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上海：陆小曼在这两座城书写别样双城记？

陆小曼究竟出身何处？若细究其来历，她乃上海之女，而常州则是她的祖籍所在地。陆小曼的祖父陆荣昌，在清代因躲避“太平天国”的战乱，迁移至上海定居。陆小曼便是在那里出生，直至6岁那年，她随母亲前往北京与父亲团聚。

上海承载着她的故乡情结，北京见证了她的青春岁月，这两座城市对她而言，意义非凡。

01

北京的潮涨潮落

陆小曼自6岁起便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随后在9岁时升入北京女子中学继续学业，13岁时又转学至北京圣心学堂。这所学校在当时被视为一所贵族化的国际学校，其学生群体以外国学生为主，而少数的中国学生则多为官宦之后，“只有那些出身于北京军政界部长级官员家庭的小姐才有资格入学”。

陆小曼的才智与才艺让她迅速崭露头角。在十六七岁那年，圣心学堂便将她推荐至外交部，协助接待外宾。她精通外语，举止得体，言谈机智，这些都赢得了外交总长顾维钧的高度赞誉。在北京社交圈中，她备受宠爱，与上海的唐瑛齐名，被誉为“南唐北陆”。

跻身名媛行列，自然离不开美貌的加持。陆小曼的美貌在照片中无法完全展现，她的五官柔美而清秀，气质中透露出一丝忧郁与颓废，笑容灿烂且极具魅力，身姿曼妙，嗓音甜美，风情万种。即便步入中年，傅抱石仍赞叹道：“陆小曼的名声并非虚有其表，她堪称东方才女，即便年过半百，风采依旧不减。”

这种气质显然超越了美貌的范畴，陆小曼不仅擅长诗词绘画，书法也颇具特色，她的蝇头小楷尤为人称道，而且她还能歌善舞，涉猎演艺。她待人接物热情洋溢。人们常说：“在男性中，有梅兰芳；在女性中，有陆小曼，他们的交际能力都十分出众，单是见过他们一面的人，都会被他们真诚的态度所打动。”

可以设想，18岁的陆小曼是如何地风华绝代——她年轻貌美，才华横溢，且家境优渥。

她家确实底蕴深厚，陆小曼的父亲曾就读于早稻田大学，长期担任财政部及赋税司的司长职务，并创立了中华储蓄银行，引领了我国银行业零存整取业务的诞生。陆小曼的母亲吴曼华出身名门，对古文有着深厚的造诣。在他们的九个孩子中，陆小曼是唯一一个幸存下来的。

这样的家庭背景，这样的女孩，自然在社交圈中备受瞩目。然而，随着她越发成为家中的宝贝，受到的关爱与保护也日益增多，陆小曼的父母便迅速为她挑选了合适的伴侣。

19岁那年，陆小曼闪婚了。

她和丈夫王庚从订婚到步入婚姻殿堂，整个过程仅耗时一个月，堪称一场真正的闪电式结合。当时，甚至有人将他们的婚礼比喻为“快速行驶的列车”。

闪婚的原因大概是陆小曼的父母对王庚太满意了。

王庚，无锡人士，其祖辈曾显赫一时，然而到了他父亲那一代，家道已然中落。他本人堪称学业上的佼佼者，1911年成功考取公费留美资格，1915年于普林斯顿大学荣获文学学士学位。紧接着，他又考入西点军校，接受了全面的高等军事教育，与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同窗共读。1918年，王庚顺利从西点军校毕业。1919年，王庚随顾维钧、陆征祥一同赴巴黎和会，担任翻译一职。回国之后，他结识了在外交部担任翻译的陆小曼。这位兼具文才与武略的年轻才俊，深得陆小曼父母的心意。而陆小曼本人，似乎也对这段关系持赞同态度。

1922年，陆小曼与王庚在北京盛大联姻。鉴于陆家的雄厚财力以及双方的显赫地位，这场婚礼的盛大程度不言而喻。

（陆宗麟的婚礼）

陆小曼的侄女陆宗麟回忆称，那对新婚夫妇曾度过一段为期六个月的幸福时光，但随后矛盾频发，争吵不断。其中最激烈的一次，王庚在唐瑛等陆小曼的女伴面前，指责她道：“你还有人性吗？”此后，陆小曼干脆选择长期居住在北京的父母家中。

这些争吵背后是双方不能弥合的分歧。

正如陆小曼所言：“结婚后经过一年的摸索，我才逐渐领悟人生，认识到男女的结合并非他人随意安排，若在性格和思想上无法相互契合而勉强结合，这无疑是世间最为痛苦的经历。”

简而言之，这场婚姻过于草率，陆小曼年纪尚轻，夫妻俩性格和兴趣大相径庭。若非徐志摩的存在，他们或许会选择分居但不离婚，如苏雪林与丈夫张宝龄；或许会共同养育子女，但关系表面和谐实则心灵疏远，甚至可能发生出轨行为，类似凌叔华与陈西滢的例子。

