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文艺|钱谦益隔空“击败”苏轼

2026-02-05 -

常熟人钱谦益,在苏州的历史文化里,是相当重要的人物。钱谦益生于1582年,卒于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晚年号蒙叟、东涧老人。常熟也叫虞山,因此世人称钱谦益为“虞山先生”。钱谦益在万历年间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了探花的成绩,从此进入文人士大夫的队伍,逐渐成为有名的散文家和诗人,和吴伟业、龚鼎孳一起被称作“江左三大家”,他是明代末期实实在在的文坛领袖。

在北宋中期之际,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位文坛领袖,其对于后世文人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这个人便是苏轼。有两位分别处于不同时期阶段的文坛领袖,很明显地,他们之间恰似身处甚远之地毫无关联可言,可钱谦益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原由却执意想去隔空怒怼苏轼呢?

钱谦益画像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虽空有一腔热血,且具备一身才华,然而从他所写下的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中,得以看出他当年生活的艰难困苦,其写道“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聊以欣慰的是,在黄州期间,小妾王朝云为苏轼生下一个儿子,在中国古代,存在着“洗儿”的风俗,在婴儿降生三日或者满月时展开行动,为邀集亲友为婴儿洗身,基于此命名所称之为“洗儿”。到了现场的众人,都会讲出自身对于那婴儿的美好期许,祈愿这个小孩成长之后拥有健康的体魄、美妙的前途。这样一种以洗儿作为主题元素的诗作,被称呼为“洗儿诗”。苏轼回想起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遭遇,万分感慨地创作了一首名叫《洗儿戏作》的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苏轼这首诗的大致意思是,尽管每一个人在生下儿子之际,总是满心期望其能够聪慧机灵, 然而我却因自身的聪慧,致使一生都受到了影响。我仅仅期望儿子愚笨木讷,能够避开灾祸苦难,而后顺利升职至公卿之位。

即便冠名为《洗儿戏作》 ,且如此违背常理 ,期望儿子日后愚笨迟钝 ,还能位列公卿 ,当中蕴含着苏轼诸多感慨与讽刺。苏轼年少成名 ,才华出众 ,借科举考中榜眼 ,顺利踏入仕途。即便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 ,苏轼依旧秉持独立思考 、知无不言之态度 ,上奏表明与王安石不同政见。最终因言获罪 ,历经种种风波 ,被贬至黄州。“我被聪明误一生”,这是何等痛彻的领悟,正是因为想到所历经的官场荣辱兴衰、波折重重,在痛苦平复后深切期望儿子不要像自己这般因聪慧有主见而招来灾祸,所以写下了《洗儿戏作》。

苏东坡画像

要是那种愚笨且迟钝的人,没有灾祸磨难居然能够当上大官,这难道不就是明晃晃的“躺赢”情形吗?钱谦益针对苏轼的躺赢思想,创作了《反东坡洗儿诗己巳九月九日》进行反驳:

坡公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

还愿生儿獧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钱谦益所作这首诗,其大致意思是,苏轼生下儿子时担忧儿子太过聪慧,而我呢因过于愚笨致使一生都被耽搁,我依旧期望儿子能够狡谲机灵,不久之后能够步步高升,直至官居公卿之位。

探花之位高中后的钱谦益步入仕途,那情形真可谓是春风得意,而后被授职为翰林院编修。然而没过多久,他就遭遇了人生头一遭的无妄之灾。只因身为东林党人,钱谦益受到了排挤与压制,有那么一阵子返回家乡常熟赋闲着。那位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世人尊称为“东林先生”的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学术所确立的信条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皆传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都需关心”。钱谦益受到了这般潜移默化的影响,读书之时也没忘却报国之心。仅有遗憾的是,于1610年他成功摘得殿试一甲第三名,一直到1644年明朝走向覆灭,在这跨度为34年的时段之中,历经三次起伏兴落,其累计担任官职的时长竟未曾超过6年。

与榜眼苏轼相同,探花钱谦益曾被现实残忍打压,虽满怀热血且才华横溢,却报国无路。钱谦益把无法平步青云、居列公卿的缘由,在痛定思痛后归结为太傻。据钱谦益的观点,在明代末期那般的政治生态里,唯有拘谨自保且会投机取巧之人,方可守住高官厚禄。当然,换个角度而言,钱谦益或许并非真心认同这般所谓的“聪明”之处,而是无奈地对社会现实弯腰妥协了。

倘若真如钱谦益所提到的那般来讲,假使苏轼存在 “獧且巧” 的情况,那必定是不会针对王安石变法去提出半点带有反对意味之见解的,并且也绝对不会在生活当中饱尝那诸多磨难的。要是苏轼呈现出 “愚且鲁” 的状态,不去把自身所拥有的主张给表达出来,而是就此成为一个惯于随波逐流、只会人云亦云的人,那么他就断然不会遭受像这般数量众多的那些磨难了。

钱谦益诗文原稿

钱谦益跟苏轼一道作为文坛领袖,一同遭遇宦海沉浮,一同有着诸多诗文流传于世,一同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千古之名。在钱谦益与苏轼那种隔空之交流里,他们二人都自认为因所谓“痴呆”、“聪明”而耽搁一辈子,一个期望儿子“獧且巧”,一个期望儿子 “愚且鲁”,进而官至公卿。苏轼、钱谦益是不是真心期望儿子这样,后人无从知晓,然而他们借由诗抒发了对“邦无道”的政治环境的愤懑与无奈,还抒发了身为父亲的拳拳爱意以及殷切期望,真可谓殊途同归。

(本文原发“苏州档案”,作者朱晋訸,经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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