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个冷笑话福禄篇全集：搞笑背后的国产动画崛起之路

京城梨园在100年前的时候，戏迷们为了去支持自己心里喜爱的角儿，会去抢票，会去叫好儿，还会去写软文，所使出的花样儿并不比现在要少一些呢。近期出版的那本《旧京伶界漫谈》，向读者展示了百年前的“饭圈”是怎样进行运作的情形喔。但不管怎样去捧，“捧角儿”这件事儿呀，说到底呢，角儿才是最为根本的关键所在哟。说到角儿的时候呢，剧艺又是根本啦，有着本领过硬的角儿才有被捧的可能呀。捧仅仅只能算是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呢诶，绝对不可以指望着它能够化腐朽变为神奇的那种效果哦呜呜。倘若角儿的技艺水平没有达到到家的程度呀，任凭你捧角儿的人怎么去捧，最多也就是落得个昙花一现的结果罢了，另外还白白地多受累一番呢。这样讲来，角儿所展现之作必须要达到那种让人无法停止、非捧不可的地步，才值得去捧，才能够捧得顺利，捧得稳固 。

戏迷对于角儿着迷的程度，只有他们自己感受得最为深切，这恰似抽大烟，外人对于烟瘾具备的魔力老是觉得不可思议。烟迷享受烟瘾时刻，戏迷则是过耳瘾、心瘾时刻在心头萦绕。清朝光绪、宣统年间有人评论当时戏迷已然上升成为戏疯子，有一则笑话讲述，某个戏迷在戏园子听戏，他儿子赶到戏园子告知他家中着火这件事情，可他却声明：“回到你妈那里告知她这一出演完马上就结束，下一出便是谭老板的大轴儿，我听完谭老板的戏必定会即刻回去。”讲完之后闭上双眼接着摇头晃脑还带着拍打板子，再也不理睬他儿子。等到谭老板演唱完毕之时，他家中的房屋也已燃烧殆尽。在宣统二年（1910 年）时，谭鑫培于天津凤鸣茶园连续上演四天，其演出剧目分别为《失空斩》、《洪羊洞》、《卖马》、《奇冤报》，这四部剧目着实算得上强劲，故而每日都是座无虚席。老谭年事已高，无法每次皆使出全力，后排的戏迷难免难以听清他的唱腔旋律，于是只好伸长脖颈探出脑袋，将耳门对准戏台紧皱眉头用力倾听。聆听之际并未感触到什么异样。待这四天的戏全部听完之后才惊觉自己的脖子无法恢复原位了。那时，有人写文章讲，倘若您于天津卫看到满街都是长脖儿的人，那全都是听小叫天听出来的，（可参见宣统二年《正宗爱国报》第1190号）。

谭鑫培、王瑶卿之《南天门》

戏迷对角儿的最终表达便是捧角儿，他们捧角儿时真真切切不惜财力，而且花样繁多。把这分成前台捧、后台捧、文捧、武捧、艺术捧、经济捧等说法，这些说法之间又相互穿插，搭配着混乱使用。比如说前台文捧，意思是迷党们绞尽脑汁，搜罗世间好听的词句，去写文章、作诗、编集册、题匾额。前台武捧呢，就是成群结队提前去包厢占座儿，角儿一登台，先异口同声说一声好儿。然后不管角儿是唱还是念，肯定一句一个好儿。可别小看喊这几句好儿，这里面藏着不少门道呢。光是脖子粗壮青筋暴起没完没了拼命使出笨拙力气的人只能算是新手，老练成熟的捧角行家讲究做事能取得加倍功效。他们啊，首先把握时机特别稳，都是趁着别人喊累了，处于新旧交替衔接不上的当口，冷不丁来上一句，这很契合兵法里的出奇制胜策略。其次呢，“好”这个字必须带上腔调。这些人都喜好唱那么两下子，平常吊嗓子学习腔调对于吐字归韵，即字头、字腹、字尾这些行内门道也知晓个大概，起码喊个“好”字足以应付。所以他们喊出来的是“好哇唔”，这“好”字弯弯绕绕带着钩子，饱满响亮，既有韵味又不显得轻佻。角儿一下了台，那些捧角儿的人就全体离开了座位。在他们的眼中，只有自己心里喜欢的那个角儿，要是多看了其他人一眼，那就如同烈女失去了贞洁，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他们起身离座也是为了让戏园儿的老板见识一下，他们所追捧的这个角儿有多么能够吸引观众掏钱买票观看演出。

