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中的千古笑柄！国力不强迷信仁义，理想竟被闹剧埋葬？

春秋五霸之中，宋襄公宋兹甫无疑是颇具争议的一位。相较于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和楚庄王，他们文治武功均十分卓越，足以跻身五霸之列。然而，宋襄公之所以能位列其中，主要得益于他的仁义行为。遗憾的是，这些仁义之举恰恰成为后世对他评价否定的关键所在。

宋襄公的仁义要从他即位开始说起。

公元前652年，宋兹甫之父宋桓公病情严重。依照当时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宋兹甫本应接替君位。然而，他在宋桓公面前诚挚地请求，愿将君主之位让予其庶兄目夷，理由是目夷年长且品德高尚。宋桓公遂将此意告知目夷，目夷却回应道：“将国家拱手相让给更有德才之人，这不正是最大的仁义之举吗？我在这一点上，实在无法与他相比。””于是目夷为了躲避宋兹甫的让贤就逃走了。

宋兹甫虽未能将太子之位拱手相让，最终却登上了宋国君主的宝座，成为宋襄公。

宋襄公登基后便力推仁义之道，并致力于借此途径角逐中原霸主之位。他亦步亦趋地追随齐桓公，致力于巩固齐国的霸权地位。特别是在公元前651年的葵丘之会上，他应齐桓公之邀，承担起照看太子昭的重任，使得宋国与正处于巅峰时期的齐国暂时站在了同一阵线。

公元前643年，齐桓公离世，齐国五位公子——无亏、元、潘、商人和太子昭——各率党羽，为争夺君主之位展开激烈争斗，导致齐国陷入一片混乱。在此背景下，太子昭抓住机会逃至宋国，向宋襄公寻求援助。宋襄公以言出必行著称，便竭尽全力协助太子昭重返齐国，登基为君。

各路诸侯迅速收到了宋襄公发出的邀请，希望他们一同协助将公子昭护送至齐国登基。然而，宋襄公的影响力有限，大多数诸侯对此置若罔闻，将宋国的邀请置之一旁。唯有卫国、曹国、邾国这三个较小的国家派遣了少量人马。结果，宋襄公只得亲自带领四国联军启程前往齐国。

齐国得知此事后，其贵族本就对太子昭抱有同情，又因对宋军实力不甚了解，遂将公子无亏及奸臣竖刁处决，并驱逐了齐桓公的宠臣易牙，于国都临淄恭迎太子昭归国。太子昭因而顺利登基，成为齐孝公。

宋襄公因此在诸侯中开始小有名气。

随着齐桓公的离世，诸侯间的霸主之位出现了空缺，于是宋襄公便产生了模仿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的想法，企图借此机会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

公元前639年，宋襄公在鹿地举行了一场诸侯会盟，此时齐楚两国君主亦同场相聚。然而，宋襄公擅自以盟主身份自居，此举令齐楚两国君主心生不悦。更令人遗憾的是，宋襄公未征得齐楚两国同意，便擅自决定当年秋天在盂地再次召开诸侯会盟。

目夷此时对宋襄公进言：“凭借小国的力量去争夺诸侯的霸主地位，只会招致灾祸。”然而，宋襄公并未采纳他的建议。

在抵达盂地之前，目夷再次建议他率领军队同行，以备不时之需。但宋襄公坚持己见，认为不带军队的决定是他主动提出的，且已与楚国达成协议，因此他决定遵守诺言。

约定之日将至，宋襄公执意未携军旅赴约，而楚、陈、蔡、许、曹、郑六国君主均已莅临，楚国更是暗中部署了军队。鉴于宋襄公与楚成王曾因争夺诸侯霸主之位而争执，楚成王便趁其不备，派人将宋襄公擒获，并将其带回楚国拘禁，意图借此机会攻取宋国。数月之后，在鲁僖公的调解下，宋襄公方才重获自由。

宋襄公返国之后，得知郑国力挺楚成王谋求诸侯之霸主地位，遂决意出兵征讨郑国。目夷曾力陈劝诫，但宋襄公却固执己见，不予理睬。

周朝在公元前638年，宋襄公率领军队进攻郑国，郑国于是向楚国寻求支援。楚国派遣了能干的将领成得臣领军，对宋国的国都发起了攻势。宋襄公考虑到国内可能出现的变故，不得不从郑国撤军。两军的部队在泓水附近相遇。