不幸的夫妻各自承受着不同的苦难，若他们命中注定要共度一生，那么或许只能在支离破碎的婚姻里忍受痛苦与做出让步。

那种折磨极为残酷，对于陆小曼这样年轻、真挚且被宠爱长大的女子而言，简直难以想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徐志摩的出现显得顺理成章。即便没有徐志摩，或许也会有其他类似的人物，为陆小曼的生活带来光明。

1924年的秋季，徐志摩与陆小曼在一场新月社的聚会上相遇。那时，徐志摩已与张幼仪解除婚姻关系，成为了一位单身男士。不久之后，两人坠入爱河。到了1925年，徐志摩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旅程，他期望在那里等待陆小曼获得个人自由。

徐志摩的友人对此段感情并非普遍认可，其中不乏同情并给予支持者，诸如金岳霖、刘海栗、郁达夫等人；然而，反对的声音亦不少，有人视陆小曼为“一个典型的俗艳交际花”；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持谨慎的观察态度。

北京社交圈曾将陆小曼视为宠儿，如今却对她显露出冷漠与敌意。那些昔日以与她结交为荣的文人墨客，如今纷纷对她进行严厉的批评。

1926年10月，梁启超在那一场声名显赫的婚礼上发表的教诲，对陆小曼而言，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北京，这座陆小曼名扬四海的起点，却也是她心中伤痛的根源，因此她迫切地希望即刻离开这座都城。

02

上海的黑色温柔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结合并未能平息公众的议论，胡适曾向他们提出建议，让他们前往欧洲深造，一方面可以继续学业，另一方面也可以暂时避开舆论的风头。然而，这一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他们回到了徐志摩的故乡——浙江海宁硖石。徐志摩的父母对这段婚姻持反对态度，并未出席婚礼，尽管他们深爱着自己的儿子，也曾尝试接受儿子的新妻子，但遗憾的是，两人的相处并不融洽。徐家两位长辈迅速离开了硖石，随后迁往与前任儿媳张幼仪以及长孙阿欢同住。

原因不难猜想，看不惯志摩太疼小曼。

张邦梅，张幼仪的侄孙女，在其著作《小脚与西服》中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其内容与家庭伦理剧的情节颇为相似。

老妇人怒气冲冲地说：“晚饭时分，她仅吃了半碗饭，便可怜巴巴地请求：志摩，你能帮我把这碗饭吃完吗？”她心疼儿子：“这饭已经凉了，志摩吃了可能会生病。”

陆小曼坚持乘坐由六名轿夫抬着的豪华轿子，这待遇恐怕只有初婚的新娘才能享有，她还要求徐志摩将她抱上楼。这样的行为让徐家的两位老人感到极度不适，他们怒不可遏，于是选择投靠前儿媳，甚至没有给这对新婚夫妇留下任何生活费用。

徐志摩不久后便在光华大学谋得教职，于上海安家落户，并将双亲接至身边同住。上海的环境相对更为安定，而且父母往往难以抗拒子女的意愿，这或许是对新婚妻子的一次补偿。然而，这样的大家庭生活并未持续太久，徐家父母对陆小曼与翁瑞午过于亲密的关系感到不满，不久便搬至前儿媳张幼仪所居之处附近居住。

翁瑞午既是票友，又是一位按摩医师。在他的精心按摩下，陆小曼那长期不适的身体终于得以短暂地得到舒缓。不仅如此，他还诱导陆小曼染上了鸦片之瘾，在烟榻上，他们相对而坐，共同吞吐着烟雾。

徐志摩回到家中，便爬到了烟榻的另一端，与陆小曼并肩躺下。据我所见，陆小曼与翁先生整晚都在吸食鸦片。今晨，我发现他们三人蜷缩在烟榻上，翁先生和陆小曼躺得歪歪扭扭，而徐志摩则卧在陆小曼的另一侧，空间狭小，几乎要跌落到榻下。

徐家两位长辈怒气冲冲地离场，这一幕不难想象。外界对此现象不乏戏谑之词，甚至有些低俗的小报编造出不堪入目的段子。

1927年12月17日，上海的小报《福尔摩斯》上刊登了一篇名为《伍大姐按摩得腻友》的文章，作者署名为“屁哲”。这篇文章的标题和作者名字都彰显了其低俗趣味，内容则是讽刺名人的黄色故事，描述了按摩师洪祥甲与交际花伍大姐之间的风流事。伍大姐身材娇小，姿态曼妙，宛如成人，其形象让人联想到陆小曼。伍大姐的丈夫，具有书生气质的“诗哲余心麻”，明显是指徐志摩。而余心麻的前妻，即“弓叔衡的妹子”，指的是张幼仪。至于那位名叫洪祥甲的按摩师，他的身份则是翁瑞午。

《小日报》紧接着发表了《陆小曼二次现色相》一文，该文由“窈窕”署名，其内容模仿了伍大姐的文章，对徐、陆、翁之间的传闻进行了证实。这一举动在上海社交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侧目之情不难想象。