后台捧，这可是戏园子老板以及戏班管事身负的活儿，想尽法子把戏码往后安排，能唱大轴的绝不安排唱压轴，能唱压轴的绝不让其演倒第三，海报排序尽可能往前，名字写得像斗那般大，有的还在台前多添几盏灯，就等着角儿上台时猛地按下开关，角儿还没怎样呢，却先已浑身光彩照人。艺术捧呢，是帮角儿四处寻觅戏本子，编剧修改词儿，说戏挑毛病等着。经济捧当然就是动用白花花的银子啦。

存在着这样一些捧的方式，完全不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产生的想法。他们不但拥有组织方面的章程，而且具备方略纲目，对待这些比自身原本应尽的职责之事还要投入更多精力。大略讲来，大概呈现出下面这样的状况：

第一种，是拉帮结社。捧角儿的人因为志趣相投，刚开始仅局限于凑到一块儿闲聊角儿的某句唱腔或者某个身段，后来闲话讲述涵盖范围渐渐扩充，就连角儿的祖宗三代，哪年哪月哪天唱的哪一出戏，某句用的是何种唱腔都能了如指掌说得头头是道。你一言我一语，只是空口过过嘴瘾。当时所说的“痰迷”也就是“谭迷”，是谭鑫培的戏迷，“黄病”是名净黄润甫迷，“羊迷”乃是杨小楼迷，“瑶痴”指王瑶卿的喜爱者，“梅毒”说的是痴迷梅兰芳至极的那些人，这些称谓说的就是那些迷党捧角儿家 。

后来团体组织被生成了，他们有着书面章程，会定期举行会议。“梅社”“梅党”是捧梅兰芳的，“尚党”“醉云社”“听云集”“尚友社”是捧尚小云的，捧荀慧生的叫“白社”（荀慧生早年艺名是“白牡丹”），捧筱翠花的叫“翠花党”等等。这些社党完全是自发的，无需登记注册，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人数少的时候有数十人，多的时候有几百人。社党里面各类人士都有，摇笔杆子的剧评家必然是有几位的。角儿把演出预告一贴出来，他们就撰写一篇文章投递给报社，说的那些内容全都是夸赞的话语，这样做既给票房打了广告，又对舆论起到了导向作用，可算是一种预热 。

梅兰芳（右）、尚小云（中）、程砚秋（左）之《虹霓关》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一起购买了数目不少的票。等到戏耍开始唱戏的那一天，很早就在戏剧园子的后面等着名角到来。直到名角一下车呐，便有在前面帮着开道保护的，有帮忙去拿大衣的，到了夏天肯定还会有帮忙扇扇子的。这些人围在一起簇拥着名贵儿进入后台化装准备。名贵儿一登上戏台哒，严格来说也可不是登上舞台，仅有戏台的帘子刚刚拉开或者说是帘子还没有拉开，名贵儿嘴里仅仅发出一声“闷帘儿”哈(这是讲的演员还没有露面，先隔着帘子念一声台词或者是唱一句腔调儿)，这些人异口同声喊出这么一声“好”字。名贵儿一出现在戏台前面呐，那真算是齐场头阵喝彩不断呐。再往后，不论角儿临场发挥得怎样，在那些该叫好的地方，他们必定会叫好。因为他们还算懂戏，每一出戏都看过好多遍，对该叫好的地方十分清楚。关键情节还没到，他们就预先竖起耳朵，鼓足了气，眼睛瞪大，双手高举，提前等候着。就算角儿这句唱得不好，他们也得喊一声，只因这里原本应该有“擞儿”（就是小腔儿）。这能称作“固定好儿”，不懂“固定好儿”的就是外行。演员在台上表演就怕出现冷场。台下气氛假若热烈异常且满坑满谷的时候，他们演时才会愈发带劲。台下若是无人喝彩，台上演员便会顿时感觉无趣，心情会受到极大影响。台上演员要是不卖力呈现，台下观众肯定会对演员抱持不认可的态度，绝对不会有好评。台上台下如无法接上气儿，相互感染就难以相得益彰。

