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卖课争议的齐泽克，是如何成为文化符号的？

斯拉沃热·齐泽克，1949年诞生于斯洛文尼亚（即前南斯拉夫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他既是作家也是学者。自21世纪初，他的作品中文版开始引进，齐泽克的名字便在中文读者圈中逐渐传开。近年来，他的影响力更是如日中天，蔓延至网络世界。在b站客户端搜索“齐泽克”一词，会呈现多达34页的视频资料；学院派对其评价为“一位将生命融入教科书的哲学家”以及“最知名的鼻炎患者”；据蓝鲸新闻报道，在退款通道开启之前，28日当天，该课程在b站平台的通识科普排行榜上位列第五，这一排名是基于销量等数据的综合排序结果。

齐泽克在中文网络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这一现象与他全球范围内的流行程度相仿。为了追溯这位学者如何进入公众的视线，埃利兰·巴莱尔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从社会学的视角撰写了《就这样，斯拉沃热成了齐泽克》一书。这部学术性的传记着重探讨了齐泽克的兴起、成长以及被社会接受的过程，他的知识成果和媒体参与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该书的中文版已于今年出版。在公共领域数字化的大背景下，齐泽克或许代表着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形态，他所扮演的“傻瓜”形象已演变为一个标志性的品牌，频繁出现在网络平台上，迅速走红并广为流传。

步骤一：炮制“拉黑体”，齐泽克的横空出世

这是一个古老的笑话，源自已不复存在的东德。故事讲述了一位德国工人获得了在西伯利亚工作的机会。他深知所有信件都会受到审查，于是向朋友提议：“我们约定一个暗号，若你收到的信件是用蓝色墨水书写的，那便是真话；而若是红色墨水所写，那便是谎言。”

一个月之后，朋友收到了第一封信，信中用蓝色墨水书写道：“这里的一切都相当出色：商品种类繁多，食物供应充足，居住的公寓宽敞，供暖效果良好，电影院播放的都是西方的精彩大片，而且漂亮的女孩随处可见——唯一难以寻觅的是红色墨水。”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红墨水短缺”的趣闻，由齐泽克讲述已有三十余载，堪称其经典笑谈。其中，齐泽克独特的文风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擅长讲述笑话，且不乏粗俗之语；他善于用简单易懂的例子来阐释哲学，同时巧妙地映射政治现象；他经常运用二元对立的分类方法（例如红墨水与蓝墨水），却又总能将这些对立面搅和在一起，得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第三种结论，让人惊叹不已。齐泽克的这种独特发言风格一直伴随着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屡见不鲜，其强烈的感染力和鲜明的特色，已经成为了他个人身份的显著标志和辨别真伪的重要依据。

埃利兰·巴莱尔将这种具有齐泽克风格的语言特点命名为“拉黑体”。这个名称本身就揭示了其本质，即它是对黑格尔和拉康两种语体的融合，吸取了二者的优点。之所以提及黑格尔和拉康，是因为齐泽克的“拉黑体”之所以能够崭露头角，正是源于他在自己的英文首部著作中，将黑格尔和拉康的理论作为其论证的基础，这一做法使得他在西方学术界声名鹊起。

在1989年问世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齐泽克呈现出了他较为成熟的哲学思考成果。他不仅突破了知识领域的固有界限，还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回归到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并对其进行了拉康式的创新解读。这一过程，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在此之前，马克思常被视作黑格尔的批判者，被视为黑格尔辩证法向唯物主义转变的体现。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齐泽克及其所代表的卢布尔雅那学派试图寻求一种途径，以减轻前述两种观点之间的对立，并打破现有的僵局。首先，拉康的“拉黑体”理论助力齐泽克在学术领域实现了重要的跨越。

1989年，正值全球局势经历剧烈变革的年份。齐泽克借助拉康与黑格尔的理论武器，对南斯拉夫的分裂进行了深入剖析。在西方学术界眼中，他似乎是在运用西方的自我观念来解读东方的异质文化。同时，齐泽克将流行心理学的个体表述与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相结合，使得众多读者能够理解和接纳这一观点。齐泽克将自己的位置明确设定在东方与西方、大众与学术的交汇点上，这一点与他出生于斯洛文尼亚的背景有着密切关系。斯洛文尼亚位于全球地缘政治版图中的“非东非西”地带，因此齐泽克自小便有机会接触西方的大众文化产品，以及西方的哲学和文化理论。他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成长，却并未盲目崇拜；他顺应了知识潮流的大方向，同时也能够保持自己独立的批判视角。他时而站在左翼马克思主义者的阵营中，时而与那些质疑马克思主义的人并肩前进。然而，在众多关乎人类生存境遇的问题上，他提供了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洞察。随着“拉黑体”的初次亮相，齐泽克步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聚焦于聚光灯下。