楚军开始涉过泓水河，向宋军发起猛攻。目夷提议：“敌军人数众多，我方人少，正好趁他们渡河之际将其击溃。”然而，宋襄公表示：“我们自诩为仁义之师，岂能趁对方渡河之际发动攻击？”待楚军成功渡河，开始在河岸布置阵型，目夷再次说道：“现在正是进攻的好时机。”宋襄公则回应：“还是等他们阵型摆好之后再行动。”楚军摆好阵型后，楚兵奋勇冲锋，迅速击败了宋军，宋襄公的大腿更是被楚兵射中受伤。

宋军在战斗中遭遇惨败，损失极为严重，众人对宋襄公未采纳公子目夷的建议表示不满。然而，宋襄公辩称：“有德行的君子不应在他人危难之际加以逼迫，也不应攻击尚未摆好阵势的敌军。”目夷则反驳说：“战争的最终目的是取得胜利，何必拘泥于旧有的规矩。若真要遵从您的说法，那不如直接向敌人投降，又何必再继续战斗？”

宋襄公的这一异常举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以至于他长期以来都成为了后人讥讽的焦点。

然而事实上宋襄公的这一举动背后折射的却是他鲜为人知的野心。

在早年，齐桓公与管仲共同决定将吕昭立为太子，并委托宋襄公给予关照。齐桓公离世后，其五个儿子为争夺王位展开激烈斗争，原齐桓公的宠臣易牙和竖刁支持公子无亏登基，吕昭无奈逃至宋国避难。经过一番波折，吕昭在宋襄公的支持下，成功击败其他公子，最终登基成为齐孝公。

在齐桓公的时代之前，宋襄公曾东征鄫国、南援徐国、西平晋乱、北筑楚丘，建立了赫赫战功。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与齐桓公并肩作战，共同尊崇王道，抵御外敌，对于维护周朝的统治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宋襄公是具有一定名望和实力的。

当时周王室显得软弱无能，秦晋地区正值饥荒肆虐，齐国内部问题丛生，郑、卫、鲁等国家亦不过是人口稀少的小国。宋襄公不仅拥有相对雄厚的国力和众多贤能的辅佐大臣，而且享有让贤的仁义美誉——他曾推举兄长目夷为君主，目夷却婉拒了，从而成为国家重臣。鉴于宋国享有最高贵的公爵爵位，其政治地位远超其他国家，宋襄公自然而然地认定“霸主”之位非他莫属。

身为商王朝血脉的继承者，宋襄公对成为霸主的梦想充满热切，他内心深处渴望重振商室的辉煌。然而，目夷却以劝诫的口吻说道：“天意早已远离商朝，若君王试图振兴，此乃不可宽恕的罪过。”因此，宋襄公必须拥有一面能够赢得天下人拥护的旗帜。然而，他的身份地位使得宋国无法借助“尊王攘夷”的口号来联合各路诸侯。最终，他不得不将关注点转向了“仁义”这一理念。

坚守仁义之道或许并非错误之举，但宋襄公却未能洞察时局之真相。

宋国国力不足以震慑周边各国，然而宋襄公却坚信仁义之力胜过军队，对此深信不疑。他忽略了周天子与齐桓公曾因军队强大而败北的历史，更未察觉自己身处华夏国际体系从周王室一统天下转变为各国各自为政的无政府状态的时代。诸侯列国纷纷走向“兵者诡道”的实用主义，这使得宋襄公试图复兴西周“礼义之兵”的贵族战争传统显得无的放矢。

最终宋襄公的行为只剩下了作秀的实质意义。

宋襄公的身影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消失，不知有多少人会在某个时刻缅怀那个曾在沙场上静待敌军布阵的他。尽管他的固执中蕴含着古老文明的余温，但他的败北却预示着铁血时代的曙光即将破晓。在理想与现实激烈冲突的漩涡中，他以个人的悲剧收场，为中国文明的转型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而这份沉重将永远警示着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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