戏曲散场之后，那些痴迷戏迷群体里的摇笔杆子之人，立刻匆忙赶回家去撰写紧急完成的篇章，就在当天晚上便把所写内容送到报馆，其中部分甚至通过航空邮寄的方式投递到上海等重大码头城市相应报馆，到了第二天，追捧名角儿的宏大文章就能在报纸上得以刊载显示。他们这般行事手笔与作风，比起职业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来，丝毫没有显得逊色之处啊。那些痴迷戏迷群体之人，虽说在金钱花费上经受劳累且耗费心思谋划，然而在精神层面以及情感领域却深感十分满足惬意舒适呢。若要讲起这些所谓的“党员”“社员”，真的是完全无愧于所属组织啊。除此以外，存在一些报刊专门开设特定栏目区域，诸如“梅讯”“梅花谱”等等名称的专栏情况，随时不间断持续报道梅兰芳先生的每一个行动举止动态神态。还有部分情况更是专门著书立说并将其刊印发行流传于世间呢。专门编著《梅兰芳》一书的，是1918年署名“梅社”的人，该书经中华书局刊印发行，全书分为十章，分别是梅兰芳之事略，梅兰芳之家乘，梅兰芳之艺术，梅兰芳之魔力，剧中之梅郎观，梅兰芳之趣事，梅兰芳之比较观，各家评梅，梅兰芳之曲本，咏梅诗词，可谓面面俱到 ，咏梅诗词当中有“忆梅”“梦梅”“探梅”“供梅”“对梅”“问梅”“画梅”“咏梅”等篇章，名流樊樊山、易实甫、罗瘿公、吴天放等都有丽词佳句。1927年，京华印刷局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名为《白牡丹》，它还有个名字叫做《留香集》，荀慧生的堂号是“小留香馆”，名流袁寒云，也就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亲自担任审校工作，并且题写了“无双”的书匾给荀慧生。

第二种情况，是抬高自身的价值地位。在清末的时候，那位担任相国的人（那桐，他的字为琴轩），是非常坚定的谭鑫培的粉丝，对捧老谭这件事情做得相当到位，很够朋友的意思。在宣统元年（1909年）的时候，袁世凯在枢府任职，权力极大，在当时可谓是权倾一时。就在这一年，他迎来了自己整五十岁的寿辰，在锡拉胡同自己的宅子里举办堂会演出，这就给了那相国一次捧谭鑫培的机会。像这类堂会演出，老谭必定是最后压轴的重要角色。当时袁世凯独自坐在单独的一席上面看戏，那桐坐在第三排的位置。等到老谭马上要上场的时候，那桐站起身来一步步走到袁世凯的身旁，轻轻地把袁世凯拉到了第三排和自己同座。等到老谭一出现在台帘的后面，那相突然一下子站起身来，在众人聚集广庭大众之下，朝着老谭打了一个抱拳的手势，仔仔细细地行了一个专门表达敬意的拱手礼。袁世凯看到后，赶忙抬起臀部改变仪容行礼。如此便发出了很大的声响。次日，京城的官员、绅士、大夫见面没有不谈老谭的。在此之前，老谭堂会的戏份报酬是一百两银子，从这次开始便直线上升，没过两年，老谭收的赏钱涨到了五百两。辫帅张勋喜爱听王蕙芳（梅兰芳的表哥，唱旦角，在伶界与梅兰芳有“兰蕙齐芳”的美名），他举办堂会必定邀请王蕙芳。每到王蕙芳登台演出，他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竟然从台口爬上去，专门为给王蕙芳打台帘，有意让别人知道自己捧王蕙芳。再者，有那长腿将军张宗昌捧老十三旦侯俊山，吃饭在同一桌，睡觉在同一张榻，鞍前马后地伺候着，迎接送行都要净街戒严，就差皇上出行时的凉水泼道了。张伯驹痴迷余叔岩，他自身是余派名票。在张先生眼中，余叔岩虽说不上是圣人，那也是位贤人呀。张伯驹只跟别人谈论余派，谈完余派依旧是余派，不许提及别人。要是有人当着他的面提到了言菊朋、高庆奎等人，张伯驹根本不顾斯文，不管是生人还是熟客，当场就呵斥，出完气后黑着脸抬脚就走。他这般去做呀，是怀着给旁人看的心思呢，凭借张伯驹这三个字所具备的名望以及地位，如此这般地去护着余大贤哎，其目标仅仅是为了彰显出自身独尊余派的立场哟。