步骤二：抓住了每个重点事件，让评论疯狂被传播

自21世纪以来，公共领域经历了技术的巨大变迁，准入门槛变得更为宽松，知识的广泛传播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信息的剧增。视听媒介的持续革新，暗示着口头表达相较于书面文字，更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面临的新挑战是：不仅要在纸张上完成工作，还需将视线转向屏幕，并参与到与同行的注意力争夺战中。与此同时，网络的广泛覆盖特性使得它能够同时展示来自全球各地的信息，让公众深刻体会到这个世界的快速变化，仿佛每天都有可能发生震撼人心的大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齐泽克的狂热投入以及“拉黑体”的独特风格，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自《黑客帝国》电影在千禧年之际上映以及9·11事件爆发以来，齐泽克几乎未曾错过任何一个全球关注的焦点事件。他将抽象的哲学理论与民众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并在不同场合及时发表自己的见解。每当事件热度稍减，他的评论便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他还会对评论内容进行即时修订，细心地将小写字母更正为大写，力求语言风格更加口语化，且言辞流畅。事件与对应的反应同步发生，营造出一种时间上的紧缩感以及戏剧化的氛围。金融危机爆发、“阿拉伯之春”席卷而来、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他似乎从未错过任何一个公开发言的绝佳时机。2011年，齐泽克在纽约祖科蒂公园参与了“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行动，他引导民众高声讲述那个众人皆知的“红墨水短缺”笑话，这导致原本庄重的气氛中不断涌现笑声，同时也使得他这个知识分子形象被贴上了与众不同的标签。

在《相似：斯洛文尼亚社会中的仿像与自我》一书中，文化人类学家格蕾琴·巴克记录了一位教授对齐泽克在2016年于佛蒙特大学发表的演讲的观感：仅凭听觉聆听尚显不足，你必须目睹他疯狂挥舞的手势，以及他那大声疾呼、唾沫飞溅的面容，这些仿佛在引导你的视线。他以肉体之躯诠释了这种思维模式所蕴含的紧张与折磨，这让观众深刻体会到，若在心中并存两种对立的观点，会是何种景象。不仅如此，齐泽克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无论是演讲还是访谈，都受到粉丝的热烈追捧，他们将这些内容记录下来，上传至网络，广泛传播，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他在媒体化公共领域中的国际影响力。

齐泽克在多部电影与纪录片中频繁亮相，其中，《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在2012年尤为出色，在影评网站烂番茄上获得了高达93%的观众好评。在影片中，他深入剖析了多部影视作品，观众得以一窥他家中的厨房布置，了解他对“马桶即意识形态”的独特见解，以及他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对可口可乐成为欲望象征的成因进行的阐释。夸张的举止与言辞相得益彰，齐泽克在镜头前毫无保留地展示自我，这使得他难以不被置于观众关注的焦点；埃利兰·巴莱尔在其著作中披露了调查结果：大约有26%的受访者坦言未曾拥有过齐泽克的任何一部作品；而高达69%的人声称，他们“至少”观看过齐泽克的10个在线视频。他们并非通过研读齐泽克的书籍，而是通过聆听他的演讲，通过电子屏幕吸收他的思想，最终成为了他的追随者。

步骤三：自我抄袭，重复再重复

不仅收获了无数点赞与转发，齐泽克的“梗”在互联网上被大量复制和产出。众多网络用户在齐泽克的语料库中尽情嬉戏，享受其中的反叛与颠覆。他们挑选出最具“病毒性”的片段，与他人分享，共同欣赏。这使得“齐泽克”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品牌，旗下每个热门商品都经过受众的投票、消费和检验。在交流与解读的过程中，原本的文本信息被层层剖析，最终形成了精炼且高效的“齐泽克”文化象征。

在知识领域，以往人们难以想象会有如此广泛的受众参与。在19世纪之前的印刷时代，阅读与书写长期分离，阅读一度被视为特权阶层独享的行为，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解读者。直至20世纪，随着识文断字能力的普及，普通民众得以接触阅读，然而，将写作视为主动、将阅读视为被动的观念仍深入人心。米歇尔·德·塞托，这位法国学者，在《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一书中，对上述观点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阅读并非简单的接受，而是一种“偷猎”行为。文本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阅读能够激活文本，让思想在无拘束的状态下，将不同文本串联起来，甚至在其中大胆地“抗议”或“缺席”。总的来说，阅读同样具有积极的功效。