徐志摩对簿公堂，面对《福尔摩斯》杂志的老板吴微雨与资深编辑平襟亚，代理律师詹纪凤和陈则民巧妙地规避了法律漏洞。他们一方面辩称诉讼主体错误，指出自己的文章仅涉及伍大姐、余心麻等人，另一方面指出伍大姐因裸体画已被罚款三十元，不应再受双重处罚。最终，此事不了了之，让人感到十分憋屈。

陆小曼的心境与处境可以略作猜想。

她和徐志摩的结合仅仅维持了一年多，然而徐家两位长辈以及徐志摩那些持观望态度的朋友，对她的态度并未有所缓和。她的父亲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以及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等问题，已经陷入破产的境地。这段婚姻，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历了痛苦的挣扎，却依旧充满了苦涩。

当然，解决之道是存在的，正如徐志摩的亲朋好友所期盼的那样：她应成为一位贤良的妻子，为徐家繁衍子孙，将徐志摩的生活作为自己的核心。

对于陆小曼，这种转变是困难的。

她的身体状况不佳，曾经历过手术，因此丧失了生育子女的能力；作为一个在公主般的庇护下长大的女性，若她像传统女性那样放弃自我，以丈夫为生活的中心，这难道还是我们曾经理解的纯粹的爱情吗？

他们搬了家，却没有离开上海，也没有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

王映霞在回忆中提及，1928年她的住所与陆小曼的住宅毗邻。陆小曼的排场颇为显赫，出行时总有一辆私人汽车相伴。而我们，当时外出要么乘坐黄包车，要么选择步行。陆家仆役众多，包括司机、厨师、男仆，以及数名贴身丫鬟。这些丫鬟们年轻貌美，穿着时尚，若非熟悉，恐怕会误以为她们是陆家的小姐。陆小曼肆意挥霍，对所购之物从不犹豫，全然不考虑家中的经济状况，也不去计较价格的高低。她甚至曾一次性购买了五双高档女式皮鞋。家中的经济大权掌握在她的母亲手中，她向我们倾诉着苦衷，抱怨道：“每个月至少要花费五百银洋，有时甚至高达六百，这个家真是难以维持，我真的无法承担。”

陆小曼的生活习惯源于她的成长环境，一个富裕的家庭让她从小对金钱缺乏认识。即便在日后生活陷入困境，她的慷慨性格依然难以改变。此外，来自各方的批评让她感到焦虑不安，她便通过放纵的消费来寻求心理上的慰藉。

1930年，上海与北京的抉择再次摆在了面前。徐志摩在北京大学执掌教鞭，他放弃了上海与南京的职务，期望陆小曼能一同前往北京。然而，陆小曼却做出了拒绝的决定。同年，陆小曼的父亲不幸离世。进入1931年4月，徐志摩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作为儿媳的陆小曼却未能获得参加葬礼的许可。

1931年11月，徐志摩遭遇空难，他身边携带的陆小曼所作的山水长卷，幸因存放在铁制箱子内，才得以幸免于难。

丧礼异常盛大，大厅内人头攒动，挽联悬挂满墙，花圈从灵堂延伸至庭院深处。然而，在这场徐家不认可的葬礼上，未亡人陆小曼的处境显得格外复杂微妙。

陆小曼此后的人生颇为朴素，她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复合与再婚的提议，始终身着素色衣衫，不事任何装饰，同时她断绝了社交活动，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志摩全集》的编纂工作中。

翁瑞午这位推拿医生，在她家中长住不返，时间一久，便选择了留驻。他们未曾步入婚姻的殿堂，亦未曾选择分手。

翁瑞午对她情深义重，在经济上竭尽全力支持，直至家产耗尽；陆小曼对他亦始终如一，建国后她经济自立，亦资助了当时生活困顿的翁瑞午，并且抚养了翁瑞午与女学生的私生女。

1954年，商务印书馆成功寻获了陆小曼在抗战时期前所交付的《徐志摩全集》的原始稿件。

1956年四月，陈毅市长在参观一幅画展时，有幸目睹了陆小曼创作的山水画作，了解了她近来的生活情况，随即决定，任命她为上海文史馆的一员。

1958年，她正式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一名专业画师，并加入了上海美术家协会。她的个人简历中记载道，她29岁那年，徐志摩遭遇空难不幸离世，自那以后她便一直身体欠佳。到了1938年，即她35岁的时候，她与翁瑞午开始了同居生活。然而，1955年翁瑞午犯了错误，不幸患上严重的肺病，至今仍需忍受咳血之苦，医疗费用高昂，此外还要负担一个孩子（毛毛头）的生活费用。我常常身体不适，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一直不佳。即便翁瑞午的女儿偶尔会给予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但这并非常态。在1956年之前，我未曾外出工作，整日闭门在家阅读书籍，鲜少外出，直至后来加入了文史馆。

1961年翁瑞午去世。

1965年，陆小曼离世，她生前的心愿是与徐志摩同葬，然而这一请求却遭到了浙江徐家的婉拒。尽管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骨灰变得难以寻觅，但她至少未曾亲身经历那场风暴，或许这正是上海给予她的最后一丝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