叶赫那拉·那桐

“辫帅”张勋

张宗昌

京城《顺天时报》于1927年展开选举，面向社会各界邀来投票，推选名旦角儿。有人断言，此举动疑似是捧荀慧生其“白社”所谋划，旨在使荀慧生能与梅、尚、程一同跻身名旦之林。投票结果前六名依次为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徐碧云、朱琴心：后来朱琴心停止演出，捧徐碧云的一班势力便妄图营造“五大名旦”之格局形势：只因徐碧云的综合剧艺以及人缘儿相较于前四位确实存在些许差距，最终未能成功：梅尚程荀四人功力火候虽略有不同，但确实彼此间相差不算太远。要是剧艺达到了相应水准，才能够得到一番夸赞，不然的话，只是白白花钱还遭受劳累，胡乱地进行一番夸赞，社会各界要是不认可，那也是徒劳无功的。

第三种，是排忧解难。角儿能够卖满堂，是因为他们凭借自身的玩意儿，经过多年积累所获得的人缘儿，每一出戏都存在一些基本观众。只要他们一贴出演，这些人无论看过与否，都会掏钱进入园子捧场。捧角儿家就更不用说了，他们除了过戏瘾听戏外，还时常肩负着任务。晚近的谭迷这一类，势头虽说比不上老谭时期那般旺盛，却也算得上是薪火相传。到了作为孙子辈的谭迷那里，正是30年代老谭的嫡孙谭富英走红的时期。谭富英的扮相和嗓子都很好，可有一次却遭遇了奇怪的事情。他于天津的中国大戏院贴演《四郎探母》，在“坐宫”篇章里，“叫小番”的嘎调竟然没能翻上去，台下哄起倒彩后就有人抽签离席。这一遭砸场，使得谭富英心里产生了障碍，再次贴演时，嘎调依旧没上去，部分观众依旧送完倒彩后起身离开。谭富英的父亲谭小培看出了门道，儿子这句越上不去，他越是让儿子贴演这出戏。谭小培是伶界的“名爸”，按理说谭富英早成年且挑班挂头牌了，可是一切事务都得由谭小培掌管。谭小培晓得天津戏迷最想听谭富英那唱不上去的“叫小番 ”，每场演出票都售罄，故而从不理会谭富英心理压力怎样，依旧要求儿子连续演出 。

如此这般，这帮新谭迷可不乐意了，谭富英可是他们心里面的偶像呀，老是遭遇倒彩，这让他们面子上实在过不去，然而呢，他们根本没办法左右谭小培的决定，而且呀，谭富英面临的这个难关不管怎样都得跨过去才行，不然在天津演出搞砸了那算怎么个事儿呢，事情发展到关键时候，谭迷当中的能人就想出办法来了，要说这回呢，依旧是《四郎探母》，他们先是跟戏园子进行商议，在几个不同区域各自预定了十多个座位，随后谭迷们按照位置分成不同批次埋伏妥当。当谭富英的“叫小番”中“小”字刚吐露而出时，各处预先埋设的爆破点同时轰然炸响，数十位鼓足了力量，齐声发出如同雷鸣一般的“好”。谭富英那带有嘎调的“番”字此时谁还能够听得见呢？其他的观众觉得呼喊叫好声的人必定听见了，于是也就跟着进行呼喊。如此一来，“番”字有没有上去已然没有太大关系了，反正全都被“淹没”在了“好”字之中。台下收获了丰厚的喝彩，谭富英心里的障碍完全消失，下次再演唱时，毫不费力就将其翻上去了。这般具有救驾之意的意识以及才智，能够看出这些喜爱谭富英的人并非平庸之辈！（参丁秉《菊坛旧闻录》）。