在20世纪80年代，德·塞托洞察到“我们的社会正以视觉的癌性增长为特征，知识的状况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观点至今依然适用。在当前的数字知识生产和消费模式中，观看行为已远超阅读，尤其在知识普及和民主化的今天，观看占据了更为主动的地位。一方面，数字平台配备了众多互动按键，使得用户得以更频繁地表达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另一方面，在众多繁杂的知识信息中，用户如同被一张无形的阻力网所包围，难以对那些尚未了解的知识内容形成更为深刻的理解。

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一书中，德国学者哈尔特穆特·罗萨提出，随着新媒介拥有近乎无限的存储能力，时间逐渐丧失了其非线性特征和辅助定位的作用。由于在互联网上，信息数据可跨越不同的时间节点被输入，它们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且这些信息被连续不断地、不分等级地整合在一起。这些信息资料实际上是以一种有条理的、按照固定时间顺序的方式，以各式各样、支离破碎的形态进行排列的。时间与空间的场景如同万花筒般不断变换。这种现象使得人们在知识迷宫中探索的意愿减弱，反而更愿意停留在触手可及的事物上，并操控他们的积极实践。

实际上，齐泽克在知识创造方面的习性，与互联网时代的语言环境有着惊人的契合。他倾向于将整段整节的文字，直接从一本书中剪切过来，然后毫不犹豫地粘贴到另一本书中，进行自我复制，这种行为几乎像强迫症一样，反复不已。此外，在面向公众的知识创作中，他频繁运用所谓的“学术术语”，提及众多“学术权威”，却很少对这些术语或人物进行详尽的阐释。齐泽克似乎在内心深处挑选着若干关键词，并借助这些关键词构建起自己的段落结构。然而，对于观众而言，这种因果关系的构建过程并未显现，他们所获得的只是缺乏深意的“超文本”。无论如何，作为互联网领域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超文本”鼓励观众主动探索、自行感悟。至于齐泽克所采用的“超文本式”语言，同样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它不仅激发观众去解读，还促使他们主动投身于将个人日常生活抽象化为理论体系的实践中，对学术界垄断知识权威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

于是，随着齐泽克读者群体的不断壮大，埃利兰·巴莱尔指出，这些人不仅吸收并重新诠释了他的知识观点，却对它们的理论根基视而不见。探究这些观点的起源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在网络文化中，娱乐至上的原则占据主导。网络文化正沉浸于齐泽克的思想，而齐泽克也在这片网络文化的海洋中游刃有余，他们共同将“齐泽克”塑造成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标志。

争议：“跳梁小丑”和“江湖骗子”？

齐泽克在爆红的同时，也承受了相应的损失。他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成为“权威型知识分子”，不愿像传统学者那样埋头苦读、孤芳自赏，而是努力将自己融入公众之中，成为一个平易近人的思想家。他通过媒体的选择获得了成功，却牺牲了自己原本庄重严肃的学术形象。2013年，他与知名的美国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乔姆斯基批评齐泽克将理论术语当作一种姿态，频繁地展示。同时，一些学者也给齐泽克贴上了“跳梁小丑”、“江湖骗子”等标签。

一些网友对齐泽克看似矛盾的立场感到困惑，指责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个体，纷纷取消对他的关注，就像在b站卖课争议事件中，网友们对齐泽克的愤怒一样集中。因此，埃利兰·巴莱尔将齐泽克称为“牺牲型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从始至终似乎都存在着某种矛盾。巴莱尔联想到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所面临的审判，认为哲学家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将真理传播于众，而这样的代价之一便是可能遭受指控，被指为腐蚀他人。

自2013年的那次辩论以来，齐泽克似乎不再频繁为自己进行及时的解释。根据埃利兰·巴莱尔最新著作中的数据，自2016年起，齐泽克文章被引用的频率呈现出下滑态势。齐泽克在2017年也透露，他两年前几乎每月都能在《卫报》上刊登文章，然而如今他却不再被列入其中。我激怒了所有群体，从左翼到中间偏右的自由主义者无一例外。似乎，齐泽克在互联网上的活跃度正在逐渐降低，然而，他对学术界和公共领域的深远影响却依然在持续。

参考资料（按文章出现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