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剑:从古人的智慧中领悟中医精髓
导语:本文是彭剑教授关于古代医药文化的访谈,读起来令人回味无穷。“孔子讲究干之道,重阳气;老子讲究坤之道,重阴气。阴阳两大哲学体系的对峙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主流精神。”彭教授的解读,让我很想回到校园,听一堂“古代中医文化”课!
对话中国古代医药文化
杨:去年您在湖南中医药大学开设了一门选修课,叫《古代中医文化》,这门课是国内中医药大学开设的第一门选修课,据说反响很好。能不能谈一谈您开设这门课的初衷?
彭:我早就想教这门课了,中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结晶,中医治病有其独特的方法论和长期的历史经验。
当代西方的科学精神强调分析、量化、实验、逻辑,而中国古代走的是辩证思维、内省、启蒙的道路。这至今仍是中医最重要的思维特征。对于医学这样一门以实用为目标的学科来说,采取这样的方法论是了不起的,在当代自然科学中更是绝无仅有的。
杨:中医有句名言,“医者仁心”。是这个意思吗?
彭:对,学中医讲究“悟”,中医理论中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精气神、比拟、象思维等等,都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的。如果只是想学一些中医有效的方剂、药物,那不难,但要学中医的精髓,能够从心性上悟,沟通心灵,使思维进入理论与临床高度统一的境界,没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做基础,很难培养出这样的悟性。
杨:最近,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杨叔子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当今世界缺少的不是科技人才,而是人文人才,他要求博士生背诵《论语》和《老子》《道德经》。中央电视台1月24日对此进行了报道。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
彭:我深深同意杨叔子教授的观点,我想这不仅是一个当代科学家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表现,也是对人文精神的呼唤。
20世纪的科技成就超越了人类几千年来文明成果的总和,但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破坏。21世纪,科学应该被赋予更多的人文精神,这样人类才不会因为科学的发展而自我毁灭。很多有远见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杨:哦!前几年有人提出要“让医学更有人文关怀”,也是表达了同样的想法,对吧?
彭:是的。医学是研究人的科学,是治病救人的科学。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成研究对象,而应该给予人更多的人文关怀。医学领域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已经走在其他自然科学的前面了。现在其他自然科学家也提出这个问题,可以引起人们的警醒和深刻的思考。
杨:关于孔子的《论语》和老子的《道德经》,您能不能多谈一谈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
彭:孔子、老子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老子思想的核心是道,“道法自然”。他们的学说只讲人,不讲神,只讲生,不讲死,以人为本,贯穿着真正的人文精神。
如果“地球村”里的人们能采用这两种理论来协调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未来世界的美好是可想而知的。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复兴、大繁荣的时代,老子的理论尤其被看好。
杨:我记得黑格尔说过,在孔子的《论语》中看不到太多的辩证色彩,更多是一些道德说教。
彭:在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看来,确实如此。《论语》中有很多关于伦理道德的论述。孔子认为,要实现“仁”的理想,必须用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这就是“礼”;必须从每个家庭成员做起,这就是“孝”;要从个人的道德修养做起,这就是“德”。
这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志向和行为准则。
张仲景《伤寒论序》云:“能治君亲之病,救贫贱之灾。”把学医与忠君、孝父母、仁民联系起来;孙思邈《千金方序》云:“人命关天,虽千金,有方能治,德高于此。”把学医与修德联系起来;宋代范仲淹提出“不能为相,则为医”;元代理学家朱丹溪弃儒从医,无不受到仁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名医薛生白的孙子在为祖父所写的墓志铭中,只字不提祖父的医术,却大肆宣扬祖父跟随理学家讲学的轶事。文学家袁枚怒斥他:“学在行,不在讲学。上学仁道,夫子能以所学仁于民,不使民夭折,此孔子之学,安于老而心不老。何以比学在位高而学在位,何须舍而求他物?”
在古代真士大夫的心目中,医生是一个践行仁爱之道的重要职业,因此历代儒医大都注重道德修养。
孙思邈的《大医誓词》、龚欣的《医训》、龚廷贤的《从医十要》、李慕言的《学医规范》、陈实公的《从医五诫十要》等,均以仁爱为核心阐述了医生应具备的道德规范。
杨:薛生白有个绰号叫“一飘”,出自孔子对颜回安于贫贱、乐于生平精神的赞扬:“一碗饭一瓢水,居陋巷,人不忍忧,而颜回不改其乐。”这个绰号大概就是为了表达他的志向吧!仁学之道确实对历代医者的品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彭:是的。古代的医生大多安于清贫,不以医术求富。我一直认为,医生、教师不应该追求个人的财富,否则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因为他们的职业是高尚的,肩负的使命是神圣的。选择这个职业,就应该有“清贫更要有志气,不放弃冲天之志”的初衷。
阳:孔子重阳,重阳气,主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有人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精神。这对中医学术研究是否也有影响?
彭:是的。中医学术最权威的流派“伤寒派”重阳气,张仲景创制的护阳方丰富多彩,有辛温解表、甘温健脾、温化寒湿、温通心阳、回阳救逆、扶阳抑阴等。医家偏爱温药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宋代以前,直到元代医家朱丹溪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才纠正了这种偏向。
杨:他提出如此截然相反的学术主张的依据是什么?