谭富英指导儿子谭元寿排练《赵氏孤儿》

这类喊好现象属于事先串通，存在预谋性质。谭富英本人不会觉得那是真给他喊好，往后依旧按原本方式唱，还是这般进行演唱。然而有些捧角之人，对于即便不应该有“好儿”的部分也喊好，甚至在表演不好时也硬生生地喊叫好，彻底无视规矩，如此行径就近似于起哄了。民初时有个叫张毓庭的以谭派为号召登上舞台表演，其技艺并非十分出色高超，演出质量并不厉害，可是台下每一句都有人喊好给出“好儿”评价。后来其他人经过打听询问，才知道是他花钱雇人前来捧场喝彩“捧角儿”的。张毓庭所具备的本领实际上相当有限，没过多久就销声匿迹无了动静，不再有任何声响。再比如说，金少山在30年代末回到京城，认真地演唱了几场之后，在台上常常犯懒，每演一出戏，就只卖一两句大嗓儿，该有的表演环节没有呈现，该去精心做的地方只是一笔带过。按理说，这样的做法是在糊弄观众，也是对自己技艺的不负责。可是，台下的观众却还是给予叫好声，这让金少山误以为自己的演出很受欢迎，观众已经很知足满意了。恰恰是这种意外获得的赞誉，往严重了说，表面上是在捧角儿，实际上却是在毁角儿。

清末民初时期，有个大琴票叫陈十二爷，也就是陈彦衡，他曾讲过这样一句话：“观剧家对于演剧家而言，贵在有监督纠正的职责，并非仅仅具备徒事赞扬称颂的能耐。梨园中的老角儿能够享有很大名气，得益于观剧者的磨砺，这方面的作用着实不少啊。”在梅兰芳身上，就有这样一个生动形象的例子。1913年，梅兰芳第一次前往上海，当时的头牌是王凤卿，为了提携初登沪上刚露舞台的梅兰芳主动提议，让梅唱一次大轴儿，上海这边叫“压台戏”。第一次在上海唱轴子，这件事至关重要，首先戏码儿必须叫得响亮，还得过得硬。花了几天时日专门排练好刀马旦拿手剧目《穆柯寨》的梅先生，在当晚演出时赢得阵阵彩声，演出堪称圆满。散戏之后，还没来得及卸妆的梅先生耳边就响起梅党几位核心人物冯幼伟、李释戡、许伯明等人的声音，他们到了后台，当时就针对毛儿向梅先生指出：“你在舞台之上时常把头放低，极大程度地削弱了穆桂英应有的风度。由于低头这个因素，不可避免地出现哈腰曲背的姿态。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不得不对你加以纠正，你理应留意把它改正过来才恰当。”梅先生一听心里便清楚了，这是自己扎靠方面的功夫尚欠缺足够的功力。他马上接受了指正，还托付他们过来帮忙整治这个毛病，于是商量妥当，要是梅在台上再度出现低头的情况，他们就把拍掌当作信号。第二天再次上演《穆柯寨》，几位梅党坐在包厢里，就专门眼睛盯着梅先生有没有低头。确实如此，演出的时候梅先生又犯了低头的毛病，台下的梅党赶忙拍掌去提醒。像这样有个三五次，梅每次都立刻改正过来。旁边的观众认为这些梅党看得兴奋得手舞足蹈得意到了极点，谁都想不通他们“三击掌”是在给梅先生“治病”。后来，梅先生讲道，于剧艺范畴之内，获取朋友这般的助力数量众多到难以计数（参见梅兰芳所著《舞台生活四十年》）。

