当下最恰当的安排。或许，等到我不再如此忙碌的时候，想法可能会发生转变。对于未来的生活规划，我不清楚自己是否会继续沿用目前的做法，但至少在现阶段，这样的安排让我感觉更为妥帖。

你永远无法在微信上拥抱一个人

与人交往，永远难以在微信上给予拥抱。董晨宇这样认为。除了效率与费用这些考量因素，现实中的社交活动依然具备无法替代的温馨感。

长期远离现实中的交往互动，偶尔也会造成实际的不便。付明表示，他曾经因为社交焦虑引发身体不适，“在状况最糟糕的时期，每逢置身于人数极为密集的场所，他就会感到天旋地转、胃部翻腾，去医院做了检查，医生指出这些症状都是心理因素所致”。

刚到高校就读期间，付明通过参与集体事务，多少学到了一些跟人打交道的方法，不过每当聚集超过三十号人的时候，她还是觉得特别紧张。付明也试着答应过几次同窗的邀约，结果每次都是因为自己闷头不语，聚会最终不欢而散。

大三男生荆晓是该学生组织的中坚力量，承担着遴选新人的工作。有位同窗递交的履历颇为亮眼，内容详实，似乎很契合这个职位。然而，他在面试过程中的种种言行，却令荆晓觉得难以苟同。

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我们询问的时候，他总是吞吞吐吐。他甚至主动给对方留情面，先为其讲解了部门的工作情况，又请对方说说自己的打算，但那位同学只是说随便。结果，他最终没能被录取。

为了防止这类状况发生，部分有社交焦虑的大学生正努力增强现实中的互动技巧。针对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的负责人胡邓提出，可以先从与少数朋友一起吃饭、运动等活动入手；对于那些确实有此需求的学生，还可以加入学校提供的集体心理辅导计划。由专业导师带领由六七人组成的小组，分阶段进行社交训练，胡邓认为这是增强人际交往能力的可行途径。

严重的社交焦虑应当尽快寻求专业帮助，较轻微的社交困难则可以通过心理辅导加以缓解。胡邓表示：“一旦出现社交困难的表现，建议大家先到心理服务部门做一番检查。”

胡邓着重指出，实施心理辅导的基础在于当事人真正意识到改进的必要性。倘若对方不认为有必要调整，那么维持“线下社交恐惧”的状态也并无不可。所有思维模式都值得被尊重，选择何种社交模式从根本上属于个人权利。

线上社交不会让我们更不会拥抱

许多人进入大学后变得孤僻，主要原因是未能有效提升社交技巧，这完全是因为网络交流挤占了现实社交的领域吗？许夏提出疑问。她认为，社交是一项需要持续培养的技能，数字工具只是创造了另一种可能性。症结不在于网络互动方式，关键在于个人是否锻炼了适应各种环境的社交本领。

荆晓在面试中发现，那些高中时期就接触过学生工作或参与过社会实践的大一新生，通常拥有更出色的语言组织与人际交往技巧。

社交技巧并非固定答案，不会打分衡量。这种能力是动态的，会随时间阅历而演变，并且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模式。

微信不会让人更加封闭。董晨宇表示，从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每个人都不是完全一致的单一个体。在不同的环境中展现不同的面貌，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无论是网络社交还是现实社交，都为人们尝试自我展现开辟了渠道。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线上交流，这本身并非缺陷，关键在于他们对自己的社交状况是否感到满足。

胡邓觉得，网络社交的流行更像是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过程。以前，玩电子游戏被认为是有害的，如今却变成了人们普遍的休闲活动。这并非一种必须纠正的弊端，而是适应了新科技环境的一代人做出的合理决定。

网络交流并未消除人们亲近的途径，而是开拓了另一种亲近的途径。许夏表示：“对于年轻一代而言，科技必将调整我们的沟通模式，但是对真挚沟通的期盼始终如一，我们在借助恰当的途径与外界形成关联。”

那次聚会不愉快地结束之后，付明不再勉强自己去参与陌生同窗举办的集体活动，经常在网络上调侃、用流行语、随心所欲地抒发，有时也会和亲近的人面对面聚会，她认为与网上的友人互动，是她偏好的社交途径，因为她觉得网络上的那个才是她本来的样子。

季小馨在最近一次面谈时，努力想要和对方进行眼神交流，下次集体活动时，她不希望再次陷入无言境地。许夏回到住处，坐在床边，住处里安安静静的，忽然，手机屏幕发光，背后的同住者突然在集体信息中发布了一条，“明日气温将低”。

根据应要求，付明、刘响、季小馨、江年、许夏、荆晓使用化名

实习生 习馨元 周家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