彭:依据是宋元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他认为,人体内有一种火,位于人体的下半部。正常情况下,它是生命之火;一旦受到欲望的刺激,它就会变成邪火,灼伤人体的阴液。人不可能没有欲望,所以人的一生总是处于火旺阴弱的状态。朱丹溪本人就是一位理学家,他在讲这套哲学道理时确实很有说服力。
杨:宋明理学是孔子学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其中有一个著名的认识论命题叫“格物致知”,这也是儒家的方法论。不过,宋明理学是用来研究伦理思想的,而不是用于社会实践的,似乎带有很多理想主义的色彩。
彭:古代医学家掌握了这个方法论之后,就运用到医学研究中,有很多新发现。朱丹溪最重要的著作叫《格致与论》,他的“格物”就是临床实践,观察病人的症状。
由于他是浙江人,没有去过北方,江浙一带地势低洼,气候炎热,他所治疗的病人自然多为阴虚体质。所以他提出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看似有些偏激,但其实是他长期“体物”所获得的新认识,其中蕴含着宝贵的地理思想。
明末吴又可“格物致知”,考察当时“邪灵”盛行的特点,提出反传统观点,成为中国医学史上杰出的传染病专家,其成就可与16世纪意大利著名传染病专家弗拉卡斯特罗相媲美。
李时珍的“格物”就是研究药物。他说:“虽名为药,而其性理之考,实吾儒家之格物之学。”结果就诞生了一部巨著《本草纲目》。
杨:说到《本草纲目》,它最伟大的成就可能就是它的分类学思想。
彭:是的,李时珍按照“由贱到贵”的原则把药物分为十六类,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蔬菜、果实、木、衣物器皿、昆虫、鳞片、贝类、鸟兽、人。在16世纪,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基本勾勒出了世界上万物从水生到陆生、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从矿物、植物、动物到人的发展过程,给后来的达尔文、林奈等很多启发。
李时珍“分门别类,各有分门”的思想,来自儒家经典,如《尔雅》明确把事物分为动物、植物、矿物三类。分类学的思想,来自《易经·系辞上》中“同类者聚,同类者分门别类”的思想。
儒家分类研究思想对医家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李时珍,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张介宾的《本经》等,都是杰出的代表。
杨:孔子主张“传而不作”,认为古人比自己聪明,只要把古人的作品讲清楚就可以了。这种思想好像对中医影响比较大?
彭:是的,这种观点对中医的传承影响很大。从古至今,《内经》的注疏者有四百多位,《伤寒论》的注疏者就更多了。无数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医家投身于“注疏”的行列。至今,《内经》和《伤寒论》仍被视为中医的至高经典,至今无人跨越或突破它们的界限。
杨:一个学科十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根本性的理论突破,怎么会有生命力呢?
彭丽媛:从现代科学角度看,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德国科学家、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曼施博在中国进行了20年的研究,最后得出结论:这是因为中医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成熟、有效、一致的方法论,可以独立治疗疾病,而不受现代科学的影响。
毫无疑问,这一与当代科学截然不同的方法论,正是《内经》和《伤寒论》所创立的。历代注家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了注解,并融入了自身的经验,使得这一方法论更加系统完整。这是中医发展的独特道路,其中“注家”的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当然,历代医家都受到儒家“立德、立功、立言”教诲的影响,写下了大量总结临床经验的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杨:说到方法论,中庸不就是孔子处理问题的方法吗?《论语》说:“中庸之道,至深莫大矣!”“礼之大,和也。”
彭:中庸平衡论对中医治疗理念影响很大。《内经》强调“审察阴阳所在,调和之,以平衡为目的”;“阴阳和则神治”。发汗、吐泻、和、温、清、补、消等中医治疗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将阴阳气血调和到平衡状态。善于调和是中医的特长。
杨:中医治病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王道”,一种是“霸道”,这不也是孔子的治国之道吗?
彭:这是比喻。攻法如“暴政”,用刑罚来治理国家;辅法如“王道”,用道德来教化人民。孔子主张用王道,少用或不用暴政。中医讲究扶正祛邪,总是兼顾两面,但还是多补少攻。“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治病用猛毒,多虚则停”,总是保元气。孔子主张仁政,用王道,但历代统治者不怎么采用。相反,中医使用辅法却很盛行。
金代有张子和,主张以汗、吐、泻三法治病,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说。明代有张景岳,主张补阴阳、补气血,虽遭清代医家徐灵泰严厉批评,但其《景岳全集》至今仍流传甚广。
医生不能只治病不顾人,应该避免用伤害身体的药物。如果用“王道”的目的就是基于以上两点,那就不是胆怯,可以理解。但真正明智的医生,应该能够全面诊断,该补时,该攻时攻,平衡病情。
杨:中医以养生之道而著称,孔子在这方面一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彭:当然有。比如他说:“死有三种,不是命定的,是自作的。睡不着,吃不着,劳累过度,病就会死。”这是从睡眠、饮食、运动三个方面来探讨生病、短寿的原因。他还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长寿”,讲的是开阔的胸怀、乐观的情绪与长寿的关系。
杨:这可不只是在讨论如何养生,这段文字不仅描绘了一种审美境界,还充满了哲理,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古代的文人从中得到了启发。
彭:所以,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艺术、医学等等,都是一脉相承、相通的。如果你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你也就理解了中医的真谛。当然,对中医理论有重要影响的,不只孔子一个,老子的影响可能更大。
孔子强调乾道的阳刚精神,老子则强调坤道的阴柔力量。阴阳两大哲学体系的对峙与融合,构成了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精神。因此,对于刚刚进入21世纪的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来说,读一读《论语》和《道德经》,领略古代先贤的智慧,反思20世纪科技发展的功过,或许是必要的。
杨:我还想多说呢!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讲讲老子、孙子吧。
本文摘自《湖南医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作者:彭建、杨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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