马连良、张君秋之《摘缨会》

还有一则是张党去为张君秋主持公道，1941年，张君秋加入马连良的扶风社，给马连良先生当配角，张张君秋的唱念高亮且圆润，有着能传得很远的嗓子，扮相和表演也不错，那时他已获得“四小名旦”的称号，在北京算得上有点小名气，扶风社是规模较大的戏班社，马先生邀请他唱二牌旦角算是对这位干儿子（张拜马为义父）的提拔，马先生唱戏有个习惯喜好，喜欢用大戏来吸引观众，他演大轴戏，前面大多安排小戏码，不然时间拖得太晚，观众就会离开去赶最后一班车。所以，前边张君秋的像《女起解》呀、《祭塔》这类唱功戏，七点半就得开始演出。那个时候的观众都是冲着轴子戏来的，往往张君秋登台的时候，座位只坐了五六成，实在是有点不符合“四小名旦”这块招牌。张君秋虽然心里不高兴，可是也没有办法，因为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只能先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在这么一天，马先生计划着进行一次双出演出，前面演的是《战樊城》，大轴儿是《洪羊洞》，中间恰好能够安排张君秋演唱一出二本《虹霓关》。张刚刚跟王瑶卿学完这出戏正想着展示一番，马先生也表达了赞同之意。就在当天晚上，张党在前三排包下了数量不少的座位，目的就是为了捧张这出历经努力才呈现的大戏。然而，头本刚演唱到一多半的时候，张君秋的哥哥张君杰（负责张君秋戏班事务）跑到前台跟张党讲李鸟儿把二本给掐了，不让继续演唱了。这个李鸟儿（李华亭）接替马四立担任扶风社管事，承担邀角儿以及安排戏目的工作，权力相当大。张党一听便着急起来，立刻紧急进行商议并做出决定，对着张君杰说道：“要是李鸟儿不让演二本《虹霓关》，那么等马连良的《洪羊洞》一上演，我们所有人都离开。”就在这个时候，张党把这个决议像是军人出操报数一样，悄声告诉前排的三位跟从人员。张君杰接到命令后返回后台，不一会儿就回来禀报说李鸟儿同意演二本《虹霓关》了，然而请求张党千万不要离开，一定要听完马老板的《洪羊洞》之后再离开。李鸟儿自然是害怕马先生的《洪羊洞》一上演，前排的人“呼啦”一下全都撤走了，那样可就出问题了。按照这样的情况，所有问题已然都得到解决这般，张党算得上是有着极大功绩的一件事（参考丁秉所著《菊坛旧闻录》）。

第四种情况，是党同伐异。那些捧角儿的迷党会怀有这样一种取向，即他们所心仪的角儿必须在这个行当里处于首位位置，并且全社会人们全部都得顺着他们认可才行。仅是这份念头，在心里想想而已或者嘴里说说也就算了，然而他们却非要去贯彻执行并使之落到实处，但这无疑是困难重重的。四大名旦之中，梅先生位列首位，这不仅不存在任何争议，而且其他三位不仅也都心服口服，与此同时谁也没有办法去撼动其地位。尚迷、荀迷都没有产生非分之想，唯独程迷内心并不甘心。他们觉得，凭借程老板的唱腔以及他在观众中的人缘儿，完全具备与梅大王争夺旦角儿准则之可能性。程砚秋早年拜于梅兰芳门下，曾给梅先生充当二旦角色，之后又拜王大爷（即王瑶卿）为师，从而创出“程腔儿”，其发展起色显著增大，可以说他那段时间风头也算是较大的。从早先的模仿梅、学习梅，慢慢地就转变为追赶梅。程腔儿的粉丝们一见程砚秋发展势头这般旺盛，就怂恿他对抗梅甚至超越梅 。

梅兰芳之《太真外传》

梅先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享有很大的名声了，况且他还先后在日本、美国、苏联这几个不同的洋码头都演唱过分外精彩的大戏剧目，当然啦这其中是梅党在资金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并且他也见识过西洋戏剧。仅仅凭借这一点，另外三位似乎很难比得上他。程迷里面人才众多，有擅长文的，有擅长武的，有家境阔绰的，有身份高贵的。擅长文的有罗瘿公、陈三立、陈叔通等人。罗瘿公不仅花费将近一千大洋给程砚秋赎身，程砚秋的师傅是荣蝶仙，而且还为他编写剧本。陈三立对于程砚秋演剧可以说是事务不管大小，在许多方面都给予了协助。家境阔绰的人里面有金融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张嘉璈、银行行长许伯明等人。在那官衙之中，存在着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等人物。当时，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是梅党，而副总裁张嘉璈属于程党，张嘉璈正打算排挤冯耿光从而取而代之，于是便托付有着“文化膏药”之称的李石曾去捧程砚秋（当时人们戏谑地称之为“张官李代”）。李石曾身为国民党文化派元老，专门负责文化方面的事务。其时恰好赶上法国退还庚子赔款，李石曾便从中拨发出十万大洋，使得程砚秋能够前往欧洲重点考察法国戏剧，为此还邀集了各界名流一百余人在中南海福禄居进行会餐，以此为程砚秋饯行，这一番举动动静可不小。一年多后，程砚秋由欧洲考察归国，终于补上这一课。

1936年，梅兰芳经由沪返回京，周一至周五在第一舞台进行贴演，周六、周日这两天留给他人。这五天自然是每逢贴演必定客满。尚小云、荀慧生都避开其锋芒，尚仅在周六、周日两天进行贴演，其他几天停工。荀干脆前往外码头演出。程派戏迷便打算与梅兰芳唱对台戏，鼓励程先生在周一至周三于中和园贴演。梅兰芳多年在上海演出，难得回到京城，并且技艺精湛，观众们都是舍弃程砚秋而选择梅兰芳。看到这种情况，程派戏迷就在戏码上动起了脑筋。于他们而言，会先用心去探听梅的戏码儿，像梅先生在周一之时的戏码稍稍显得软些，随之他们便会让程老板去贴出自身极为专长拿手的好戏，这情形就好似田忌赛马一般。梅党这边也是存有警惕心的，本来平日里每日都是座无虚席满堂的，可这天却忽然锐减至成约八成之众了，如此便使戏码当中隐藏的门道显现出来了。因而他们便进而让梅先生在每晚均得上演那些比较硬派有难度的剧目或者是双场演戏登台演示。第一舞台乃是于北京而言规模最大的戏园子。其能容纳人数可达两千余人，而中和园仅仅只能容纳一千来个座位罢了。不管是从演出时的震撼声势来看，还是从所获取的票房收入方面去考量，程相较于梅而言，都是要稍逊一筹的，可以说程是不及梅的。所以在北京的这一阶段回合较量当中，程想要做出类似超越梅的成绩，最终却未能达成所愿成功实现目标（丁秉鐩《菊坛旧闻录》）。

程砚秋之《梅妃》

1946年，梅、程在上海再次进行对垒，在这一回当中，双方的班底均十分硬整，梅这边有杨宝森、俞振飞、姜妙香等，程这边有谭富英、叶盛兰等。梅、程存在师生之谊，并且都讲究戏德，各自都进行忖量。二人在事先有过沟通，打算错开档期，然而不知是程迷也好还是梅党也罢，对角儿的影响力绝对不可小看，总是想着让梅、程在上海对战一次。梅先生本来是乐于谦让他人的。可是档期不知因何就没有调整开，结果还是碰上了。虽说捧角儿家另有目的，但是梅、程对垒终究是很难遇到的梨园大事。来的人有来自南京的，有来自长沙的，还有来自汉口等地的。戏园子对戏迷可谓是极为关照，每一出戏都是连着演出两天，观众在今天于这儿聆听梅派的戏，在明天前往那儿观赏程派的戏，两边都不会耽搁。如此一来，梅派与程派的戏每天都是座无虚席，两位名角挣得了丰厚的报酬，剧院方面也收获了充足的票房，戏迷们虽说花了金钱，然而却充分过足了戏瘾，三方都是满心欢喜。梅派和程派的戏迷团体自然是没有比出谁高谁低，分出胜负啦。

（此文摘选自张文瑞所著《旧京伶界漫谈》，由中华书局于2018年6月出版。该文最初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中华书局1912”，经授权后，澎湃新闻进行了转载，当前标题是由编者拟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